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马立诚先生讲我总是“小心规避”文革“那个十年”，别人追问的时候，总是“三缄其口”，其实并非如此，我在博文中，讲了不少文革十年中的人和事，也许言者与听者之间在口味上还有一点距离，对不上号，言者说的，不完全是听者所要的，所以马先生才会那样说。这次我把王绍玺原来（是二个月前）发表在徐景贤纪念堂上，王对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的祭文转发在这里。他讲的是他在文革十年中的亲历亲见，其中也提到我，由此亦多少可以窥见文革前写作班文学组的状况，文革中那些头儿脑儿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段，以满足马先生追问我“那个十年”的要求。至于口味是否对上号，那我就不得而知，如果对不上马先生的口味，先生尽管口诛笔伐，本人仍将洗耳恭听，并择善而从，我将诚惶诚恐地尽最大努力设法逐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了。由于是祭文难免有溢美之辞，尽可滤去，只看其事吧！就事而论其是真呀？假呀？是呀？非呀？至于符不符合那时的场景，有些事凭人们的常识也能作出比较合理的推断。由于此文太长，故拟分二次刊登。 　　 　　 朱永嘉 　　 2010年1月11日 　　 　　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上） 　　 ——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 　　 王绍玺 　　景贤去世迄今已两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久久萦绕在我的脑际。由于他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结束被判刑十八年。司马迁说过，“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落井下石，历来如此。因为给居于下游的人泼一点污水，那是没有风险的事，第一他没有回手的余地，第二又显得自己过去是多么高明。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不断有人给景贤编造种种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而徐景贤又是一个非常软弱，委曲求全的人。他恢复公民权利以后，出版了一本《十年一梦》，诉说了一些他在上海十年文革期间一些往事。他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也未向那些离奇故事进行反驳，出于无奈，还在自己头上套了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委曲自己以求得那些人的谅解。但是总还有一些人继续编造离奇故事，借以廉价地吸引读者的眼球。例如，有位外交家在一本有人代笔的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他陪同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访问，当时任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宴请之时，介绍上海文革的情况，讲了上海群众揭发上海一些当权派的活动。该传记说，斯诺听了极为反感，并驳斥说，我看你们比这些走资派差远了，随即拂袖而去，云云。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如今，虽然斯诺、徐景贤及这位外交家都已作古，但当时参加这次宴请并全程陪同斯诺在上海访问的人仍在，且有接待记录，都可证明传记作者的随意虚构。有鉴于此，笔者感到有必要把所知道的徐景贤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可以有个比较，历史总是在矛盾的陈述中见其真相。同时以此文对景贤作一个怀念。 　　一． 在丁香花园的亲密相处 　　笔者与徐景贤相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他亲密接触则是从1964年初秋开始的。这年8月10日，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合办《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的东楼二楼召开了一个有10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有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叶的助手王道乾及作协文学研究所的6名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及剧作家协会的各一名青年。石西民的讲话要点如下： 　　1.国际反修和国内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从青年人抓起，建立一支能够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队伍，希望你们能边学习边战斗，听党指挥，准备长期作战。 　　2.你们写什么，怎么写，都由市委安排。要严守纪律，写作内容不许外传，内刊的各写作组之间也不要相互交流。 　　 3.年轻人都住在丁香，集中精力写作，生活上由“内刊”安排。 　　4.这个组就叫文艺组吧，有以群负责。 　　5.现在交给你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周谷城一再宣扬的“无差别境界”美学论调，这是有意和主席的“一分为二”哲学唱反调嘛。文章要写得有分量，说服力强，由市委审查后安排发表。 　　由于文艺组大都是党员，成立了个党小组，我被指定为党小组长，负责抓政治学习及思想工作，挂靠“内刊”党支部，但写作内容不与他们通气。 　　（1）.徐景贤带领电影组进丁香及与文艺组合并 　　文艺组建立后约1个月，徐景贤带着被称为电影组的电影系统4个人到了丁香，在东楼西侧的那个空着的房间办公，写作内容也是保密。徐景贤和文艺组的大多数人本来就认识，又和大家年纪差不多，热情友好，再加上大家的写字桌都安放在房间前面连在一起的宽大阳台上，所以除了写作内容以外，徐景贤很快就和大家亲密无间。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电影组的写作计划撤消，人员与文艺组合并，徐景贤成为文艺组的负责人之一，我仍是党小组长。文艺组的主要负责人虽仍是叶以群，但他并不常来丁香，而徐景贤不但早已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更因为他是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能经常带给一些上面的精神，因而大家都把他当作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去世前一年多，发表过一篇回忆文艺组早期活动的文章，其中说他一开始就是文艺组负责人。对此，我相信他不是记忆有误，而是因为许多人不知道文艺组的沿革，把文艺组说成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四人帮”的工具，他这样说，是为了自己独揽责任，为其他同志减免压力。但这样说反而给相关同志造成很大压力。 　　（2）.“才子”“才女”风波 　　文艺组与电影组合并之前，由叶以群主持讨论对周谷城“无差别境界”的批判，共同议定了一批题目，每人承担一篇批判文章的写作。文章陆续写成，叶以群审定后分送《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打了清样，报送市委。原先听说可以陆续发表，过了一段时间，叶以群传达说，对周谷城的批判不搞了。不发批判无差别境界的文章是对的，因为周谷城讲的艺术欣赏上的境界，与哲学上不承认矛盾是二个不同的的概念，我们把它混同一个概念了。这说明我们这些青年人，学养不高，搞大批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领导这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市领导专业的水平也不高，文章写出来了，才发现自己站不住脚。