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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最近爸爸和我还有阿姨去崇明游玩了一天,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这一天的快乐过程。现将此文寄给你,请一阅。 儿朱刚 崇明一日游 朱永嘉 九月十五日上午,朱刚说要出门去,往日都是他一个人外出郊区旅游,一去便是一整天。我想他出门了,保姆可以不用烧中饭,便与保姆说我们可以去公园玩了,我心中想的是去世纪公园,也要一天旅程。朱刚说他去崇明,使我想起上次去樊天胜家,说起他那篇《故乡散记》,即发表在《朝霞丛刊》的散文,本来崇明的地方志是要收进去的,后又未收录。事情缘于陈冀德在《生逢其时》那本书上,提到了这篇散文,说我那时读完以后,连声说好,作品中最为我欣赏的一句话,就是篇尾的“太阳就在你身边昇起,”太阳照耀下的高积云,美轮美奂,这就是《朝霞》!那天在樊天胜家,他说还想去崇明看看,肖木的夫人小舒也鼓动大家一起去崇明,她有亲人在岛上,可以照料,陈冀德也说想去住一夜,这就萌发了我先去打一次前站看看老人们去能行吗?就这样我与朱刚和保姆小荀说咱们一起去崇明。我去超市买了四只沈大成的肉包子,带上李家政送我的龙华庙月饼四只及几瓶矿泉水即启程前往崇明了。 出发时已是上午九点,我们三人乘轻轨三号线到宝杨路。小荀是第一次乘轻轨,她从内向窗外看着自己伴随轻轨车疾行时,两边景色的迅速转换,好兴奋啊,看到她脸上那股乡下人进城那份好奇的目光,我问她头晕吗?她说这个车不晕头,比乘汽车的感觉好多了。到宝杨路码头已是十点半,买了十一点半开船的船票后,我们三人便徘徊在船码头江边的一大片緑地上,后又靠着栏杆,遥望江面上忙忙碌碌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小荀说,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开阔的江面,这里有那么多轮船往来,她家乡那儿可没有这样开阔的水面。靠着栏杆我们一起都照了相,留作纪念。 十一点半我们准时上船,船慢慢驶离码头,到了江心,向前和向后看都是那么开阔的水面,一望无边。小荀快活极了,我们在船舷边看两岸的景色,我告诉她这是长兴岛,是上海的造船基地,那里高高耸立的吊机如林,庞大的龙门吊特别令人注目,这些年上海建设突飞猛进的景象尽收眼底。接着船驶过青草沙,有灞拦着青草沙,灞内开始隐现沙州了。我说这是我们饮水的水源,将来我们上海的饮用水水源的取水口便在此处的江底。我望着小荀那种心旷神怡的样子,心想大概长期居住在偏僻小山区的人们,到了开阔地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吧。在船上我们吃掉了带来的干点,权当午餐。餐后我们又一起兴致勃勃地站在船舷边瞭望移动着的江面。此时我看到一个女孩独自一人在舷边静静地观赏江景,默默地孤独地不与任何人搭理。她带着一顶帽子,看不清脸庞,似有什么心事似的。过了一段时间船靠岸了。 我们上岸找到了堡前线公交车站头。此时她也恰好在那儿候车,两目相视,似曾相识,我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堡镇港码头没有直接去东滩的公交车,要先乘车到前哨农场,然后再打的去那儿,而班车刚开过,要等一个小时才有。没过多久一位崇明的车司机走来兜生意,经过讨价还价,35元一人,他负责送我们来回。此时前面所讲的小姑娘也凑合过来,一起搭车同行,这样我们便由三人行变成了四人行。由朱刚陪着,一切事务让他去操办,小荀替我拿着包,我空身一人坐在面包车的前座,一路风驶疾行地前往东滩。 司机把车子加速得令人感到害怕,这时我与司机开始了一番大“辩论”:我说我们这些人把命都交给你了;他说他自己也是一条命;我说我这条老命不值钱,但是他可不一样;他说大家都只有一条命,请放心没问题。接着我与司机便闲聊起来,我说我们是有缘来相会;他说能拉我们去东滩也是他的缘分,他介绍自己曾在上海做过公交司机,开过出租车,这行当实在苦,所以还是回崇明来,毕竟有一个家在这里,还是和家人在一起的好。 在车上我问司机前进农场现在怎么样?他说那儿没有什么声息,我之所以问他前进农场的情况,因为记得在一九七五年秋我来过前进农场。那时中央关于国营农场应该怎么办下去有过争论,张春桥对我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怎么不灵了呢?听说前进农场在开职代会,我就去看一个究竟。从六十年代初,崇明办起一批农场围垦荒地,于是大批知青去农场安家,使那一大片盐碱地改变了面貌,既安排了城市剩余的劳动力,又增加了农田和农产品,改善了城市的供应。