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是五代时人，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长期任宰相之职，官至太师，晚年著《长乐老自叙》，其于自叙云自己“孝于家，忠于国，己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王。其不足者，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乐，何乐如之？”这是冯道给自己下的结论。细读新、旧《五代史?冯道传》之记事，道之为人确系谦虚清廉，奉公守法，怜农悯民，旷达大度，能提拔孤寒之士，敷扬学术文化，出使契丹，能全身而返，观其所作所为，在五代这个乱世，确也难能可贵，他善终於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他历仕四朝十君，在相位长达二十余年，在世人心目中，他是政治上不倒翁的一个典型。 　　然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前加了一段按语，其云：“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这大段诛心之论，把冯道一棍子打倒在地，把冯道事四朝、相六帝作为无廉耻之典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持此论。因而冯道在中国历史中，便背上了无廉耻的黑锅。 　　凭心而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五代那个时节，朝代的更迭如走马灯一般，那个时期历事两朝、三朝、四朝、五主、六主的人有的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讲，也难怪冯道一人，而且冯道的为官还算清廉，他一生还毕竟做了些好事，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更坏。一般地讲，乱世用人，倾向于才，曹操便出过一个“唯才是举令”，用人讲才能，不拘个人生活上的小节；在相对稳定的时期，用人尚德，讲究名节，这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欧阳修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与冯道不同，北宋那时虽内外危机重重，但从总体上讲社会还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对内强调为人的名节，对外则强调民族的气节，对社会的稳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社会和民族危机来临的时候，宋代的士大夫中，还是有一些人讲究名节的，如《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的父亲洪皓，在南宋初年出使金国，前后奉使的凡三十人，生还者三人，他被强迫留在北方前后达十五年。与他一起出使的十三人，能一起生还的亦还只是这三人。故而忠义之声闻于天下者，独皓而已。回到南宋，宋高宗召见他时，称其“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为人是应该有这样气节的。从这一点上讲，欧阳修、司马光对冯道的评论，虽有过头之处，但亦还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弘扬为人的气节，否则的话哪来文天祥的《正气歌》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能几千年不倒地屹立在世界之林，四大文明古国所以只有中华这个文明古国不倒，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传统，历史上的卖国贼，只能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不论任何人，如想借助外力来在国内谋取个人声誉，他永远不得国人之心，这是一条定律，任何人都无法推翻它。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还将是如此。 　　记得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曾通过姚文元下达过要我们注释过洪皓的《江梅引》那首词，毛通过江青，还曾让傅雪漪先生谱曲，请蔡瑶仙去唱这首词，蔡的回忆中讲到她去北京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唱洪皓的《江梅引》，毛听唱读这首词的时间是在四月上旬的时候，那时毛正在杭州，也就是南宋的临安，所以他会联想到南宋洪皓的这首词。此词反映了洪皓被扣押在北方时，对故国乡里之思，词所以取名《江梅引》，因为那时北方没有梅花，借梅花以寄托对远在江南的故国之思。洪迈在《容斋五笔》中的《先公诗词》中讲到他父亲洪皓所以创作《江梅引》这首词的原始冲动，是因为在张总侍御家听侍婢歌《江梅引》（此是宋王观所作的《江城梅花引》）有“念此情，家万里”之句，就感到这词是为他所作。回到家里，通晓不眠，在情感极度冲动之下，写下的这首《江梅引》的。洪皓在北方金国写的另一首词《临江仙?怀归》亦有“冷落天涯今一纪，谁怜万里无家。三闾憔悴赋怀沙。……何时还使节，踏雪看梅花？”可见其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一贯的。毛泽东所以喜欢听唱这首词的原因正是洪皓热爱自己祖国的情操勾起他内心世界的共鸣。这是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得以亘古长存的精神支柱。无论什么个人，如果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搬弄戈尔巴乔夫的什么“新思维”，想斩断我们民族赖以支柱的脊梁骨，也难免会挨揍的。当然亦还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对“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也恨之切骨，非要去之不可，也许他们希望某个外国特色来取代“中国特色”，以实现其普世价值的“崇高”理想，他们往往还喜欢借助外国的舆论以自重，实际上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尚名节，那个时代，总体上还算稳定，但内外矛盾重重，在士大夫之间则以名节相尚。那时郡守与椽吏之间，讲究名分关系。患难之间，以生死相交，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名教》那一条中，便讲到“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才盛。”比较典型的案例如东汉名臣李固，为外戚梁冀所害，梁冀杀了李固以后，还“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鈇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那儿的亭长去驱赶他，“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结果是“太后闻而不诛。南阳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怜之，乃听得襚敛归葬。”（《后汉书?李固传》）与李固一起被害的还有杜乔，他也是因事事忤于梁冀，“先是李固见废，内外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乔由于不屈于梁冀被整死狱中，“与李固具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梁太后义而不罪。匡于是带鈇锧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许之。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后汉书?杜乔传》）正由于东汉王朝还有这一点容忍士大夫名节之意，汉顺帝以后还能维持几代，到桓帝、灵帝、献帝才最终崩溃。东汉的士大夫所以能崇尚名节，那是因为他们还知道什么叫廉耻。