初战受挫，大家都很沉闷。但不久，叶以群又传达石西民的指示，上海拍摄的《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两部电影，都是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息灭论的大毒草，要写一批有水平的批判文章。为避免撞车，共同议定一批题目后，分头撰写，很快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的重要版面陆续发表，署的都是各自的实名，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此战告捷，大家都比较兴奋，不免相互开玩笑。 　　丁香花园虽很精致，却没有供年轻人娱乐活动的设施，资料室书刊很少，空闲下来，也只能闲聊逗笑打发枯燥的写作生活。一次，汤大民（南京师大教师，随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读研究生）说：“戴厚英的文笔漂亮，是位才女。”戴厚英立即回应：“敝人无才，我看你倒像个才子。”两人斗嘴，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这本来是青年人之间的善意戏谑，没有恶意，也没有以才女才子自居的意思。但是，此话不知为什么传到了周源冰（主持日常工作的“内刊”负责人）那里，他怒气冲冲地说：发了一两篇文章，就自封才子才女，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么严重，怎么能当无产阶级理论队伍的战士！文艺组要好好整顿思想。“内刊”党支部书记林学渊向我传达了周源冰的批评，要我召开文艺组的生活会，认真开展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我实事求是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开玩笑，并没有以才子才女自命。林连我也批评上了：“他们有名利思想，你不严肃批评，还看得这么轻描淡写，你的认识也有问题。要按领导指示在组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思想。” 　　我回组向叶以群汇报，他先是皱了皱眉头，又笑笑说：“你就主持开个生活会，把他们的话传达一下，叫大家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我请他主持会议，他以作协有事推脱。我只好开生活会，传达了周源冰和党支部的意见。大家都想不通，一句玩笑话，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会上并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约定，以后说话谨慎，不要再开可能使领导误会的玩笑，组内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我没有向支部汇报开会的情况，支部也未主动过问，但我感到他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文艺组，思想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压力。 　　徐景贤进入丁香以后，我把才子才女的事对他说了，原来他早已知道此事，并告诉我，周源冰发脾气，实际上是要给叶以群颜色看。周源冰的领导欲很强，他认为叶以群虽是著名理论家，但到丁香后没有主动拜访他这位土地爷，写作内容也对他保密，是对他的大不敬。而在叶以群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石西民有言在先，文艺组的工作是石西民亲自掌管。石西民也早已知道了才子才女的玩笑，只是笑笑，不以为然。徐景贤还告诉我，不要因为讲句笑话，就把大家搞得谨小慎微，但不适当的笑话还是少讲为好。他的话，使我消除了思想压力。 　　（2）.电影画报事件 　　电影组与文艺组合并后，又被周源冰整了一次。事情的起因是，电影组为了写文章的需要，把电影局收存的一些上海30年代出版的电影画报带到了丁香。画报中有不少30年代电影明星的照片、剧照及轶事短文，其中也有蓝苹即江青的轶事和照片。文艺组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这段历史，只是因为，当时刘少奇主席多次带夫人王光美出国访问，报刊上的照片很多，出于好奇，也想知道从不正式露面的毛主席夫人江青是什么模样，便翻看了那些画报。大家都很敬重毛主席，看过画报，并没有进行议论。又不知是谁向周源冰报告了，周这次更是暴跳如雷，说是文艺组偷看重要国家机密，对毛主席大不敬，必须好好整风，还要查是谁带的头，要严肃处理。“内刊”党支部传达了周源冰的指示，并说文艺组连续出问题，一定要好好整顿。我解释说，大家看后，没有议论，也没有外传，再说，上海电影界的老一辈都知道这段历史。党支部书记说，都知道，也是重要机密！你们必须好好整风。 　　我向徐景贤作了汇报，他先作自我批评：这事我有责任，既然文章不写了，应当把这些画报及时送回电影局。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光是开会人人唱自我错，没有多大意思。市委很重视培养青年理论工作者，我们可以结合全国都在学习雷锋，利用这个事情，在如何进行思想革命化的问题上多动动脑筋。他提出，他和我先个别在组内征求一下意见，好好开个民主生活会，做一些决定。 　　（3）.学习雷锋好榜样 　　经过充分酝酿之后，文艺组在徐景贤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会，大家畅所欲言，最后共同议定了以下几条加强自身革命化的措施： 　　第一．积极响应向雷锋学习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名利思想，做毛主席的忠诚文艺战士。 　　第二．以后写重要文章，均由集体讨论共同修改，确保文章的质量，并以集体名义发表。为此，拟定了丁学雷、方泽生等几个集体笔名，意思是丁香花园的文艺青年学习雷锋精神，起步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第三．以后发表文章，不再收取稿酬。 　　第四．文艺组进入丁香花园时，就决定不享受每人每天1元的伙食补贴（当时在食堂的伙食费，每人每天大致是0.5元），是完全正确的，以后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不向党和人民伸手的精神。 　　第五．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保密规定，组内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不对外传播组内的写作活动。 　　就这样，徐景贤把一件上纲上线的事件，化被动为主动，很顺利地解决了。 　　发表文章不署真名，不取稿酬，后来在文革期间成为风气。文革后，有些人写文章嘲笑说，躲在优美的丁香花园里，吃着优厚的伙食补贴，独霸报刊，挣高稿费做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还自称学习雷锋，欺骗世人，真是虚伪透顶，等等。我想，只有习惯于胡编乱造的人，才会写出这类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来。 　　由于形势的变化，丁学雷和方泽生两个笔名，一直到66年初；文艺组为配合批判《海瑞罢官》写的一些文章，才陆续使用，并有一定社会影响。文革初期，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表示自己紧跟毛主席，在一次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广播大会上，指派徐景贤以丁学雷的名字在大会上发言，引起种种议论。文革以后，有关领导又倒打一耙，声称丁学雷写作组是跟“四人帮”搞阴谋的，与他们毫无关系。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径，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两面派。（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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