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讲过“分析好大有益”，我们今天对前三十年的运动必须抱着分析的态度。对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不要简单地一刀切，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客观地对待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有的运动还是代价甚小收效甚大，比如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如此便不能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解放战争，才能迅速地取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土改运动，有错杀枉杀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滥杀人的现象，但是并不如有些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又如建国初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机关的肃反运动，当时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需要这样做，当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反胡风就完全搞错了。这两个运动都有一个杀人的问题，确实有人不该杀，杀错了，也有不少人可杀也可不杀，在中央直接控制下，如战犯们一个也没有杀，在地方上就很难说了，在这方面要吸取教训。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能急匆匆地赶运动，要慎重地一个一个处理。又如建国初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采取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办法，实际处理的人很少，收效很大，其后二、三十年的社会风气始终是那么简朴，在中央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级干部，那样在中高级干部中几十年没有出现严重贪污腐败的问题。近十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有一百余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少了，为什么官员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贪污腐化，因为缺少大张旗鼓社会群众运动的那股威势，这股威势便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监督。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是与整个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杀人少而效果大，而且其成果持续时间长。当然在地方上执行时也有错杀的，那时上海的五反运动，就杀了一个商人王康年，因为他卖假药给志愿军，这下子民愤大了，不得不杀，后来张春桥对我说过，那时柯庆施讲王康年可以不杀，如果放一段时间再处理，冷静地想一下，他罪不至于死啊！总之前三十年社会风气正，黄、赌、毒的风气始终抬不起头，这不能不归功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从各个单位开展三反运动看，有没有冤枉过一些同志和好人呢？那当然有，我在“三反”时，曾经在复旦大学担任过打虎队长，我查的那个嫌疑人，经查证后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平反了。所以那时确实有过搞错了的，最后定案时还是实事求是地一个一个甄别平反了嘛。我记得那时复旦大学最大的贪污嫌疑犯是保健科长李伟民，因为他经手药品的进出，他上了登辉堂在打虎大会上挨斗。但事后查证，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就平反了，他一直活到九十几岁，有人推着他坐轮椅车出来，我们相见时，还双双问好，互祝健康呢。从复旦大学的情况讲，由于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场群众运动的声势，有群众性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它压住了贪腐的风气，那时我们开会，钢笔的墨水没有了，吸一点公家的蓝墨水也要先给主持会议的人打一声招呼呢！现在的风气则是对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在干部中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大家都以沾公家的便宜为荣，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是非荣辱的观念被颠倒了。所以那时的运动即便有错，但与那个运动整体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个别或者部分有错而否定整体。 　　反之有的运动从整体上讲失大于得，如大跃进，由于瞎指挥，高指标，说假话，大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饿死了人，那就不能再搞了。毛口头上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但大跃进失败以后，实际上他是痛定思痛的。我在文革十年中，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重提大跃进的事。毛发动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挥生产，想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赶超英美的口号，想摆脱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些用心并不坏，但他太急功好利了，经过几年实践下来证明此路不通，他心头是认账的，这个失败换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珍贵的。然而就大跃进本身的教训而言，也不能全由毛一个人来负责，放卫星，弄虚作假那种浮夸的做法，与一些地方干部有关，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都有责任，高征收也是那里搞得凶，那几个地方饿死的人也最多。一九五八年时，毛派了田家英，戚本禹去四川蹲点，同样的方法，亩产只有三百斤，而李井泉报了二千多斤，为此毛还与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辩论过，事实上还是毛首先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纠正大跃进中过左的做法。所以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抱着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不能主观主义地把问题推向极端，借以宣泄自己对毛个人的不满情绪。 　　 前三十年时期，农村基层干部比较良好的风气不能不归功于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便是这一场社教运动也有一些过左的做法，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现在看来还是偏左了一点，六五年我还去横沙岛的一个生产大队负责过一期四清运动，我没有整过一个干部，但是让贫下中农诉诉苦，吐一点怨气，对端正干部的作风，健全大队的管理制度还是有益的。所以虽然运动是有缺点和问题的，整了一些不该整的人，至于从运动的整体上讲，收益大于损失，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善了干部和群众关系，多数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革十年中国的许多城市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工业生产受到影响，个别城市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但农村的农业生产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其中就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份功劳吧！