惠娟： 　　 这是你离我们以后第三次过年，往年你在家时总是由你操办在家祭拜先人，儿女们一起吃年夜饭，迎接新春的到来，这次我偷懒了，事先通知去武夷路老家与弟兄家一起过年，年夜饭安排在附近的《外婆家》酒店，由朱立儿预定，我买单。 　　 除夕早晨天气晴朗，我仍如往常一样六点半起身，做晨操，吃早饭，看书写讲稿。九点过，我与朱刚儿及保姆三人一行，乘公交车转三号线轻轨至延安路站下车。一路走去，那儿延安路绿地在阳光照耀下，太美了，过去经过时从未注意过，现在这儿的环境比过去好多了。我们三人沿着延安路漫步经安西路到武夷路，直至我的老家武夷路245弄4号。老家是一幢三层的花园洋房，是我父亲在1948年用六百两黄金为代价买下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开了一家普普通通的玻璃店。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社会上出现抢购潮，父亲把被抢购的货物转买了刚建成的这幢洋房，当时房产商急于脱手，我们屋后面仍有二幢还没有建成，但出资造房者却逃亡台湾了。在一九四八年末我们家移居到那里，你还记得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在那儿长大的。解放后，当地的业余学校与我父亲商量，想借我家五间空房作临时的办公用房，这样我们家还留下七间自己用，事先约定他们找到办公用房，便把房间还给我们自住。本来这是自住房，不是出租房，谁知他们有了办公房不兑现承诺，将五间房间让他们的职工住了。这所学校仅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便把房子改造了，从此我家再也没法收回自住了，我兄弟几次要求打官司，把房产收回，我压着说以后再讲，没有精力去找这个麻烦事，将来国家会落实政策的。所以武夷路如今还留着七间，是我们四兄弟共有的。我有一大一小，目前住着儿子朱立一家三口，另外四间住着我三弟三口、我四弟四口，我大兄弟有一大间和汽车间，这就是我老家的状况。平时兄弟也难得相聚，借除夕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聚一次吧。 　　 我们三人十点一刻到了武夷路老家，看见我儿子与二位弟媳小夏与小周都在厨房间忙着烧菜。我父亲留下一笔现金，我们四兄弟没有把它分掉，作为“公款”用于四兄弟相聚时的开支。大弟弟永绥要初二才来上海，所以昨天就我与二个小兄弟与朱立儿一起相聚。我上楼到我大兄弟那间，那儿已摆开祭拜的桌子，点了香烛，这次我们一起把你和父母及先人一同祭拜。我在祭坛前鞠躬致敬，过去是我与惠娟你一起祭拜和怀念先祖的，现在是我一个人了，你也上了祭坛成为祭拜对象了。房内墙上还挂着父母当年的照片，那时他们不过四十多岁，还那么意气风发，人之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我下楼在朱立那个房间坐了回儿，朱立为我沏了杯茶，问孙儿朱鸿雁在家吗？立儿说：还没起床呢。我说十一点过了，怎么还不起床？立儿说：他昨晚与朋友游戏活动，回家晚了。随后，立儿去叫了一声，鸿雁下楼来见我了。鸿雁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他学的是会展专业，毕业于上海大学，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月薪六千多元，工作也很出色，正在负责航海博物馆的设计工作，要赶在世博会展出，博物馆的地点设在滴水湖边。他下楼后，我问他前天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的，他说送女朋友回家后，到家已经一点半了，所以起床晚了。前天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在外面聚餐，是他的同学和她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我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到论婚嫁的程度了吗？鸿雁说，女朋友给他发出通牒，明年是她的本命年，本命年不能结婚，要不当天就去登记结婚，否则要耽搁一年。我问：此女朋友是怎么一个人，他说她家就在武夷路凯旋路口子上，是舞蹈学校专科毕业，现在戏剧学校读本科，工作是化妆品销售。我问，你觉得她怎样，他说她有一点任性，他俩双方正在磨合。我说任性，便是只从自我出发，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从自我出发转向从客体出发，思考问题和处置事务，如何使自己适应客观的环境，到了这时候她也就成熟了。其实二个人生活在一起就是互相宽容对方的过程，你工作到深夜赶任务，她受得了吗？我说这不可能在婚前完成这个磨合，而是在婚后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两个人的生活是共同的，互相照应的，任性是天真童趣的本色，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又问鸿雁她的家人对他有何看法？