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三天崇明之行发起者是《故乡散记》的作者樊天胜。事情已酝酿了三、五个月。肖木的夫人小舒非常积极，而肖木则始终消极，最终是陈冀德用拔钉子户的办法，肖木才被迫应允。老樊今年八十一了，身体又不那么好，这次决定来崇明时，我坚持他一定要带轮椅。他过去抽烟，因此肺的呼吸功能不太好，经常有低热，心脏功能也不好，胸闷气急，所以行动没有多少耐力，外出行走没有轮椅代步就很艰难了，这个意见他接受了。至于他为什么一定坚持要去崇明呢？他是崇明人，十三岁时迫于生活才离开崇明去打工的。他在《故乡散记》中，还记得那时崇明县衙门前有一块刻着“长江锁钥”几个大字的石碑，而石碑下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是在日本人掌握着“长江锁钥”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光着头，穿了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鞋子，挤在堆满鸡笼的船上，在潮湿黑暗的统舱里，”离开故乡，离开崇明去谋生的。现在到了耄耋之年又是气喘吁吁（注1）的，自然对故土的思念更在情理之中。他在离开崇明之后，长期漂泊在船上，漂洋过海，到过世界各地，他写《故乡散记》完全是出于对故土的眷恋，这次他念念不忘地要作故乡之行，也是艰难地对曾经生他养他的崇明最终的回首眷望。因此，我怎么也要陪他安全地完成这个心愿。让他尽情地看一下围绕他故乡的长江水面，闻一下那芬芳的崇明那块土地的泥土气息。 　　 我们一行九人，我是一个人，他们都是双档，樊天胜夫妇、陈冀德夫妇、葛蕴芳母女，一起在宝扬路码头登船，买了高速客轮的头等舱，希望能在船舷上观赏长江的景观。谁知，出了高价，进入的是一个全封闭的舱位，看不到江面的大好风光。我们坐在第一排，被迫面对着巨大的电视屏幕，被动地接受一幕连一幕的广告所做的疲劳轰炸，大家都大呼上当。人都需要开放的生活环境，看来地位越高，花钱越多，越没有自由，大富大贵是以出卖自身自由为代价的。下决心三天后回程时，要乘价廉物美的车客渡了，那儿或许可以出入船舱，打开窗门呼吸江面上新鲜空气，观赏宏大宽阔的长江和东海，遥望来往于江面的船只，和宝山集装箱码头上那一个又一个将成吨的钢铁，轻轻地一抓就起来的龙门吊床。看来越是接近底层的平民百姓，人的自由度越大，越是在高层，被层层保安封闭起来的老爷们越没有自由，地位和金钱与个人的自由之身是背道而驰的，在高速渡轮头等舱内我是抱着这一肚子委曲度过这几十分钟的。速度是快了，船也颠簸得厉害。肖木在座椅上甩头甩脑，我看着他那副熊样，真是拿钱买罪受。 　　 很快船靠岸了，我走出舱门，在江面上自由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人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崇明与上海虽只一江之隔，确实大不一样。肖木要回过神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他不仅晕船还晕车呢！难怪他要当钉子户（注2），也有他的难处。出了码头的大门，便有小舒的儿子徐文已在那儿接我们上车，车辆穿过城区沿着陈海公路疾驰，一路上看到盛开的一红一白相间的芙蓉花和夹杂着绿色的香樟树，令人醒目。到了徐文的外婆家，他的夫人龚萍及其父母和二舅在那儿接应，并盛情招待我们在他们家用了午餐。满桌丰盛的菜肴，我与老樊及陈冀德的丈夫张春生，一起喝了二瓶啤酒，崇明的羊肉特好，我吃了五大块，陈冀德在一旁拉住我的左手，说别贪咀了。饭后，在堂屋前，我把轮椅张开，一个人坐上去，自己转动了轮椅，因为妻惠娟生病时，我对使用轮椅早已习惯了。老樊带了轮椅来还没有坐呢！我如此这般地示范，老樊也试着坐上轮椅，凡事总有一个开头，有了这头一次，以后便顺理成章了，实际上，稍长一点行走，他已离不开轮椅了。然后大家一起驱车去参观了龚萍小舅舅他家用宅基地花了三十万盖了二百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屋，太靓了，并与徐文、龚萍夫妇在门前一起合影。农民在城里打工，积蓄了钱，在农村盖一栋楼养老，价廉物美的小产权房，实在太吸引人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来剥夺农民世世代代累积在土地上的这一点点财富了。在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到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当然我还在那里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不少人迄今仍住在已破败的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屋。