至于反右和文革运动的问题就更大一些了，不仅有整人的面太宽，时间持续太长的问题，其中既有决策层面上的问题，也有执行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属于群体性的非理性化的极端行为，从某些方面看也许是失大于得，即便如此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所有的政治运动。即便反右运动，也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到了下面是有不少打击面太宽，伤了不少好同志的现象，比如把一些对党组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当作右派言论来批，给人带右派的帽子，长时期的歧视，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对所以会反右，在当时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还得要具体分析。搞错了当然应该平反，错一个平反一个。现在一风吹了，也应该嘛！再说政治运动中的各种错误也应该具体分析，各有各的账，不能让毛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因为决策和执行操作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文革的失败，既有决策上的失误，如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前十七年工作中的错误估计过于严重，对干部队伍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当运动出现地方行政瘫痪，局面失控的情况时，匆忙决定各个省市全面夺权，于是各地都进入权力再分配，结果使整个局面处于进一步失控的状态；这里也有属于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权力再分配时，人的私心大爆发，在新老干部队伍中都有思想不纯的问题，如闹派性、打派仗的问题泛滥成灾，所以后来才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操作层面上进一步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与干部是否出于公心，及其素质的状况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有的是领导干部为转移视线，转移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想重演反右斗争的错误；有的是为了排斥异己，搞打击报复；有的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对下面的同志只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因而错伤了许多革命群众和好同志，这事各有各的账，能把这一切也都怪在中央的决策上吗？文化大革命中所欠的账，在追究责任上，应宜粗不宜细；但从总结历史教训上讲，那应该是宜细不宜粗，那样才能帮助大家吸取教训。只有好好分析，才能大家受益，才能不重犯过去那种错误，干群之间才能一笑泯恩仇，才能促使大家在祖国大家庭中团结一致。我不喜欢武侠小说中那种成天叫嚷复仇的冤冤相报。否则的话，一些品质恶劣的人还会故伎重演，还会破坏大家今天团结和睦的氛围。当然，品质恶劣的人代代皆有，总会寻找故伎重演的机会，但有了认识，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比没有这个认识，没有思想准备要好得多。 　　 总之，对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它，应该看到它的基本面是好的，是向上的。邓小平便曾说过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还说建国后的三十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当然是有问题、有失误、有非常惨痛的教训，对于成功和失败我们都要客观公正地看。 　　回顾建党以来八十八年，以建国之前的二十八年讲，我们也经历过失败，之后才取得成功。建党初是第三国际领导我们党，斯大林在指挥我们党，开始时犯右倾错误，后来犯左倾的错误，那时掌握领导权的是留苏回来的同志，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搞城市暴动，南昌起义以后想去广州立足，张太雷领导下搞广州暴动，都是为了有一个大的港口城市，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结果都失败了。后来在苏区是德国人李德在指挥军队，照搬正规化的战争条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才不得不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才由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军队，指挥战争。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才从思想上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思想路线错误，从作为革命者这一点上讲他们还是我们的好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功绩，虽然他们做过错事，但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牺牲；挫折、失败也是财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建国以后整个党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它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一样，他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甚至犯一些后人看来非常幼稚的错误，造成一些损失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对形势的认识出现错误，因此伤害了许多同志和知识分子，说到底，它毕竟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一旦当大家认识到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挫折时，它就是党的财富了；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再重犯那样的错误了。我们在取得成绩、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警惕骄傲，因为骄者必败。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到形势严峻的一面，有许多老问题依然存在，立意好的决策和制度建设，到了操作层面往往走样，那是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有差异，各地都有地方利益的问题，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不一样。从我曾长期工作的高等教育部门看，比如高考加分的制度，立意并不坏，但在实践中加分的政策被异化了，如绍兴一中高考加分的73人中，有49名官员子女与企业老总名列其中，这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有的制度设计，如高考制度，经过许多年的实践，如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日渐显现，它使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演化成应试教育，这个害处就很大了，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和培养。此外，如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本来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现象，任何东西的变化，总有先后，但实施的结果，是财富最终相对集中到一部分高干子女身上，被人们作为拉开贫富差距的案例，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它会使党从根本上脱离群众。