他说只见过她的妈，没有见过她爸，但见过她的许多亲戚，他们都说好。我听了以后就问，这次是女友向他挑战，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怎么能这样匆忙呢？我说，这既是闹着玩，也是真的，这是人家试探你对她的态度。我说你打一个电话告诉她自己准备了身份证和户口簿，马上一起去民政局登记，反过来将她一军，请她上家来，今天吃年夜饭是四点半起，你们俩吃一半便上她家吃，看她能否应战，如果她不应，说明她胆量不够。鸿雁说，他还没有与爸妈商量好，我说这是你们俩的事，怎么让爸妈作主呢？怎么还是父母之命媒婆之言呢？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我又问，你们还议论过什么别的？鸿雁说议论过房子，她还要自己学开车。我说谈房子干什么？又不是跟房子结婚，你们二个人一起生活，可以两边父母家都住住，然后自己租房住，积累了财富再买房子，不要做房奴，这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恋爱结婚是二个人之间感情上激情的碰撞，要那么多附加物干嘛？那还有激情吗？我说我父母的结合，是母亲主动，我父亲家几乎一无所有，她母亲反对，她就离开家跟我父亲过日子，有了我，她母亲也认了。我的祖父、母是抽大烟的，家里穷得一无所有，是我父母一起把家业挣起来的，财富不是来自婚前的，是婚后两个人共同创造的。我说我与你奶奶结婚也很简单，两个人在一起养儿育女，终生相伴，我工作忙，她能为我顾好这个家，这是两个人激情的产物，不是利益交换的产物，我关押了十多年，是你奶奶一个人把这个家挺过来的，靠的是互相支持来维护好这个家；你爸妈结婚，你出生时，我都在牢里呢。我保外就医时，也一无所有，讲什么经济条件，那真是什么都说不上，两个人相爱就能为它牺牲一切，这就是爱情。再说你们父母这一代，他们的婚姻也简单得很，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便能真诚地厮守一辈子，便能互相体谅，我们这个大家还没有闹离婚的先例。两个人结为夫妇，不是没有矛盾，有矛盾也凑合着过，不要在爱情，婚姻上添加那么多附加物，现在80后的青年不是主张裸婚吗？我赞成，干吗把那些令人面目可憎的房产商、银行家们的贪欲沉重地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如蜗牛一样，苦苦地向上爬向你们婚姻和恩爱生活的殿堂的时候，变成他们的奴隶，掠夺你们终身的劳动成果。我不相信按揭那一套办法，因为这不公平。双方父母在你们身上加上各种外在的负担，你们千万不要当一回事，大丈夫要一人做事一人当，其实结婚只要一间普通的婚房就可以了。即使是临时性的也好，其实，作为政府，他们也应该为你们准备养儿育女的地方，因为这也是社会的使命，社会也应该对你们负责，结婚养儿育女，是为社会作贡献呀！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延续呀！千万不要认为有了财富就有美满的婚姻和爱情，相反，它可是累赘和不幸的源泉，多少婚姻的破裂是为了财富，不要把你们的爱情与婚姻作为双方父母商品交换的筹码，这公平吗？我不赞成父母对儿女婚事过多的挑剔和干涉，父母可以为儿女多创造一些条件，但最终的选择权是你们自己，不是你们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把情感放在第一位的，人家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唯心主义者，我心甘情愿，物质生活条件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创造，让别人去讲低俗的唯物主义，而且你年龄差不多了，该结婚就结婚吧。摆脱一切世俗的眼光，要敢于鄙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和婚姻，最牢靠的是你们之间相互的忠诚不二，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破除对财富的一切迷信，也许人们会说我这个观念太陈旧了，时代变了，要跟上时代。我不赞成，这不是时代进步的表现，而是一种倒退落后的表现，你们祖父、父母辈都能与旧思想的牢笼决裂，你们怎么不能与这种倒退的思潮决斗呢？要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如果你们真心相爱，就该拿起勇气才对，我讲了这番话，由孙儿鸿雁自己去思考。 　　 中午我们在武夷路老家用餐，弟兄家庭与我们一家人相聚一起，我把与孙儿鸿雁谈话的意思挑开了，大家还能理解，当然各人认可的程度不同，这也很自然。下午我在四弟朱永强房间内聊天，看侄儿朱隆的婚纱录像，他们生活在一起八年，才拍婚纱照。他俩一起办了一个网上购物的企业，事业有成，都是他们婚后自己创造的，侄儿放弃中兴公司的工作，媳妇放弃了东方航空公司的工作，白手起家办企业，财富靠自己婚后去挣来的。下午四点，女儿女婿及外孙都来了，我让外孙与孙子去进行交流，他们俩都到了婚龄，外孙徐文杰研究生毕业一年，考进了中国银行做计算机软件，工作不错，也在找朋友。