那时候我们没有进一步城市化的概念,只是希望农村来消化城市的就业困难,把城镇就业的职工限制在大跃进时的五千万人左右,所以才有上山下乡的动员,我们的思路都是顺着这个方向走的。那时我帮助他们搞了一个《前进农场宣言》,登在《学习与批判》七五年的第十一期上,是曹庸和马羽他们一起陪我去的。这篇宣言肯定了农场建场以来的成绩,批判了在所有制问题上,“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的说法。现在想来也有片面性,国营农场的农业发展,应该靠机械化,搞大农业生产,而不仅仅只是安置城市人口的场所,这是一种错位。那时我也知道光靠农业生产的收入维持不了农场职工的生计,所以也设法下放一些工业项目,而下放的都是劳动密集型手工工场的作品,也是低收益,低效率。而且化工的产品下放,会带来环境污染,而崇明的那片湿地可是上海保护环境的宝地啊!但那时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些。我听司机讲前进农场现在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心中多少有一点惆怅。我接着问司机,崇明的国营农场那个最有名呢?他说前卫农场最有名,前两年胡锦涛来崇明,便访问过前卫农场,参观过那里的农家乐,随后胡主席坐过的椅子被套上了红绸的套子,谁去坐一下拍一张照,还得付钱呢!那里成了人们来崇明旅游的一个景点,那里的农家乐可是崇明为市区提供的最好的休闲场所。我心想,要把崇明建设成一个生态县的设想,也就是把崇明变成为为市区提供绿色农副产品和休闲的场所,所以胡锦涛坐过的椅子也成了人们旅游的一个景点。后来我在家与陈冀德通电话时,讲起这件事,她说能赚钱就好,但是在我脑子里却泛起另一个念头:中国农民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一有机会便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人故意去煽动他们,这完全是自发和本能的反映和表现,他们固执地期望中国有一个好皇帝。所以西方的那套民主观念,要在中国大地农民的头脑中生根开花,其路程还漫漫兮其修远呢? 车子继续如风驰电闪般的向前疾驶,下午三点不到我们便到了目的地东滩,这是为上海市区留下的一块天然湿地,是我们城市呼吸新鲜空气的绿肺,崇明的士停在门口,守候我们的回程。我们一行四人到了门口,由同行的女孩作代表,签名并留下了她的单位名称和个人姓名。那个地方无需买门票,也没有小商小贩和商店出售任何东西。进门以后就是一块又长又大的广告牌,上面画了许许多多曾在湿地出现的各种候鸟,数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小荀指着画面上的野鸟说,这她那儿有,那个她家乡也有,她说她的哥哥会捕野鸟,他们家乡鸟可多了,哥哥曾经捕到过画眉,可以卖一百多元呢!她问我她回家后给我带一只画眉来好不好?我说我只会养猫,不会养鸟,猫儿可要吃鸟的,这个事不太好办。进门以后,不几步便有一块大石头迎接我们,上面刻着“崇明东滩湿地”几个大字。我们一行四人就在那块大石前请人帮助摄影留念,然后走进湿地。在湿地上有一条长长的木条架成的栈道,两边都是绿绿的芦苇,一片绿色。秋风吹来虽然有一点萧瑟的感觉,但空气是那么清新,一望无际的绿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沿着栈道漫步边行边看,远远的有几间茅草棚,大概是供看守人瞭望有无盗猎的哨所;远处还有几枝竹竿柱在那儿是给鸟儿栖息立足的地方,偶尔也有几只候鸟在上空飞翔而过;走过一段长廊,前面有一个亭子,三面有座椅,有几个游客在那里休息和瞭望。天空上片片浮云在飘荡,足底下隐隐有瀯瀯流水之声,水面上不时飘出气泡,那是幼小的螃蟹与鱼儿在游憩,四面都为绿色的芦苇所环合。天地寥寂而几乎没有任何声响,幽邃而令人悄苍,遥望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人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苍然暮色,自远而至,心凝形释,与自然之万化冥合,不欲归而又不得不归。 与我们三人同行的那位姑娘依恋地不断回首张望那绿色的海洋,我问她是否很喜欢那绿色?她点点头。我问她是那里的人,她说自己是兰州人,她家乡的山都是秃的,是黄色的,哪有什么花草树木。黄河虽然经过那里,然而兰州四周都被山围绕着,有石化工厂在那里,工厂冒的烟散不开,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哪有这么一片绿地和清新的空气。我问小荀在这儿有什么感觉,她说这个地方一点也不好玩。她家乡有山有水,到处都是一片绿色,芦苇长满在有水面的湿地上;这里的鸟儿就这么几只,她家乡可多了,要看这里还不如回家乡,只是那里没有这儿那么宽广,但比这里更色彩缤纷。