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最近爸爸又有新作，作为老人身体还是今天的，但脑袋一直生活在过去，他在文章中谈到很多过去的事情和人物，还特别提到了隔壁的王中老先生。请你一阅。 　　儿朱刚 　　 　　复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纪实 　　——兼忆与王中在一起的日子 　　朱永嘉 　　今天是二〇〇九年的十一月一日，清晨将醒未醒时，我隐隐约约听到窗外的风声和雨声，六点不到，便准时起身，漱洗完毕，出门只见满地都是枯黄的梧桐树叶，触景生情这使我想起此前一天的往事。 　　十月三十一日是复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日，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希望看到我去参加这次活动，让我与筹备组的负责人，即张四维的女婿联系。张四维是我在新闻系工作时写作教研组的主任，虽然很熟，但与他的女婿就陌生了，从未见过面通过讯。所以我与郑重打了声招呼，请他陪我去。早晨八点我正在剪报，郑重来了，请我一起去参加。到了会场，那是正大集团援建的一个体育场，我看着它为校庆一百周年建了起来，还从没有进去过。需要说明一下我虽然编制挂在复旦，但学校一有正式的活动，我始终被排除在外。郑重领着我去报到，校友上的名单没有外，教师的名单也找不到我。郑重他们证明我曾经是新闻系的总支书记，接待的女孩子签了名，让我领了一张入场券。郑重是一九五六年进新闻系的，我是五五——五六年担任新闻系的总支书记。五六年秋冬之季，我就回历史系去担任教师工作了。他们这一届还记得我。进场时，我看到了徐培汀，我在新闻系时，他是总支的学生委员，人忠厚老实，勤勤恳恳。他已坐在轮椅上了，我与他握手时问他是否还记得我。他当然认识我，称呼我老朱，并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热泪盈眶。在门口还见到了谢恩光，他是随舒宗桥，马棣麟他们搞摄影的。接着我又见到了余子道与盛善珠。余子道是四九级的，他当初与徐震、周珂夫妇一起进复旦新闻系；盛善珠是五零级的；我是五零级进复旦历史系的。进校第一年与他们相处的情景似仍历历在目。那时的我们像现在刚进校的青年学生一样，充满着青春、朝气和活跃；但也那么幼稚，对以后要经历的风风雨雨全然无知。现在我们都是步履艰难，满头白发的老头老太了，时间不饶人啊！进会场以后，我坐在李玮英旁边，她是马棣麟的爱人。马棣麟去世以后，她孤独地一个人生活。我平时去菜场买菜时经常会遇到她。接着郑重接我到他同学那儿去，坐在一起的有徐矛，王华良都热情拉着我，也有人不记得我了。如陈韻昭，当年新闻系青年教师的她，现如今依然风风火火地一路过来与人握手，还是春风得意的样子，与我坐着隔一个座椅，我认出她来了，没有主动打招呼，怕她生气。过了一回儿，她便被别人拉走了，我的左侧空了两个位子。我的右侧是徐矛与王华良。徐矛打开会议赠送的纪念册给我看，上面记载着一九五五年二月，新闻系分别成立三个支部。我担任教师支部书记，新四支部书记是朱永珍，新三的支部书记是徐泽和张黎洲。九月成立系党总支，朱永嘉任书记，徐培汀任副书记。五六年九月，我去历史系了，由徐震任书记，张黎洲任副书记。徐矛翻这一页给我看，是告诉我新闻学院的历史还记载着我的存在。 　　会议正式开始前，介绍曾为新闻系作出过贡献的人，当介绍到王中的女儿与李龙牧的儿子这对夫妇时，却触发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在新闻系工作时，王中是新闻系的系主任，我先是教师支部书记、后任总支书记，他住的地方正是我现在住的复旦第一宿舍一号。那时我常来王中家与他商量系里的工作。谈话的地点就是我正在写作的这个客厅，那时他家的陈设很简单，家具也都是公家的。那个年代我们谁也不追求个人的私有财产。那时他的女儿还是一个小女孩，常常胆怯地躲在爸爸身后，天真地聆听我们之间的谈话。王中非常喜欢孩子，尤其这个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对她百依百顺。王中的夫人还包过小脚呢，但王中并没有嫌弃她。一九五六年夏秋时，王中到各地宣传他的新闻理论，我没有直接参与。只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不久我就去历史系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吐血不止在家休养。整个反右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家里怕我激动，连报纸也没有给我看。等我一九五八年回学校恢复工作时，才知道新闻系王中的悲剧。那时是北京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反对王中的新闻理论，为此从中央党校抽调了丁树奇、李龙牧、和人民日报记者陆灏来新闻系工作，从中央到市委许多人来讲话，对王中而言，那真是泰山压顶，王中成了右派分子，连累了一批支持他的师生，如徐培汀与葛迟胤，陆新康等，他们都为此受苦受难。