怎样共同富裕？怎样缩小贫富差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下午我们便到了在北沿公路上的住宿地，《月亮湖度假村》。它是专属于上海地铁公司在崇明圈地建起的一个度假村。我们的住地在湖中小岛上，三面环水的三幢小屋。每幢有两个客房，公用一个客厅，屋前有一个临湖面的平台，幽静而雅致，湖对面是大片的树林。离开了市区的喧闹和繁杂，人自然安静下来，可以心平气和地与大地同呼吸了。人也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厚德以载物，才有自强不息的底气去面对一切艰难和选择。我们九个人分住三个小屋。我、肖木夫妇共住一个小屋，那个小屋名桂花亭，金秋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樊天胜夫妇独住一屋；陈冀德夫妇与葛蕴芳母女共住一屋。安顿好住地后，大家一起上车，就直奔西滩。西滩湿地公园，原来叫老鼠沙，是一个荒草滩，记得一九七五年时，崇明县委陪我来过这里。那时市里规划在这里建设一个生产副食品的供应基地，发展养殖业，我倾听过县里所介绍的宏伟规划。现在这样一个湿地公园，作为市民游览和休息的场所，那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需要。我们沿着木栈道，慢慢地走到中央平台，而老樊则一路坐着轮椅被推着在景区行走，他可以不再为走路而受气急的困扰。我们大家坐在中央平台的木条凳上，遥望西方，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与天相接，真希望能在那里看到日落的场景，但四点一过，公园便催促着行人返回，我们只能回程，出门乘车回到月亮湖度假村。在度假村用的晚饭，菜肴还是那么丰富。那么一大盘羊肉和一整只鸡汤就没有动筷，只能放到明天再吃了。席间我与葛蕴芳谈得最多的是二〇〇五年秋天，也是这个季节，我夫妇与景贤夫妇在我永强弟夫妇陪同下，曾一起来崇明玩过两天。那次是我弟弟的好友季灏先生邀请的，当时我们参观了寿安寺，看了巨大的饰金观音像。还参观了崇明学宫，也就是当年的文庙。记得那时已陈列了长江大桥的模型，陪同并给我讲介的是崇明博物馆的李青舫馆长。徐景贤还津津乐道有朝一日造成大桥，对崇明今后的发展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这是他在位时，想也不敢想的大事。我想现在大桥已经造成，再过三、五日便可正式通车了，大桥通车后，轮渡或许终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到那时我们再也没有乘轮渡游览长江的机会了,我们这次乘轮渡过长江，也许是与长江轮渡的告别纪念。葛蕴芳还记得那次徐景贤与李青舫在崇明博物馆的一次交谈，李是上海师院由江西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他思想比较开放，讲话比较随便。在其毕业前半年，师院党委写了一份简报给文教组，为此徐作了批示，因而就被下放到崇明劳动。文革结束后，他被按排到博物馆工作。徐解释自己没有亲自了解情况批了意见，也是官僚主义吧。两个人一笑泯恩仇。那时在一起会见的还有崇明的画家施国敦先生，他还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的山水画集。我们还一起会见了徐景贤当年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老同事施鼎范夫妇，他们是崇明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俩自动带头回乡劳动，从此没有了供给关系，苦熬了几十年，许多人不理解。他们在家培育好自己的儿子。他儿子施耀明那时已是崇明县春郭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了，我们当时还一起去他筹建的宏大的住宅小区，参观他留给父母的一套商品房。祸兮福所倚，老徐当时指着施鼎范夫妇对我说：“他们现在比我幸福多了。好人自有好报，老天爷最终不会亏待好人的。”今年这半年多，因为大桥通车在即，崇明的房地产升值百分之二十，想必他家的财富日长夜大。看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一点也不假，命运之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晚饭后，我们闲聊一会儿，便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驱车往东滩。