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下） 　　 ——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 　　 王绍玺 　　 　　二．在清查“5?16”运动中的接触 　　1971年3月21日，我本来正根据朱永嘉的布置，借住在文汇报社，和几个同志一起，整理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提供的理科大批判资料，深夜忽然接到徐景贤秘书通过报社转来的电话，马上到康办贵宾室开会。我赶到后，房间里除王洪文、徐景贤外，还有几个人都不认识，而且似乎都互不相识。经王洪文介绍才知道，一是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军二师师长刘忠朴，二是市专案市批办负责人翁默清，三是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成员郑惠仪，再就是我。王洪文说，找你们开这个小会，是因为出现了紧急情况，朱锡琪（文汇报造反派头头，市革会常委，因67年4.12炮打张春桥被挂职）在干校听说要清查“5.16”畏罪潜跑。清查“5.16”，北京、江苏早已开始，声势很大，我们一直没有动。张春桥要我们马上行动，今天就有个任务。此时，王的秘书小廖把文汇报革委会主任艾玲带了进来。艾玲本来是市里的大红人，他发现王、徐都一改平常的客气态度，板着面孔，又看到其他人除我以外都不认识，显得惊恐不安。王洪文说：“艾玲，今天找你来是要你交代问题，你向党隐瞒了重要问题！” 　　王洪文不知再说什么，就示意徐景贤讲话。徐景贤似乎还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虽也板着面孔，却用低沉平和的语气说：“要你交代问题，是春桥同志提出的，你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心存侥幸。你交代问题不论涉及什么人，都可大胆实事求是地写下来，自己密封，指定交给春桥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我们保证按你的要求传送。” 　　小廖把艾玲带走后，又把文汇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邵传烈带进室内，他已经很紧张，王洪文仍然趁机敲打：“看见艾玲了吗？你要端正态度，大胆揭发并交待自己的问题。”徐景贤则安抚说：“你也犯过错误，但和他们不同。当务之急，是把报纸办好，千万不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大胆揭发。”王洪文说：“曾经和艾玲一起在北京办事处的，要拉到报社外办学习班，不用你们掺乎。”徐景贤问：“原北办的人都去参加学习班，对报社工作有何影响？”邵传烈说不会有影响。徐景贤又细心地说：“有什么困难及时与我们联系。你要振作精神，把报纸办好。”整个谈话过程，徐比王更注意政策，关心报社工作，态度也很温和，没有故意整人的样子。 　　邵传烈走后，王洪文向与会的人宣布了以下事项： 　　建议成立一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因已有一个个专案办，就叫二专办。领导小组由翁默清、刘忠朴（后改为空八师师长刘志明）、王绍玺及将从工总司调来的一个人（后确定为李恩承，王洪文的笔杆子）组成。翁抓总，办公地点在宛平路11好的一幢小楼里。他强调，班子要精干，目前只设一个艾玲专案组。各系统的清查由他们自己负责，你们只负责联络勾通。 　　当夜，王洪文派翁默清和我到文汇报社，向报社造反派头头之一周国荣需宣布市委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我们发现，周因参加报社劳动扭伤了腰，行动不便，要向王洪文报告。王的秘书小廖却不予理睬，将周带走。后来我才知道，周和艾玲都被关在上海少教所。 　　次日，根据王洪文的指派，我和郑惠仪一起，在外滩市革会大楼里，向文汇报北办的10多名人员宣布，市委决定对他们举办学习班以揭发艾玲的决定，然后，郑惠仪把他们安置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原苏联领事馆）底层的房间。说是学习班，实际上也是隔离。其中有当时与我一起工作的写作班人员朱维铮，王洪文曾特别交待，朱67年在北办工作，是艾玲的得力助手，要重点注意。当时我猜测，王洪文是借此对徐景贤搞小动作，因为朱维铮是徐景贤派往北办的。 　　二专办成立后，大家对什么是“5?16”并不清楚，几经要求，王洪文提供了周总理及纪登奎、李作鹏等关于清查“5?16”的讲话稿，均非正式文件，且是节录，我们看了仍如在云里雾里。这时，徐景贤告知，清查“5?16”的最重要依据，是毛主席为姚文元1967年8月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的一段文字：5?16市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市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数不多，但隐藏很深，背后有黑手操纵指挥；活动以北京为主，有的已分散隐藏到各地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清查的依据是有了，但“5?16”隐藏在哪里，仍然心中无数，因而各系统都缩手缩脚，只是根据北京，江苏等地已大规模清查而提供的外调材料，进行调查。 　　王洪文决定召开全市大会，制造清查声势，指定我为他起草讲话稿。