经过一段历史，回过头来看，王中那几个关于新闻理论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报社和传媒固然要对上级领导负责，还应该对读者、对社会负责，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不一定都那么协调，上级领导也有出错的可能，读者群也难免有情绪化的表现。故报社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判断问题的准则，真实性更是一切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同时群众也有在报刊上表达言论的自由，是非可以由公众和时间来判定。各个报社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读者群体，传媒应该如企业那样独立地经营自己的企业，只有在经营中，才能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它绝不能躺在政府身上吃现成饭。从这一点上讲，新闻是商品并没有错。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也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这一切都成了大逆不道的旁门邪道了。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的是非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了；从实践上讲，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那还真是路漫漫兮其修远。在实践上舆论导向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但现今，有时候纸面传媒的威力毕竟比不上网络。为什么？因为网络上言论的自由度，民众参与的程度都要大大高于纸面上的东西。纸面传媒的婆婆往往无微不至地管束着编辑和记者，使得后者不得不和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而网络上的作者群体之广，其表达的自由和迅速，而且可以匿名的优势，都是纸面媒体所无法比拟的，过去我们天天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心中想的还是怎样把群众思想统一到导向上来，真正的英雄是我，群众毕竟是一群愚氓。这种思想方法如果不根本转变，那是很难改变局面的。王中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我出狱回家后的第二天，作为邻居，是他第一个过来访问我，到我家里坐坐，安慰我别把什么事放心上，因为毕竟他是过来人，没有任何顾虑，是是非非让历史去鉴定吧！只要自己不把任何委屈放在心上，挺起身子走自己的路，什么坎坷都能不在话下；只要自己没有偏着良心做事，何必在意别人对你说三道四呢。这样不仅没有包袱，而且可以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否则的话，你在个人得失上放不开，岂不自己把自己给折腾死了。许多同志过不了这一关，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吗？在王中面前，我还是愧疚在心，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能如他那样去安慰和激励过他，而他后来却如此深情地激励我，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我们又赶上反右倾，那时我记得在工会小礼堂听庐山会议的传达，是陈其五来传达的，不知怎么，我对这个花花公子历来没有好感，虽然当时他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我只记得一九五四年自己陪正在怀孕的夫人在乘船游西湖时只见他那副花花公子的样子，左右一大群妖娆的女人围着他，向他献殷勤，不由得心起一股厌恶的感觉。我与爱人立刻避开他的视线，免得引起他们不快。这次看着他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因为我记得反胡风时，章培恒也是他在礼堂上点名批判的，这次他大概又要来整人了。果不其然，他讲完话，学校党委副书记郑子文就点了复旦四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名，其中便有李龙牧，对李龙牧我本来就有好感，解放前夕我读过他不少文章，是我思想启蒙者之一。我脑海中有一点想不通，怎么了，党内就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啦。此后我一遇到李龙牧总是见他一个人低着头行走，他本来就不善交际，这样就更显得孤独了，后来他也住在第一宿舍。