当我们进入东滩地区时，首先看到的是在转动着的一排巨大的风力发电机，记得在宝扬路码头买船票时，看到过风力与太阳能联动发电机的路灯，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来东滩我已经是第二回了，那儿游客比西滩少多了。在东滩的堤岸边，老樊拿起他高倍的望远镜挺直自己的身子，巍然似在驾驶台上那样远眺前方，海风吹动他那几根稀疏的白发，他可是多少年航行在几大洋上的老船长，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他的轮船靠过多少国家的港口码头。他说一个船长在船上是二十四小时值班，不时地在驾驶台上拿着望远镜远眺前方，要把握好航船的安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航行中总会遇到各种艰难和险阻，船长的经验和智慧，关系到全船的安危，对一条船是如此，对一个国家而言，把握好一个国家的航向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一起走下堤岸，老樊坐在轮椅上大家慢慢地在楼道上走向前面一个小亭，轮流拿起老樊那望远镜远眺前方。肖木第一个发现芦苇丛中有一只白鹭在那儿捕食，不久白鹭飞起掠过芦苇，接着又一只白鹭从草丛中飞起。这儿是候鸟的保护区，不久又要启动围垦东滩湿地第二期工程，向大海要地。这是解决上海土地资源的一个办法，但湿地是保护上海城市环境的肺，不知这块湿地还能保护多久。当我们坐在亭子座椅上闲聊时，一个当地妇女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孩来亭子边，陪女孩看湿地的风光。我们问她，是当地人吗？她说是。是农民吗？她说是。下地吗？她摇摇头，她说当地的男劳动力都去市区当驾驶员了，她在家带小孩。老樊说，现在市区开出租车的大多是崇明人。在市区，我也遇到过，妻子就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了。土地则转包给别人耕作了，一亩收二百元，来转租的都是安徽来的农民。记得司机黄师傅也说过，再过三十年，崇明将是安徽人的天下了，崇明本地人在农田上从事耕作的越来越少了。 　　肖木与老樊特别兴奋，说这儿阳光好，空气清新，也许这里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氧吧。记得昨天王龚萍的爸爸说过，他在市区与崇明对空气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反过来，这个现象说明市中心地区由汽车尾气带来的空气污染已经不适合人们的居住了，对老人尤其如此。西方大城市的居民往郊区搬，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城市化似乎也得有一个度。不一会儿徐文提醒我们这些沉浸在海滩清新空气之的市民们说十一点了，要赶回陈家镇吃午饭了。中午我们就在陈家镇用的午餐，是老樊拉着我一起点了菜。午餐后，我们便前往大桥那儿，太热闹了，那么多人在观看庆祝大桥建成的演出。我们在引桥上转悠一会儿便回度假村休息了。午睡后，我们几个人在月亮湖边转悠，看着树上的文旦，橘子，山楂。湖面上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游荡，吐着气泡。我们被告之，在里面的人可以在湖中钓鱼，外面来的人得付费。大家漫无目的地环湖散步，我偶然回首仰望天空，那一轮又圆又大，金黄色的落日，实在太美了，突然想到应该把这样的美景留下来。一个人回居室，取出数码相机。但当我回房间取出相机时，夕阳已被云雾遮住，不一会儿晚霞也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夕阳无限好，当你感觉到它的美好，而想去抓住它时，它却消失了，留给人们的将是无穷的惆怅。老樊告诉我，他从卧室那边的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出，看到朝霞。是啊，我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拍摄明日升起的朝霞了，夕阳下山了，明日还能以朝阳重新升起。一个人的一生从早晨到夕阳就只有这么一次。我们这些处于黄昏的人们，可要抓住夕阳最后也是最美好的一刻。 　　 次日清晨，我很早便起身，为了拍摄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记得老樊的《故乡散记》讲的便是崇明农场知识青年的故事。文章最后的结尾是，“同志们！到崇明来看看吧！要站在这里，站在农场海边的堤岸上，太阳就在你身边升起！”前一天我们去的东滩边上的堤岸，便是前哨农场的堤岸，堤岸外面是大片东滩的湿地。