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爸爸又有新作，请你一阅并指正。 　　 儿朱刚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上） 　　朱永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这六十年我是过来人，伴随着祖国的六十年弯弯曲曲的道路，我个人也是曲曲折折地走过来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所以我珍惜这六十年，难忘这六十年的经历。总是思考着如何对待这六十年曲折的历程。 　　 近日读《报刊文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七月一日刊登专访金冲及的文章，谈及怎么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历史的问题？金冲及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即便是教训仍有指导意义。金先生此话，鄙人颇有同感，历史当然不能割断。说实在话，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我自己有切身体会。记得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有一个文件，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在上海锦江饭店起草的，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了起草，后来请陈伯达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这份纪要提出了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被一条以“四条汉子”为代表的文艺黑线专了政，这样的论断，彻底否定了建国以来十六年间的文化工作，它就成为此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结论当然是过头了，它压抑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到七五年七月毛已感觉到文革开始以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此他找江青与张春桥谈话，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扩大文艺节目；提出缺少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他不主张把周扬长期关起来，提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举了鲁迅讲吃苹果的故事，苹果只要不是穿心烂，把烂的部分削了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对一个人不能有毛病就完全丢开；后来毛又对电影“《创业》”作重要的批示，都体现了他调整文艺政策的决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年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纠正。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领悟到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一旦切割历史，时间长了，就会自然证明这样行不通，因为这种切割不符合实际，对今后的工作不利。 　　我还经历过另一件切割历史的事件，记得是在一九七零年夏天上海教育战线有过一场关于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的争论。在这一场争论中，我是积极主张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上是黑线专政，那时围绕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在复旦大学展开得很激烈，在复旦支左的由空四军派出的军宣队长方耀华是主张红线专政的，由于我的关系他不便公开明言，但在部分师生中则是主张红线占主导地位。不久北京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写作组联系复旦的朱惠民同志作为联络员也去参加了会议，后来中央要起草一份有关这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文件，周总理指定张春桥起草这个文件。这一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送毛审定时，毛圈阅同意，而文件是主张十七年是黑线在教育战线专了我们政。当时朱惠民从北京回来以后，告诉我会议的情况，那时我是很得意的，因为我此前的主张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说法，尽管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总不能割断历史吧，教育改革还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为什么每有重大的变革时，为了突出变革的必要性和意义，往往总要以否定此前的历史作为变革的根据？如果仔细想想，所以反复出现这种现象，总有它客观的原因，之所以产生革命或者变革，总是有一方压迫另一方的结果，压迫越甚，反抗亦越烈。革命或者改革进行反抗和变革时，往往会产生一种过激的情绪化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在这种情绪化的思想支配下，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难免有一种过激的想法和行为，总有一段头脑发热的表现。过去毛也讲过冷处理的问题，争论时，言词过当在所难免，认真处理问题时，应该保持头脑冷静，因为过犹不及，头脑冷静了，就可以客观公正一些。而那种过激的思想和言论，及其所提出否定此前历史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违反历史主义的惯常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借着“革命”或者改革的名义，标新立异的极左的做法，过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做法叫作“矫枉必须过正”，实际上“过正”了它不仅矫不了“枉”，过正自身实际上也是一种“枉”，它会变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而这种“矫枉”由于它带有过激的情绪，所以它不可能是客观而公正地评价此前的一段历史。凡事总有一个度，中国有一句老话，“过犹不及”。再如“五四”运动时，吴虞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当时来看非常痛快，不如此不足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冷静地思考，便会认识到很有问题，这样对待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公正吧！这也许是年轻人常犯的一种“幼稚”病吧！所以这些做法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经过一段时间，它的不合理性会自然显现出来，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因此任何对某一历史阶段仓促做出的政治结论，都必须经历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它是否客观和真实，历史往往是最公正的，时间往往是检验是非最有效的办法。 　　许许多多事件，往往要拉开时间的距离才能作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不能单凭一时的激情和好恶去判断刚过去的历史，还是留一点余地为好。如果我们认真去读一下《尚书》的《泰誓》篇，可以看到周武王伐殷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便把殷纣王妖魔化了。周武王姬泰在《牧誓》中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把纣王的罪过都归之于妲己，归之于“惟妲己之言是从”，那就违背了历史的基本事实，那不是把女人看作祸水了吗，那是不公正的吧！至于殷纣王是否如此可恶，历史并非如此，毛主席就讲过要为殷纣王翻案。以后每一次改朝换代为前朝修史时，都要把前朝末代的君臣说得一塌糊涂，唯其如此，才能显示自己的胜利是天命所归。1949年革命胜利时，我们不是把蒋介石也说得那么可恶，现在回过头来看，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也做过好事，蒋介石的形象也并非似我们报刊上所描述的那样凶神恶煞，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出于一时政治需要的历史评论，其生命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时间老人还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结论与历史比较只能是短暂的。