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娟， 　　近日又有新作，请你一阅。想念你。 　　 永嘉 　　 　　赫鲁晓夫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启蒙老师吗？ 　　 　　近日上海社联的机关刊物《探索与争鸣》在《学术争鸣》的栏目中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论文的题目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文章的第一作者名张善德，其身份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名蔡丹，其身份是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这二个身份应该承认它在当代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这个刊物也应该是有相当权威的。文章的开头有一简明扼要的内容摘要，现抄录如下，以便于大家共欣赏。 　　『一九五三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例改革，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为后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错案、进行思想“解冻”的做法对我国彻底否定“文革”，正确评价毛泽东，平反冤假错案、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命题提出的伟大创举激励着我们，促使我们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以农业为突破口的选择，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农业率先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促使我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实践，也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章还有四个关键词：改革开放、赫鲁晓夫、我国、历史启示这四个关键词连接在一起，那便是赫鲁晓夫启示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我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赫鲁晓夫启示下进行并取得成就的，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断语显得那么滑稽荒唐而令人可笑。但这是出自中央党校的科研部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这难道就是解放思想的方向吗？他们怎么那样缺乏中国和世界当代史方面的历史常识呢？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一是赫鲁晓夫在其执政的那些年，在中苏关系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二是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开放究竟给苏共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没有以赫鲁晓夫为师来推行改革开放呢？回顾一下邓小平对赫鲁晓夫面对面的斗争或许还是有益的，只要通过对中苏关系史的回顾，这三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中苏关系史上赫鲁晓夫曾经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我说他扮演的是一个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角色。他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一再以老子党自居。从破坏两党关系到破坏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直到两国之间在边境上的军事对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也不能认贼作父啊！一九六零年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中共由邓小平为团长与苏共在莫斯科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起草委员会的会议。在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首先挑起论战，他对邓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另搞一套，弄得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一个态度才是。”赫这些指桑骂槐的话是对着中共说的，故邓对他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小党，但他们坚持独立自主，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赫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头来骂我们。”邓说：“援助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实际上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的时候，是中共支持了赫，使他站稳了脚跟，紧接着他就翻脸不认人，干涉中国的内政。邓小平在那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指责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搞突然袭击，撕毁签订的苏联援华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把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苏共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以老子党、老子国家自居，赫公然对邓说：“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当场顶住他，并说：“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还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在兄弟国家、兄弟党内寻找和安置自己的代理人，根本上违反了兄弟国家之间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他国和他党内政的原则，所以邓小平说：“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从赫这些话可以看到苏共一直想在中共党内物色和组织他们的代理人，以便里应外合，从内部颠覆中共的领导机关，至于高岗同志的实际状况那是另一回事。他有缺点，把他作为苏共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是苏共他们的一厢情愿。王明过去一直是苏共和第三国际安置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嘛！在中苏关系还能继续维持的状态下，王明名义上还是中共的中央委员，在王明自领导岗位下台以后，苏联还一直想在中共党内寻找新代理人，因而在中苏关系趋于高度紧张和分歧不断扩大之际，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当年对苏联提出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时，就立即会敏锐地感觉到苏联又要干涉和控制中国，毛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找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讲到自己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通过同当地领导人及其他省区党委领导人获取情报，尤金前任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情报，事实上早年高岗与苏联在中国东北专家小组的负责人科瓦廖夫关系就不正常。毛在讲话中也曾提到高岗向科瓦廖夫提供中共党内的情况。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仍然强调中苏关系之恶化，“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受到屈辱。”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苏之间的对峙，为防止苏共在中共党内的颠覆活动，它部分促成了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外国的封锁，使我们完全封闭于世界外部，再加上先是苏联的逼债，接踵而来的是苏联在边境上的军事挑衅和中苏之间的军事对峙，这一切都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赫鲁晓夫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其恶劣的关键作用。要说真对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的话，如果说是由他们逼出来的，那到还有一点像。 　　至于第二个问题，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给苏联带来了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听其言、观其行、察其果。