文革时，我曾与他一起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头像早请示晚汇报，那时正值红卫兵主持着复旦，我从市里回到宿舍也只能顺应潮流，小将们真疯着呢，何必去多什么是非。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他望着我，我望着他，大家心领神会尽在不言之中。先是李龙牧奉命从党校被派来复旦整王中的，现在是他在复旦也挨整了，过去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风向变得快了，先是你整人，不两年你自己也挨整了。现在我看到李龙牧的儿子与王中女儿整个一对恩爱夫妻在会场上一同怀念他们的先人，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不可以化解呢？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就是让时间自然地化解过去的怨恨罢了。因为时间能磨灭这一切。 　　大会开始以后，会场上一个又一个领导讲话和宣读贺电与贺信，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始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会议的发言结束时，徐矛看我对大会那么漠然的样子，便说今天的会议是否委屈我了。我说：这哪里话，过去在台上，现在在台下，只是视角不同，论自由度，台下的视角自由度大的多，在台下可以自由地品评台上各个角色的表演，演得好的可以喝二声彩，不能大声地喝，可以在心底里喝彩。但是，在台上日子可不好过，它逼着你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相应的角色，从个人讲个人是个人，角色是角色，有的时候变成双重人格，从内心讲那个日子可不好过呀！一旦角色的假面被揭开后，那个双重人格到真见不得人了。现在讲官员个性化，我可不太相信，其实这只是作秀。在官场哪能个性化呀！因为角色决定了你的性格，说得好听点，所谓个性化只是角色表演的风格而已，说得难听点，无非是表演时增加一点花花稍稍，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只怕到头来下台时，原来是那么一个臭恶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太进入官场的角色，会扭曲人性，缺少普通人的味道。作为官员除了公私分清之外，作为人他在不同场合是不同的角色，但不管在什么场合，担当什么角色，不能忘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 　　出门时，我又追上余子道与盛善珠，我看到盛善珠那么瘦弱的身子骨，就说要保重身子，我们这些人这可是第一位的重要，活着就是胜利。他们邀我一起去餐厅吃饭，我说家里离得近，还是回家吃饭，而且没有带上假牙，所以也只能回家去吃。郑重见我要走便请我下午到二〇二教室参加他们班级的活动。 　　午后又步行至新闻学院。下午再去，一方面想看看现在新闻学院的规模，另一方面还想会会多年不见的各位朋友，郑重盛情请我去他那个班相叙。我又见到了陈韻昭，她是一九五一级的，在她一旁是朱永珍，是那一年级的支部书记。陈韻昭留校做教师，后来成为一名记者。我指着她的鼻子说，上午你坐在我一旁，我望着你，始终没有出声。现在你认识我吗？她说你是朱永嘉吧！她介绍朱永珍给我，我一下子认不出来，她的名字前两个字与我相同，我说我们兄妹相认吧！陆新康，叶春华，梁廉禁，徐凯翔，荣申华都是他们这一级的，大家都共事过。在我印象中，还记得这一段日子，那时都年轻奋发而有为，特别是荣申华在文汇报，她是跑文教的，我回历史系后，她隔三差五地还不时地找我写了不少史学方面的报道。 　　我又漫步到教学楼，郑重领我进了二〇二教室，向在坐的介绍我了的身份，大家都不太熟悉，身旁有两个同学，一个在金山教中学，另一个原来是比乐中学的，在卢湾区委工作。他给我讲起姚文元的夫人金瑛，因为她出身在那儿，姚文元也是那个区出身的，先是区团委，然后去解放日报，以后成为市委政策研究所的一员。他说姚文元这个人一点不会交际，总是一个人沉默寡言的，为人很老实，讲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就是写文章笔头快，读书学习勤。可惜，这样一个老实人怎么是这样一个结局。我说我与姚文元相处十年，他给我的印象与他描述的完全一致。姚是这样一个老实人，他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私人之间的交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言行一致，要求自己很严格。至于他的文章有不少简单化，粗暴化使棍子的地方，那是那个时代使然，不能怪他，他只是履行组织上给予的职责罢了。从为人讲，他至死都忠于自己职守，忠于共产党的事业。那些失误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应由他个人来负责。