今天清晨我只能在度假村等待太阳的升起，我拍摄到的不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而是太阳从树尖上升起。这已经是另一代青年八〇后、九〇后，如朝阳那样升起，六十年代在农场改天换地的青年已是他们的父母辈了。而太阳从树尖上升起，也许象征着这一代青年的条件比他们父母辈要好得多。 　　 于是，我一边在度假村的便道上漫步，一边计算着老樊那篇《故乡散记》刊登的那本《朝霞丛刊》，文革中第一本文艺丛刊，从一九七三年出版至今，已整整过去三十六年，那本丛刊所以取名《朝霞》，是因为史汉富的一篇题为《朝霞》的小说。史汉富是上海胸科医院的一名青年职工，这一篇小说的主题便是描述知识青年斗志昂扬地去农场劳动改天换地的热情似火的场面，反映那时青年们继承延安南泥湾精神扎根于大地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奉献精神。它的背景便是上海二十万知识青年浩浩荡荡地奔赴崇明农场，为上海人民建立粮食和副食品基地。记得老樊的《故乡散记》中讲到那时下崇明知青曾经讲过：“祖国北疆有一个北大荒，崇明也有一个‘北大荒’，我们一定要把崇明的‘北大荒’变成一个大粮仓。”这使我想起一九六九年所以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因总理在国务院发文件，提出这个任务。因为大跃进时，我们职工的总人数已超过五千万，农村已无法负担城市人口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所以在一九六一年动员一部分城镇职工回乡劳动。市委宣传部的施鼎范便是在那个时候分挑党的重担，回崇明当农民参加农业劳动的。所以那时中央就确定了全国城市职工总数不能超过五千万，否则农村负担不了日益庞大的城市人口。到了一九六九年那么多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怎么办？只能自力更生地到广大农村的大地上去寻找新的出路。虽然邀请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以后，中美关系的僵局已经打开，国内经济正面临一个对外开放的好局面，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一代青年不得不为此付出自己的青春。我自己的儿子朱健也在长兴岛插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比农场的知识青年更艰苦，我去长兴岛看过，有亲身体会。记得七十年代初，那时主持上海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找我谈心时，他问过我，从上海全局看，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矛盾是什么？我说上海千家万户都有自己的子女在农村插队和农场劳动，我说农场青年固然需要关心，在内地各省分散插队的青年，生活恐怕更困难一些，实际上许多去农村插队的青年的生活来源都是在城市的父母供给的。不仅生活，而且管理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孩子。这个问题现在刚开始，积叠久了，总有一天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矛盾。他说是啊！但气可鼓不可泄，同时要想方设法帮助知识青年在农场和农村克服困难。我想这一代青年为祖国为人民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从精神上讲，为他们以后回到城市，飞向全世界，填了底子。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如果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有这三杯酒填底，对他们日后的创业和发展，将会提供无穷无尽的力量。记得毛泽东说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好处。事实上，这个好处不仅表现在农村和农场，也在将来他们如何遨游于全世界。一个人不经历艰难，怎么能事业有成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他的青春不应该在优裕的游戏中度过；必须经受风雨，见世面，熬过这一段艰难困苦的经历，他才有希望，才有将来。如果意志消沉而垮下去了，如果庸庸碌碌得过且过，虚度一生，这又能怪谁呢？谁让你错过了上帝给你成长的机会。