如果“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无耻，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亡者乎！而四者（指礼义廉耻）之中，耻尤为要。”故每当在报刊上看到那些处局级以上干部之贪赎腐败罪，怎不触目惊心呢？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名教》条中还讲晚明的情况，他说：“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贿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锺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明末的这种风尚，也就成为明末亡国的前兆了。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还讲颜子推在他的《颜氏家训》中提到“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这是颜子推对自家儿孙讲的话，为人不能以阿谀钻营为目的，学一门外国语，掌握一点歌唱音乐技巧，借此以逢迎讨好权势，以谋“前程”，这样为子孙设计前程，那是坑子害孙，是亡国的预兆，是把子孙推向亡国奴的境地，可悲哉！可悲！不久以后，北齐真的亡国了，而亡国的原因之一，便是士无廉耻之心。顾炎武接着说：“子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这个话是对着南明诸才子而言，董小宛是明末之名妓，清兵已经入关，南方的四公子都仍围着名妓转圈子，那还有什么廉耻之心啊！那样的话，南明那个小王朝哪能不亡国啊！ 　　不知廉耻者是围绕利而转的。为了金钱，他们可以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得讲利，然而，讲利也有一个度。有的东西可以作为商品交换，有的东西则不能当作商品交换的，一个人的品格和道义便高于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就讲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什么是利的象征呢？那就是钱了，晋人鲁褒写过一篇绝妙的奇文，题目就叫《钱神论。》他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故后人称钱为“孔方兄”也。至于钱的功用，作者接着说：“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可见人之地位，由钱之多少而排列其位次，福布斯排行榜大概由此而来，难怪我国之富人趋之若鹜。接下来作者还介绍钱之通神，其云：“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接下来作者进一步介绍钱的威望和诱惑，其云：“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以读书，然后富贵！”作者有关钱的总结是“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正因为钱的功能如神，所以“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鲁褒此文，本是愤时疾世之作，而今社会生活，许多现象纷纷为之言中，更有人曾提倡“一切向钱看”。诸如亿万富翁，为了钱而装穷，骗药救父，作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身家过亿，居然自称特困户，享受中华慈善总会的药物援助，因为钱多多益善。为商者爱钱，为官者往往亦有人嗜钱如命。身为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照样贪赃枉法。贵人如此，那也就难怪穷乡僻壤的小民也只能以骗钱为业。湖南的双峰县有一个七马街小镇，共七万人口，二万人参加行骗，戴了一顶骗子乡的帽子。 　　前些日子，在报端看到有人为作家排福布斯的排行榜，读了实在恶心，殊不知作家应以什么为荣，不是以钱的多少为荣，而应以作品的成就为荣，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江郎才尽”，江郎即南朝的江淹，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这个人十三岁丧父，家境贫困，曾靠砍柴养母，虽然出身寒微，却六岁能诗，进入仕途以后也不得志，三十岁左右，曾受打击，贬官到边远地区，但是不平则鸣，他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恨赋》与《别赋》，（七五年时，毛泽东曾通过姚文元让我们把这二篇文章注释标点后送给他读。）然而这个人中年以后，官运亨通，财源滚滚，结果他的文学创作却进入了低潮，所以才有“江郎才尽”的典故。中国历史上那些大文豪的作品都产生于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屈原是如此，班固是如此，李白、杜甫是如此，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如此，一个文人如果没有牢骚，只想拍马屁，你能指望他写出好文章来吗？如果作家都金玉满堂，会有创作欲望吗？他们心目中还有老百姓苦难的地位吗？给作家们排福布斯排行榜可真是坑人啊！如果作家们也“一切向钱看”，那就别指望中国有好的作品了！如果靠拿诺贝尔文学奖来刺激中国的作家，那中国永远不会有好的作品。好的作品来源于人民生活中苦难的经历。 　　近日《凤凰周刊》刊有名为周兼明先生的一篇大文，题目叫《反腐大业，当代历史使命》，其云：“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是建国大业，邓小平时代确立的是改革大业，而等待这个时代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反腐大业’。”居然把“反腐大业”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我心中难免有一些凄凉和悲哀，我们向前向前向着太阳的革命队伍，究竟怎么了？我们的人心究竟怎么了？竟然到了要提出这样的历史使命来，怎能不让我们这些行将就木的老人痛心呢！是什么把我们那支曾经非常革命化的队伍带到如此境地，钱真是那么“神通广大”吗？我们的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执政已经六十年了，看来作为执政党，还决不能丢掉革命化的传统，丧失革命化的思想传统，任凭通神的金钱侵蚀干部的肌体，那还是非常危险的。故我非常赞成把党建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中心，只有革命化，才能使党和国家常褒革命青春。没有革命化的现代化，那个现代化的成果会属于谁呢？工农大众有份吗？这始终是我脑际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愿求解于大众。 　　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引了罗仲素的一段话：“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我想如果真要完成这反腐大业，不仅仅是抓一批贪官污吏，打一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还应该提倡廉洁奉公为荣，以保持革命精神为荣，真正能自上而下地来一次移风易俗，使社会上人人以奉献为光荣，不是以钱多为光荣，我丝毫没有仇富的心理，只要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凡是合理合法的财富，当然也该受人尊重。但是对于钱多而来历不明的人，都得查一下，究竟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看作可能有猫腻的地方。千万不要把我这种观念看作仇富论，如真能树立奉献为荣的思想，并且持之以恒，或许风气会改一改，人们的精神会就此振作起来。 　　本文纯属高射炮，朝天放空炮，并未针对任何仁人君子。若有人自动对号入座，那纯系无端联想，本人概不负责，特此声明。若真能如此，冀免闲杂人等无端讨伐，本人万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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