记得邓小平曾经对其弟邓垦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同时他还说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据有的报刊披露，截止2006年3月底，内地个人财富超过亿元的有3220人，而高干子女占了总人数的91%，即2932人（见今年七月六日的《西安晚报》、七月十七日的《作家文摘》），财富如此高度地向少数人特别是向高干子女身上集中，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包袱，对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日后我们也许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7月21日《作家文摘》的人物栏，我又看到一篇题为《中国红色第三代的非政治人生》的报道，这个报道是摘自《看天下》今年十七期，它介绍了共和国功勋的第三代经商的一群女孩子，她们有的在海外长大，现在一身珠光宝气，完全贵族化了，资本化了，看不到一点平民化的劳动本色，也缺少一点知识分子的气息，生活得那么张扬而招摇，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呢？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是否符合五十年代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寄予希望的第三代，我从这些第三代身上感到最缺乏的是那种他们祖辈当年的革命者的那种气概。他们的祖辈有的人在早年也曾有过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第三代身上出现“非政治”的人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人生呢？当然，人生的道路，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对个人财富的积累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百姓们则抱着非常善良的愿望，希望从她们身上看到其先辈光荣的革命传统，故她们的人生道路就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了，当然高干的第三代，并非尽是如此，也有非同寻常的。我想对比一下，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新民晚报》登载的周恩来对自己四个侄儿、侄女，严格要求他们到部队去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服兵役，并且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看，只要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日益严重下去，因为富人的需求毕竟有限，大多数人有改善生活或消费的需求，却缺少相应的财力，那么我们就很难调动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发展，它还会加剧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群众中那种仇官、仇富的心理，正是这个矛盾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如果贪腐之风得不到抑制，还会使我们县以下到乡镇和村的政权出现半瘫痪或瘫痪状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群体性事件的频率上升，正是这类矛盾的表现。目前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还不是前三十年的失误所遗留下来的认识问题，因为那些已是过去的历史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威胁最大的是后三十年积累的种种政治弊端及其所败坏的社会风气，正是这些问题败坏着党的威信，在民众中积累着种种怨恨，也许正视后三十年所积累的问题现在更为迫切。 　　记得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勃列日涅夫当家的时候，正是苏联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但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和发展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出了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败家子当家，从此苏联与苏共便垮了。今年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了，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还是要不忘记“生于忧患”这个古老的中国历史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希望由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能永不变色，希望先辈们革命建立起来的事业能代代相传。个人的得失和委屈，怎么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发几句牢骚，也不足为奇，但总得向前看吧，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记得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中有那么两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意谓我们应该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所以兴亡的国家大事，可不能为儿女之间那些私人的恩恩怨怨说个没完没了啊！所以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才是最根本的。要懂得上个世纪初，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所遭遇的是千古未遇的剧变，我们遭遇了那么多灾难，经历过那么多失败和曲折，能够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来之不易。千万别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要懂得它的珍贵，努力爱惜它，维护它，使它长盛不衰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永远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和受人尊敬的。至于个人的任何遭际，我永远无怨无悔，对祖国、对党、对人民我仍然充满着期待。 　　还有，那些关于易帜的主张是一个馊主意，要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个别人及海外某些作家那些别有用心地通过把毛妖魔化以达到倒旗的目的的著作说的都是混账话，揭疮疤当然可以，至于为什么要去揭疮疤，那就有一个态度问题，是为了治病救人，还是为了把人置之死地，这可有天壤之别，对那种要把中国共产党往死路上赶的事，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与之相反我们反省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失误，则是为了进一步高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凯歌前行。 　　 海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否定前三十年那股思潮作起始，然而他们否定前三十年也是为了从后三十年打开一些口子来进一步否定后三十年，否定毛最后是否定邓，并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的革命历史，从而把二十世纪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成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发生的一场暴力运动的罪恶历史。以此为契机，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自动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起垮台，希望中国也来一场颜色革命，搞一次彻彻底底的改朝换代，这样中国可以如苏联一样四分五裂。他们也希望把藏独、东突请回来，把民运人士和法轮功都请回来，人为地培植一个适合他们需要的反对派，从而把整个中国大地弄一个天翻地覆，最后在中原出现地方割据，逼迫中央政权出现分裂，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解体，使整个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那些敌对势力既可以分而治之更可以趁乱有所图谋。我希望这一切，只能是海外敌对势力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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