她们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与我们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感觉自不相同。回首再望那亭子,似乎缺一个题名,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亭子,也许无名更胜有名。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在暮色苍茫中,依依不舍地在栈道上一起启程回城了。 崇明司机与他的的士车仍然在门口,我们一行四人登车打道回城。一路上我继续与司机神聊,问他在回程路上,还有什么方便的去处,同时解决晚餐问题,他提出可以去前卫农家乐吃晚饭,或者去看大桥。我们打开地图看了一下,去前卫农场路程太远,当晚难以过江赶回市区,还是去看一下刚修好尚未正式通车的大桥吧,然后在堡镇港附近用餐。于是我们赶往大桥,不一会儿便到了江边。我们遥望大桥,外形上它与其它长江大桥如苏通大桥,润杨大桥没有什么不同,那几座大桥我都曾驱车经过。但是对这座大桥我仍若有所思,记得一九七五年时,张春桥曾提出上海经济的发展应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他希望有一个十年规划。还说崇明是中国的第三大岛,这许多年台湾发展快了,海南岛也没有好好发展,崇明就在上海的范围内,为什么不能依托上海的工业基础,让崇明也快速发展起来。那时的市委领导马、徐、王曾亲临崇明考察,王洪文回到上海也亲去崇明考察,崇明的发展一时成为市里头头们关心的热点。那时我曾经想过先在崇明搞一个十年规划,与那时的崇明县委商议过。所以写作组经济组的人几下崇明,文艺组的陈冀德带了林正义也与我一起去过崇明,住在那时的县委招待所小院子里。毕竟我们力量有限,只能说说而已,没有马、徐、王与市计划委员会的亲自并直接参与是很难做出什么名堂来的。后来四人帮被抓,这一切设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大桥脚下,我们下车走下堤岸,沿着丁字坝走近大桥,我们一起分别照了相和合影。在照相时,我忽又想起四个字“物是人非”,这个大桥是陈良宇在位时提起并拍板的,现在大桥快修成了,不久的将来市区的人可以驱车先经隧道到长兴岛,然后由长兴岛驱车通过此桥直达崇明了。这座桥和隧道为市区与崇明之间的往返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如今陈良宇下台了,桥却已造好了,不正是物是人非吗?另一方面这个桥所以能建成没有胡锦涛崇明之行,点头拍板也是搞不成的,因此胡锦涛的崇明之行是为上海做了一件大好事,所以崇明百姓记得他,连他坐过的椅子也成为旅游景点,自然也顺理成章了。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是几代人的追求,要有适当的机缘才能成就。历史不能割断,大家都在为崇明,为上海的发展添砖加瓦。 朱刚推了我一下,把我似乎从梦境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再一起上车,向堡镇方向赶去,车子仍沿着长江的堤岸,穿过桥脚沿江疾驶。江边芦苇湿地飞起一群野鸭,在车窗遥望黄昏的江面真是太美了;夕阳西下,暮色苍茫,金黄色的浮云片片,条条阳光都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反射出点点闪光。我招呼车内的人快看这一景象,虽然近黄昏,夕阳真是无限美好,滚滚长江闪着红光的清流。白居易的《幕江吟》中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我想长江的水将会洗尽一切人间的贪欲,辨别世上的清浊善恶,让这个城市永远保持美好的未来。 车子把我送到一个小饭馆,我们四人一起围桌而坐,点了最普通的两菜一汤,开始一起用餐。我便与那个小姑娘闲聊起来。她说你们真像一家子;我说小荀安徽人,是保姆;她说,你们能这样,真好啊!近日报端有多篇文章讨论东家与保姆的矛盾,似乎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如何规范家政服务的秩序上,我觉得关键是东家能否与保姆建立起真正的亲情,生活在一个家庭内,老是想着雇佣关系,那根弦不是就一直崩得很紧了吗?我问小荀,人家说东家与保姆的关系紧张,你感觉紧张吗?她说好得不能再好了。我想这种关系靠的应该是亲密无间的亲情和相互尊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千万不要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引到家庭中来。