出于一时政治需要所作的历史结论，其生命时间往往毕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老人还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结论与漫长的历史相比较只能是短暂的。反过来看，对当时说的那些过头话，也应该抱着理解的态度，也有它客观的需要，不如此，不足以改变事态发展的势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激情也有其可爱的地方，但最终还应回归理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成绩，是否就要否定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历史所取得的成绩呢？恐怕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领导人是换代了，我们的国号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呀！前后三十年构成的这六十年毕竟是一个整体，怎么切割得开呢？我们把前后比较一下，是换代不改朝呀！怎么能把第一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完全切割开呢！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毛派，邓也不全盘否定毛。邓在毛心目中确实是接班人之一。我说这些都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上面讲的是两代人的关系，就事讲，也一样，有许多事很难切割。之所以会出现以后面的三十年否定前面的三十年现象，那是因为前三十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经验，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原因，我们确实有很多失误，长期以来压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许多干部受压了，气不顺，所以一抓“四人帮”，不由地那股子气就冲出来了，故这股思潮有它客观的社会基础。到了今天，过去那些当事人都也走了，气也平了，现在来评价前三十年的历史，更应该可以做到冷静客观和公正地对待历史，这样做对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更加有利。 　　许多事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就拿对外开放这件事讲，也不是我们单方面一厢情愿所能办到的啊！我们要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大家庭，首先要人家能接纳和承认我们的存在才行，决不是我们单方面有这种愿望所能办到的，不妨回顾一下这件事的历史。一九四九年五月，百万大军过长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了，但是要世界接纳我们这个即将新生的共和国，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没有走，我们派了黄华去见司徒雷登，欢迎他去北京访问燕京大学，以便与中共中央有非正式的接触，但是是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拒绝接纳我们，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悄然离开南京回华盛顿去了，而且还不允许他演讲，不许讲中美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在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显示了他们敌视即将胜利的中国革命，这样毛泽东才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及《别了，司徒雷登》等四篇文章，不是我们不想融入世界的大家庭，是人家拒绝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总不能自轻自贱地跪到洋人面前求别人接纳我们吧！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打了一个平手，一九五三年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时，周总理曾伸出友谊的手给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是杜勒斯拒绝和中国握手。 　　中美关系的建立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中苏之间的对峙，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以后，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接连败退急于脱身而有求于中国，毛泽东用小球即乒乓球转动大球的办法，巧妙地调动美国总统尼克松想改变长期孤立中国那个僵硬的外交政策，这样才有基辛格与尼克松的访华，尼克松最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我还是一旁的见证人之一，对尼克松的接送与宴请、签约，还有看到周总理上锦江南楼去找罗杰斯商谈工作，为最终签约扫清障碍，这些我都曾经在场。那时我负责上海的新闻发布工作，没有那时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哪来以后的开放政策，前三十年不是我们不想开放，而是别人封锁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司徒雷登的骨灰请回来，请回到当年的燕京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这是六十年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结果。所以仅就对外开放这一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当然不能割断开来讲，谁割断这段历史，那还不是忘本了嘛！那时曾见证这段历史，现今还活着的人不多了，我留下的日子也不多了，趁自己还能说话的时候，不说一下这段历史更待何时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八周年的生日，环顾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我们党几乎是硕果仅存，我们现在有七千五百九十三万党员，是建国时的十七倍，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一个党的党员人数多。苏东剧变以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进入低潮期，处于解体或半解体的状态，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能够依然挺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试图以妖魔化毛泽东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少数人，在中国始终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我们经历了十年中苏论战，在我们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当年与赫鲁晓夫面对面坚决斗争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练，无论什么人要颠覆社会主义，颠覆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不得人心。苏联解体以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抬头，南斯拉夫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任何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都动摇不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尽管那些敌对分子在海外的叫嚣和挑动越来越猖狂，但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稳如泰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没有前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所打好的地基，哪有后三十年的飞跃发展！ 　　 