晚上我们一起在《外婆家》酒店吃年夜饭，十四个人一桌，吃得很快活，餐后回到武夷路老家，四弟在门口放烟火、鞭炮，然后外孙徐文杰开车送我回家。 　　 回家后，我看报，看杂志，保姆小荀的几个同伴小江母子及大卫来了，她们四个人在后间一面打牌，一面看春晚的节目，我则认真阅读最近二期的香港传真。有二篇文章还比较好，夏小林那篇《著名公众人物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的文章写得不错，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肆无忌惮地曲解中央文件，打压公有经济，为私有化鸣锣开道，实在不应该。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想从所有制问题上根本颠覆公有制经济，让管理人员在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公有制企业，在中国全盘实现资本主义的私有化，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几乎成为我国许多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识。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潮，市场万能思潮泛滥的结果是这次全球性起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它波及全球，我们也遭殃，靠私有化和自由化永远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目前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吉林通纲事件便是前车之鉴，这是中国的工人不希望再一次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凯恩斯主义产生在英国，就是为了要调控市场的供需关系，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更不能事事以美国的做法为尺度作为我们衡量是非的标准，不能以美国经济为标准来搞“两个凡是”，不能教条式的照搬外国的东西，如果那样的话，最终必然是一败涂地。我们该清醒地对待这股思潮，这是一股非常反动的思潮。我还读了《高岗问题若干考证及其他》，作者张文木的考证还是可信的，高岗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卖国主义的问题，一九五四年处置高岗应该是正确的，怎么能把中国东北三省变成加盟苏联的第十七加盟共和国，再造一个满洲国呢？一切唯外国势力和影响是从，崇洋媚外，对自己民族没有信心的人，最终逃不了卖国主义这一条不归之路，我们可要警惕这样的事情。《韩非子》在“八奸”那篇文章中，讲到的最后一奸就是“四方”，韩非子说：“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还说：“令臣以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者亡也。”现在重提高岗这件事，确实也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高岗的问题，为高岗翻案不得人心。他落得这样一个结局，罪有应得，不值路人同情。这不是说与高岗曾经共事过的同志都有问题，那是两回事，高岗是高岗个人的事，高岗在去东北以前在陕北那段工作还是好的，这些都要区别对待，但高岗在东北借外以制内确实是一件卖国主义的行为。重新讲清楚这个问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现在许多右派的朋友都希望借助海外那些大国的影响来压迫我们国家，改变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新历史条件下的“四方”之奸，这可要大家提高警惕。当然，他们的图谋是永远不可能得逞的，其结局只能是民族的败类。只要我们懂得这一点，那就不可怕了，他们表演得越充分，只能越暴露他们狰狞的面目。 　　 保姆们还在热烈地观看春节晚会，我疲倦了，便上楼，上床睡了，听着楼下电视节目的声响，我慢慢进入梦乡。 　　 除夕这一天我便这样过去了，最后记下我这一天的生活和思考。不会毫无意义吧！次晨，初一醒来，照一下镜子，看到自己一付老态龙钟的样子，头上毛发都白了，口中牙齿疏落，没有几颗了，不管什么人，一旦落于老病界，都难逃生死墟，况此世道如此匆匆又促促，虽然自己眼前还没有什么急病痛，不知明年此日又如何？留下的日子无非是老牛拖破车，行行复行行，不知何时何处是终点。 　　 　　 作于2010年2月14日虎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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