坐了一会儿，我便想回家了，下了楼梯，又有一位朋友请我留在那儿用晚餐，我还是不想在那儿吃晚饭，接着她领着我看照片，有几幅已作故的新闻系教师的照片，其中有陈望道，徐震，余家宏，马棣麟，徐泽等等，那些都是他们年青时代的照片。徐震还是那么年轻英俊，上午介绍徐震时，还让周珂立起来面向会场。快八十岁了吧，当年的青年，如今都是耄耋老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六十周年了，建国初的青年怎不成老人呢！接着她又引我进图书室，在那儿我再次遇到了余子道和蓝聚萍，他们都是四九级的同学，我们几个人一起观看展览的图片，看了图片又一起叙述往事。 　　有一组照片是陈望道与一群青年相聚在新闻馆前的合影，说明这是一九四五年摄的，余子道说不对，站在陈望道一旁的女孩是王昌孝，我说：是王昌孝。她五〇年才进复旦新闻系，这些照片应是五十年代初拍摄的，所以照片上的说明有误。这个照片是在四幢楼前拍摄的，那时的新闻系只占了四幢楼中的一幢的四分之三，当年楼上是新闻理论教研组、摄影室、总支办公室、系资料室，楼下是新闻写作组的办公室，这些设施与现在是无法比拟的，在物质条件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引导我看照片的女同志指着另一张照片讲，那是高笑肖，我说他是历史系的。那位女同志说她明明是新闻系毕业的，怎么能说是历史系呢？我说她与我同班，一起进复旦的。我印象中她好像是温州人，脚一翘翘的，说话有一点口吃，进校的第二年，她要求转系去新闻系，那时历史系的系主任是周予同，又兼教务主任，他比较开明，只要他同意了，新闻系就只能接受了，所以她在新闻系毕业分配去了解放日报做记者。她是从事财贸报导方面的记者，丈夫不在上海。后来我在市委写作班，所以她常来找我，她稿子挤不上版面，就拖我到她们办公室去看稿子。我点头，她的稿子便上报了。她求我把丈夫调上海来。有一次交大有一个教师因亲属关系调出上海，这样文教系统有一个名额可以调入上海。我通过朱惠民告诉文教组负责人徐海涛照顾一下高肖笑吧，她可是名记者。有一次张春桥，姚文元去中百一店观看市场，她撞见了，抓住时机采访他们，如她这样的突然袭击，张、姚也接受了，还发出了一篇头版报道呢！这个人机灵敏捷，可是一名好记者，连张、姚见了都让她一着，她在我这儿更是有求必应。因为毕竟是老同学了嘛，我又在新闻系待过，那几届学生在上海文汇、解放工作的可多了，加上写作组的特殊地位，所以她能抓住时机钻我的空子，文革结束后，她成了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在衡山饭店的顶楼还有一个个人办公室，她又成为红人了，可惜也因此而把她给累死了。那位女同志则说她的儿子便是屠海鸣，正是捐资建新闻学院门口那座大楼的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见高肖笑，是在青浦的福寿园，那儿有她的墓和雕像，她走得早了，正是她太劳累过度的结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有伍必熙，葛迟胤的照片，伍必熙是搞新闻史的，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年青有为，待人也很诚恳，余子道说文革开始复旦党委倒台的那一次大会上，余子道与伍必熙一起上台陪斗，当时根本没有触及他的任何问题，第二天忽然听到说他跳楼死了。我叹了一口气。有什么想不通的呢？别人又没有提到他，不过是一个系的副主任，能有多大的事情啊！有一些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就如珍贵的瓷器那样，没有碰它，摇晃一下就跌碎了。如新闻系资料室的葛迟胤，陆新康，史和那样都走得太早了。其实他们皆很有才华，如我这样拖着病身反而成为幸存者，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否健康，关系到一个人生命的存续，人总有感情，总有情绪冲动的时候，总有非理性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又哪来激情呢？这个激情可以鼓励你奋然向前，然而当这种激情变成一种情绪化的抗争，有时就会把生命搭上去，那种时候需要千万冷静又冷静，你可以一个人躲在一个地方，大哭一场，狂笑一阵，然后冷静下来，理智地去应对此时所面临的困局。如何忍辱负重地求得一个正直的，需要时间来实现的更好结局，这就是修养，有这样的修养才能修成正果，最终立地成佛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杀反而是很不明智最吃亏的表现。 　　往日的事已如昨日被秋风秋雨扫落，就像地上的梧桐枯叶那样，我相信明年我门前梧桐树上会长出更盛的叶片。现在的年青人一定会有比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有我们那么多经验教训做垫底，我相信，新的一代会底气十足地更加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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