更不用说在父母、夫妇、儿女、兄弟、姐妹之间,亲情应该是压倒一切的,决不能引入金钱关系来伤害相互间的亲情。亲属之间相互帮助的义务是无条件的;大家都应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亲人间的恩爱关系;如果在亲人之间斤斤计较地指责他人,那样的话,最伤心的是家中的老人了。古人陶渊明前后两次娶妻,他有五个儿子,是同父异母,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如此。所以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问问自己,是否对这个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样才有一个温馨的家院。 我接着问那位小姑娘来上海几年了?她说已经四年,去年又签了一个三年合同。问她从事什么工作,她说是设计网页的;问她读什么专业,她说兰州念的大学,学的是石油化工方面的专业,而现在这份工作与她的专业关系不大,我说这是市场需要。我问:有男朋友吗?她摇摇头,再问她户口解决了没有?她仍摇头,我感觉到她处境艰难呀!年龄三十左右了,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姑娘总得有一个归宿呀!我心里想我们引进人才,有没有为手下的人才创造一点好的生活条件?她说父母在兰州,每年还要回去一次。如她这样,如何能安家,上那儿去安家?我想是呀,房价那么高,怎么安家呢?说工资不会太低,但没有户口,因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都轮不到他们。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不具备,她们要结婚往那儿去安家。年龄一年年大上去,青春虚度,这本来是社会应该帮助她们解决的,至少应该为她们提供婚房。我无意中说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我们大学毕业了,留在学校工作,结婚了,学校自然有责任给我们婚房。那时的工资虽然低,但基本生活的需要还是有保障的呀,现在没有人关心这些。社会、单位应承担的责任,都推在个人身上,房产商成了吸血鬼,恨不得把你一辈子的积蓄和将来的劳动收入都一次性地榨干净,这怎么让人受得了呢?在大城市工作难呀!尤其是外地来的大龄青年更难呀!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是当今一群白领职工共同遭遇的难题,人才怎么能安心,怎么能成长呢?我心里由衷地同情她们,我问她们工作忙吗?她说加班没个完,睡眠不足,在饭桌上她给我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她叫倪永良,朱刚戏说“你”永远做好良民,还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嘛!我们离开饭店,叫了一辆崇明的士,直奔码头,买了票上船,不久船即起航,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在船上,见那位姑娘很快就进入梦乡。我、朱刚、小荀一起到船舷旁观赏夜航的美景。只见船离开崇明,渐行渐远,岸上灯光星星点点。当晚没有月光,江面上一片漆黑,远处宝山钢铁厂的码头、石洞口电厂的烟囱隐隐约约,还看得到。接着船慢慢向南岸靠近,看到宝钢及其码头上一片灯光越来越亮,还有停泊江面上的船灯,使我想起白居易《琵琶引》开头那两句:“浔夜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当船靠上码头,我们一起上了岸,最后终于与这位姑娘握手言别,我们虽算不上“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崇明岛上又“相逢何必曾相识”,但希望将来还有重逢的机会。 晚上九点,我们到家了。接着,我便立即与陈冀德通电话,她高兴极了,约了下次一起去。十点女儿打来电话,埋怨我为什么走那么远,让她担忧了。小荀说下次上她家乡去,她那里山山水水的绿色比东滩还好。网上“说一点保姆的故事”那篇博文,有泾县的跟帖,还有介绍那边旅游景点的照片。难道将来农村都成为城里人下乡度假消遣的场所?这固然需要,农业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所以还应该有一点更大的事需要农村去办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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