我感到他是做姿态，就以不熟悉他讲话风格为由，推给一直为他写讲话稿的李恩承，他倒爽快接受。大约因为王洪文要徐景贤帮他为讲话稿把关，过了几天徐景贤通知二专办领导小组，讲话稿基本可用，但修改了一些地方，如说到“克服麻痹思想，你们那里，没有5?16，也可能有5?17呀”等。他说，“5?16”就是“5?16”，提“5?17”必然扩大化，引起混乱，不能乱提口号。他还提出，要严格照毛主席的指示清查，“5?16”只是极少数，不可能很多。北京、江苏的清查大搞群众运动，都触动了许多万人，已陷入被动，你们要谨慎。徐景贤的这些意见，对二专办领导成员启发很大，李恩承更是由衷地叹服：景贤同志的政策水平，就是比工总司出来的一些人高，不能不佩服。 　　上海清查“5?16”进行了不满半年，就因林彪事件而陷于停顿。72年11月，张春桥回沪，听取各组办汇报工作，清查“5?16”的问题由我汇报。我先概述了一年半的清查情况：全市被群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有1000人左右，各系统立案的有100多人，审查重点近40人。但怎样才算“5?16”，还吃不准，如果按照既有三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解放军，反省及以上无产阶级政权）罪行，又有秘密组织及黑手操纵的标准衡量，上海还没有查到一个像样的“5?16”，我还提到，艾玲的案子也没有进展，查不下去。这时，张春桥突然板起面孔，气呼呼地说：“怎么能说一个没有？艾玲总算一个把，朱锡琪也总算一个吧！（朱锡琪出逃抓回后未交二专办审查）他换了一支烟，可能火气太大，划了几次火柴，才把烟点着。我正等着继续挨批，徐景贤趁机插话说：“在领导面前，你们讲话怎么能这样随便！你们要好好领会春桥同志的讲话，回去认真分析总结工作！”徐景贤讲话语气的严厉，为我以前少见。但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徐景贤这样讲了以后，张春桥没有再为“5?16”问题发火，改听其他方面的汇报了。 　　在张春桥这次讲话之前，全市各系统对所立案审查的“5?16”嫌疑对象，都已经因为难以认定，希望早早结案，予以解脱。那次会议以后，案件都拖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都一风吹。全市确实没有定过一个“5?16”分子。这时听说，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交出一封张春桥给她的信，里面说，毛主席认为艾玲是“5?16”，应当慎重。可见张春桥在这个问题上前后也有变化，若果如此，艾玲平反后指责徐景贤把她当作“5?16”迫害，实在是一大误会。 　　 　　三、 我当学马列辅导员时的接触 　　1973年5月，朱永嘉、王知常因为工作繁忙，动员我离开专案办，回到写作组，策划出版《自然辨证法》杂志，并出任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称为写作组领导成员。 　　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就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73年9月，到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有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纳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6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10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碎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务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的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徐景贤去世时，我在匆忙之中，用欧阳修、刘禹锡的话，写过一副挽联：“天下名花唯牡丹，人间声价是文章”我相信，徐景贤的一些优秀作品和自传式的《十年一梦》，都会长久地传扬，他的人品和理想，也会使识者愈益感到犹如牡丹的芳香。这只是从总的方面讲，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景贤也有不足之处，尽管他碰到难题时，处处想做好人，结果还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他总想委曲求全，但如果从全局看，他是很难周旋于方方面面，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尽管他始终没有丝毫恶意，但弄不好反而会把自己摆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他的遭际，有时候真如《红楼梦》的回目所言：“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对于这一点，朋友们也只能以无奈两字来体谅他了。（完）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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