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给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是灾难性的走向毁灭的结果，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赫鲁晓夫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的，是那时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撤消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撤销赫鲁晓夫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然而苏斯洛夫的报告则指责赫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随心所欲地把成绩都归为己有，自我吹嘘，任人唯亲，那么他推行的岂不还是个人崇拜及他个人的专制独裁吗？至于他在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上，也是失败的，在农业上他瞎指挥，学习美国掀起种植玉米、发展养殖业的热潮，结果他破坏了苏联的农业，最终这成了人们嘲弄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在政治体制上他大搞工业、农业平行党委。苏斯洛夫指责他成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造成管理混乱，助长两党制形成，苏共的最终瓦解便是承认多党制，承认党内反对派，最终彻底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苏共的解体。苏斯洛夫还指责他在科研及其他问题上的种种瞎指挥；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他态度傲慢。实际上赫所继续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路线正是促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根本原因。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啊！我们的改革开放怎么能沿着赫鲁晓夫那段历史所启示的这样一条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前行呢？那还不是往死路上走嘛！在赫执政的十一年间，对东欧各国党和政府的影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东欧各国党和政府的最终解体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顶住了赫的影响，才得以避免这场灾难性的后果。 　　至于第三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要以赫鲁晓夫为师啊！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难道我们能全盘照搬西方所说的民主政治制度吗？难道我们能在中国推行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吗？我们能在实践上跨出这一步吗？能在党内形成反对派吗？能向西方那样搞街头政治吗？也能在中国搞什么红衫军和黄衫军吗？难道我们能放弃统一集中的共和国制度，搞所谓联邦制吗？难道能放纵海外反华势力推动西藏独立运动吗？能纵容东突在中国境内搞恐怖活动吗？能允许“○八宪章”在国内广泛开展签名运动吗？这些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任何可以含糊的地方。我们总得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重，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图虚名而遭实祸。过去我们讲过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我们实际奉行的始终是依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今天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文化，但决不是照搬照抄，一切按西方的所谓国际标准，我们还是应该遵照中国的实际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在政治和经济上始终保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宗旨，唯其如此才能少吃一点亏，少上一点当。再说解放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为了把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是要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拿什么全盘西化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我们仍然应该提倡提倡爱国主义，反对一切卖国主义、反对放纵崇洋媚外思想的泛滥，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思想之重新抬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含糊不得，要辨清楚是和非。有一些问题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必须把那些歪风邪气堵绝于萌芽状态，千万不能等到它刮起八级以上大风时，再去收拾，那可就难了。因为多数人的思想被搞混了，再来争论那就损失大了。故在其初始状态，就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交锋以发扬正气，是非总是在比较和争辩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仅靠行政系统的管卡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想上的问题需要通过争论和对照事实及权衡利弊得失来分清是非，管意识形态的人自身要懂意识形态，他不能仅仅依靠行政上摆威风的官僚架子行事，更要懂行，能自己独立地分辩各种社会思潮的香臭才行。搞市场经济不是全盘私有化，我们仍然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不是搞唯利是图，搞企业和干任何事不仅仅是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还得讲社会责任。我们执政是为民，发展经济也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为了那些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啊！ 　　如果一定要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启示是它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反面教材，千万警惕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不要沿着他们的轨迹向亡党亡国的道路上滑行，给社会带来一次大的动荡和不安。故千万警惕由思想上的混乱不知不觉地滑向歧路而不知归途。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和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博士生写的，岂不更令人深思嘛！我并无责怪年轻博士生的意思，作为中央党校的博士生导师，岂能那样误人子弟。再说党校应该成为全社会解放思想的先导，但解放思想就是这个方向吗？这样的文章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之义，我不知党校怎样通过这篇博士论文的。《探索与争鸣》在社科类刊物中当然应该居于核心期刊的序列。据《中国青年报》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每页版面当要收费一千二百元，这篇文章一共十页，不知刊物是否收了一万二千元现金，如果真有这样的现金交易，刊物的编辑知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出卖什么吗？文章是发表在《学术争论》的栏目上，既然是争鸣，能不能也发表我这篇文章争鸣一下呢？若要收费，那我可玩不起。现在的博士生每人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文章才能毕业，只管量，不管质，这样的办法非逼得博士生们去花钱买版面不可。那样就只能提倡抄袭之风，或者搞一点新奇古怪的东西，然后花钱去买版面就是了。这正是我不责怪那位年轻博士生的原因之一，环境如此，他也是被逼无奈啊！论文不在量，而在质，一篇好文章能传世千古，抵得上千万篇垃圾文章。教育的管理既有量的问题，更有质的问题，没有质的保证，所有的量都是空的。只管数量，不管品质那是高等教育管理行政化官僚化的体现，是管理者无能的表现。其结果往往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形式主义泛滥，这种管理所造成的结果从教育讲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误人子弟；而从学术上讲，一方面束缚人们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弥漫着腐败的腥味，到处自欺欺人；当然它会败坏社会风气，于国于民，有害无益。 　　 　　 2009年5月3日

浏览：2066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5/3 13:4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