人生没有波澜壮阔的起起伏伏，就不可能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 　　 我一边漫步在度假村的便道上，一边观察着道路两边的草草木木，度假村属于国有地铁公司，是公司领导和职工在这儿开会、休假的地方，这条便道，一边是湖水，一边是荒地，在荒地上我看到坡地上都是黄花草。那黄花草是从加拿大作为景观植物引进来的，它生长力非常强，挤占着本地的草草木木，土生土长的狗尾草萎萎缩缩地被挤在路边。我用数码相机随意地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黄花草的疯长，另一张是狗尾巴草在路边的苟延残喘。这时老樊的夫人老文与陈冀德也一起加入漫步的行列。我讲起黄花草与狗尾巴草的对比，老文说，她年青时，狗尾巴草长的可高了，可以用来编织东西，我说过去是用狗尾巴草来斗蟋蟀，现在是黄花草压倒了蟋蟀草。陈冀德说：在加拿大，则把狗尾巴草装饰在政府大门前，可壮观了。我们这儿什么都倒过来了，把别人的垃圾当宝贝。我想黄花草的泛滥，也许还象征着这西方低级下俗的文化娱乐生活在中国的泛滥，而中国传统的雅乐则被挤得奄奄一息地苟且残息在一边。我记得邓小平说过开放以后，或许有一些苍蝇蚊子会飞进来。现在看来苍蝇蚊子倒是土生土长的，这儿蚊子的个儿比市区大得多，真正泛滥的倒是如黄花草那样带黄色的东西。我们在崇明没有人管理的空荒地上，长满的都是看上去很美丽，但实际上污染环境的是那些黄色的东西啊！将来也许要全民总动员，来一次卫生大扫除，才能遏止这些到处泛滥的黄色的东西。我们一边议论一边漫步，慢慢地一起进入餐厅。早餐是薄粥、山芋、玉米、芋艿、花生、酱瓜，还有崇明糕。都是崇明地方的特产，我们边吃边聊，我问老樊，最近还写些什么？老樊说，他正在写遗嘱，别人写遗嘱都讲财产分配的问题，从电视上看，老人去世后，家里闹纠纷的都是为了财产问题，特别是房产的分配。他说，他写遗嘱不会讲财产的问题，他这辈子也不可能有什么巨额的财产给子女，他想留一点做人的道理给子女，他们老夫妇走了以后留下的房子的产权也值三、四百万，不希望子女们为此而发生纠纷。我想市场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挤占了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的亲情。 　　用完早餐，我们这一行老人便驱车前往崇明的东平森林公园，这一路上路过前进农场、长江农场、东风农场，而森林公园便是占用东风农场五千亩土地上开辟起来的，司机黄连兴老师傅告诉我们，当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是关怀老人的节日，大桥快要通车了，公园抓住时机，在这之前把门票涨到七十元，让他先去问一下上海市的老年证在这里是否通用。我们就坐在车上守候他的音讯，很快得知可以通用。于是我们下车，大大小小一起在大门外的石碑前摄影留念。凭老年证我们七个人签名登记进门，两个人买了门票。我们进公园后慢慢地漫步在林荫大道上，不知不觉地到了知青广场。记得上次与徐景贤一起来崇明，季灏陪着我们一起坐电瓶车，周览了整个森林公园，散步时我与徐景贤也曾一起逗留并伫立在知青广场，老徐凝视了很久，广场左边有一块大碑刻了“青春无悔”四个大字。右边有一块大碑记述了崇明的历史，叙述了知青在这块土地改天换地的往事。左右各有两块反映知青在农场劳动的浮雕，在浮雕前面还有象征着男女青年在农场扎根的雕像。我与葛蕴芳，肖木在这群碑前迟迟不愿离开，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对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究竟该怎么认识，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伤痕文学如《孽债》哭哭啼啼的诉说的伤痕累累呢？陈冀德认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吧，肖木认为回城风刚起时，是伤痕文学占上风，现在恐怕是“青春无悔”占上风，人的本性就是如此，遭遇艰难时总会有一种悲凉凄婉的情绪，到了晚年回首自己的一生时，则更多地倾向肯定自己过去的生活。所以“青春无悔”占了上风，重新唤起当年豪迈的风格。五代两宋的词不是还有婉约和豪放的区别嘛，从时间上讲婉约早一些，豪放迟一些。在李清照之前还有柳永的花间词和李后主的词，前者更倾向於男女之间，后者则是亡国之痛的悲音。喜欢什么则要看个人的处境和心态了。当初我们在文革时期文艺的作品大概居于豪放型的，史汉富《朝霞》的那篇小说，反映的是青年人在青春期那种豪言壮志。而老樊那时的《故乡散记》则是中年人对青年人那种豪情的赞扬。浮雕、碑刻和艺术塑像几十年在农场青年离开农场以后事业有成，对往年这段岁月豪情壮志的记忆借群碑使之结晶凝固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笔潜在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今天的青年，无论八〇后还是九〇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同样面临着就业难的困境。