从经济发展看，也是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要知道建国之初，中国并没有可观的工业基础，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我们才成功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工农业的比例倒过来了，工商业占国民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便十年文革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在10%以上，上海在文革时期，每年增长的产值相当于一个解放前的旧上海，从1952到1976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的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六亿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原油的产量从几乎空白增长到一亿零四百万吨，我们的军事科技有了飞速发展，自力更生研制了二弹一箭，建立起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在交通方面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二万多公里的铁路，在文教卫生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正是这个基础为后三十年的阔步前进提供了充分而又广阔的条件，而且这些成就都是在国际环境恶劣，通过自力更生节衣缩食的条件下实现的。所以我们讲后三十年经济飞跃发展时，不能忘记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留下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我身旁经历过的六十年看，历史也是难以切割的。这六十年我的生活都没有离开过复旦大学，五零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我被复旦历史系录取了，我背着行李踏进复旦的老校门，那时我们生活学习的场所都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它的校区只是现在西边一小块地方。那时历史系的办公室只有700号二楼很小的两间，一间是学生的阅览室，另一间是教师的会议室。那时的学校建筑只有登辉堂等少数几幢楼，这些建筑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学生和教工的宿舍还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空军的营房，这些建筑迄今还在使用着。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学校教师队伍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五八年大跃进时，学校建立了一大批教学楼和理科的实验室，规模最大的是物理楼，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还在使用，造了大规模的学生宿舍，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了，现在这个大校门也是大跃进时建的啊！即便在文革十年，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也有不小的发展，培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也在各自的岗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学校的教学骨干还都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更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如光华楼那样的高层建筑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发展，大量教学楼与学生宿舍都是这个时期盖起来的，学校的规模扩大了。今天的一切都是前天和昨天发展过来的，正如吃饼那样，人吃了第五块饼才吃饱肚子，总不能说只有第五个饼是真的吃的，把前面四个饼便忘得一干二净。 　　从我居住的环境看也是这样，那个房子还是日伪时期中国工人给日本军人盖的，是校官们的宿舍，记得五零年时周谷城住在那儿，后来是党委书记王零及王中教授都先后住过，六九年按家庭人口，给我使用了，我住的地方基本格局还没有大的变动，都还是日本式的移门，那时的地板，有移门的壁橱，门窗几十年来没有更换过，一切都保持原状。我门口的大柳树是建国初栽的，现在一个人抱不住，后门二棵大榆树是日伪时期留下迄今快一百年了，那些梧桐树与水杉是大跃进时期栽的，屋旁的两排六层楼房是文革时期建的，前人栽树，才有我这个后人乘凉。从宏观到微观都说明不能割断历史。 　　 所以我很赞成《瞭望》刊登的权威人士谈的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要看到后三十年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想到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三十年这么快的发展。全面地科学地历史地对待这六十年，这是我们纪念共和国六十年的基本前提。然而这“两个不能否定”不应该是一个笼统的，应该具体地阐明这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如何看待。我深信这个结论对现实和未来都是有利的，对历史也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希望在思考、研究、讨论中使真理越辩越明，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真理服人。 　　 在九十年代末我曾与金冲及先生私底下讨论过，如果沿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路走下去，没有大跃进在建设问题上探索如何走自己的道路、没有中苏的论战、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在中苏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没有及时调整国际格局，结束冷战，把对外政策从两极向多极转变，也许我们很难挡住九十年代初那一场苏东剧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会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那就很难说了。也许我们又会沦于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甚至出现国家分裂的悲惨局面，这决不是我的危言耸听，因为这正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所希望看到的，只是他们还不能把这种罪恶的图谋付诸实现罢了。前一段时期，我们有些人存在着非常糊涂的思想，中央党校个别博士生导师和他的博士生，他们把我们的改革开放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变革相类比，似乎我们正在做他们在苏联做的一切，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启蒙老师吗？》，对这种观点做了驳斥，因为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苏共所推行的是一条亡党亡国之路，我们能重走他们曾走过的那条死路吗？如果到俄罗斯去过，可能看到那里的许多平民百姓还在怀念列宁、斯大林呢！只有少数垄断巨头和权贵们才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另外，对于那些受苏联剧变等多米诺效应影响的东欧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而言，他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是在下降的。这些国家在过渡期中都迷失了方向，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他们又是重灾区，相比较而言，我们还是幸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千万要警惕啊！决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所以从这个大局出发，我们不能割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历史就是要历史地分析。搞历史研究，讲历史，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过程，事物总有它内外因素的作用及其长远的影响。所以任何割断历史的意图，实际上都是非常盲目的。 　　 　　200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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