大学生回乡当村官是比当年知青上山下乡高了一个档次。如果我们没有当时那种豪迈的奉献精神，那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从时代的需要讲，它呼唤的不是人们对过去的不幸遭际、决不能只是那种伤痕文学类型作品所反映的怨恨，从文化思想上讲史汉富的《朝霞》及以后《朝霞丛刊》的《青春颂》那期歌颂知识青年奉献精神的那种豪迈的气概仍然还是时代的需要，不过语言词汇各有自身的时代特色。所以知识青年在农场奋斗的那段辉煌历史,对崇明而言它可是一座堆积着无穷无尽精神财富的矿山。我想起司机在陪伴我们一行时，讲过崇明农村的变化很大，但农场的变化不大。我们一路经过前进农场、长江农场、东风农场时，看到农场职工的宿舍还是破破烂烂，全崇明留场的老职工，不到一万人，农场的耕地都转包给安徽等外地来沪的农民了，农场的工厂关的关、停的停。马克思主义对于国营农场真的不灵了吗？难道几十万知青劳动的汗水真的要付之东流了吗？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冲击下，国营农场真的要如夕阳那样日落西山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在农场升起明日的太阳和朝霞吗？打开崇明的地图，崇明西侧、北面、东端都是农场的天下，我不知道崇明在大桥通车以后，会给农场带来什么变化，是房地产开发商来这儿争夺土地，还是农场生产的升级换代，也许希望只能寄托在崇明农场和农村承包土地的安徽来的兄弟们了，因为他们是目前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主力，应该承认他们是崇明人，是上海人，是崇明未来的希望所在。我想崇明的明天，上海绿色农业的明天，也许决定新农场的兴衰。望着知青广场的群碑，我一直沉浸在各种难以解脱的思索之中。他们叫我了，我回到队伍中，继续漫步在林荫大道，在湖边坐下来。 　　湖边有一个餐厅，有一群退休的老职工相聚在那儿，不一会儿他们都进餐厅聚餐了，大概是那个单位接待自己的老职工，一起过重阳的老人节。到了十一点半，我们缓慢往回走离开森林公园，在门口前，我与司机黄连兴师傅合影留念。驱车回月亮湖度假村用午餐，餐后准备乘船返回市区。徐文、龚萍一家热情为我们送行，还送我们崇明糕、羊肉、崇明蟹、扁豆等崇明的土特产。回程时我们就买了车客渡价格最便宜的船票，当即开船。这次船舱大了，光线明亮，窗户能吹进习习凉风，能够清晰地遥望无边无际的江面。船身大，速度稍慢一些，船的航行更稳了。遥望进出长江的那一艘艘繁忙的船舶，宝山码头上那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龙门吊，石洞口电厂那五个正在冒烟的巨大烟囱，虽然只有三天，大家的心情还是非常欢快和舒畅的。此时我与陈冀德说起，这次来比文革当官时几次来崇明的条件都要好得多，那时虽有崇明县委的招待，但无论吃住都比不上如今月亮湖度假村。司机黄师傅给我们每家留下名片，如果想再来崇明，可以先打一个电话，预订房间，那儿有车，出行方便，崇明东西长有一百二十多公里，南北宽有三四十公里，崇明还在长长呢！所以没有车没有当地人带路，那进出还不太方便。我们欣然地接收了他的名片，表示下次来一定到月亮湖度假村，这儿条件好，价廉物美，是休闲度假极好的场所。崇明有那么多农家乐和度假村，数这儿好，又有黄师傅那样的司机做导游，我们还能找其他什么地方呢？我们带了那么大包小包一大堆东西，亏得徐文、龚萍用车送我们,还一起上船，在上海石洞口码头上我们与徐文、龚萍热情道别。此后有朱立驾车接我们，送每户回家一直到门口，老人们外出旅游也不容易，要多少人来照料他们的吃住行走，中国有一句老话，七十不留夜，八十不留饭，我们一行九人中，有二个八十左右，五个七十以上，二个也六十以上，没有家人的照应，怎能轻易出行呢？比较而言，我们这些老人还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么一个可以互相照应生活的小圈子。 　　 　　注： 　　（1） 老樊读了此文后，经过陈冀德向我提出抗议，说他还没有到“气息奄奄”的程度，只是气喘吁吁，故照老樊意见，作此改动，并对自己言过其实过于夸张致歉于老樊同志，祝愿他越活越健康。 　　（2） 肖木读了文章说，他将来还是要当钉子户，我说那很简单，如果我们再去崇明，那我们会如牛气十足的“开发商”那样，让陈冀德开了推土机来，连根铲起，齐奔崇明，大家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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