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娟： 　　 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请你一阅。 　　 永嘉 　　 　　从马明哲零年薪说起 　　 读报有感之二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金融类国有及国有类控股企业规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负责人薪酬。二月六日，财政部又下发限薪令。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平安新闻联系人向记者证实马明哲“零年薪”之事属实，虽然马明哲对政府限薪的命令表现积极响应，想必马明哲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吧，如此或许便能博得共产党的信任，我马明哲还是紧跟中央的。但舆论并不领情，连《国际金融报》那样的报刊也搞了一篇短评，其标题为《马明哲零年薪只为摆噱头？》。还配了漫画，他天价薪酬断了线的原因是O八年平安的业绩大幅缩水。不错，邓小平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他并没有说让共产党的干部先富起来，更没有说过让干部们自己的子女先富起来啊！我们的一些同志（哦，不对，说错了，我早就因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了，怎么还配称他们为同志呢？只是改不了口，请网上的读者原谅）做什么那样猴急呢？马明哲O七年的年薪是六千六百一十六万，高得太离谱了，所以你说去年年薪是零，怎么能打动得了民众的心意呢？有人计算过，按每天算马明哲的收入是十八万元，而中国国民的年均收入还不到一万元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个距离未免太遥远了吧，邓小平在天之灵看了也会不高兴的。我下的是龙种，怎么会出了那么一大群跳蚤呢？其实马明哲拿那么多铜钱背在身上不累吗？你这辈子用得了吗？一日不过三餐，晚上睡在床上，不过占三尺长，你死了能带走吗？或许你马明哲是搞金融的，在那边也能办一个平安保险公司开一个银行账户，提前汇过去，免得死后再让子女给你烧纸钱呢。你那么多钱留给子孙，不觉得是在坑他们吗？这个道理我在前面的一篇博文《疏广、徐勉、姚崇——读史笔记之一》已经说了，从历史上看，给子孙留那么多金钱财富后果不好，那可是坑子害孙绝后的事，这一点连美国首富盖茨都想通了，你们不是成天叫嚷与国际接轨，干嘛不与盖茨接轨嘛！！！ 　　 有人对我说，你这样讲可当心把金融精英们都吓跑了，我可不信他们那些吓唬傻瓜的谎言，毛泽东说过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嘛！”我记得那是在六七年一月八日针对对上海市委的一些头头们说的气话，但这话也确实是真理，我最近读《天天新报》上摘编张爱萍将军的话，他是国防科委的负责人，二弹一箭可是在他组织下搞起来的，他才是二弹一箭之父啊！那时有人告诉他，“首长没有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好了!”这个话确实在社会上很流行，八十年代末我离开提篮桥监狱后，就听说过，我听了只感到同情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了，但张爱萍却大怒说：“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他去卖茶叶蛋好了！”我读了，自愧不如，我的思想境界远远比不上张大将军的境界。难道他不关心搞二弹一箭那些高尖端科技专家学者的生活吗？当然不是，他怎么能离开他们啊！他怎么敢这样讲呢？因为他懂得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使命感和社会责任，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铜钱以后，那样的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背叛我们的事业。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是一颗定时炸弹，不是贪污腐败就是出卖祖国、出卖人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们搞市场经济，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到国内外市场上去交换的啊！你灵魂能出卖吗？人格、国格能出卖吗？你列祖列宗能出卖吗？民族的尊严能出卖吗？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是为我们下一代塑造人格和国格的工程师，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如今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教育从学生人数的量上有很大发展，教育设施有很大发展，如果让商品经济把师生的灵魂都吞食掉了，人的素质下降了，那是教育根本上的失败。市场和商品交换不是没有边际的，更不是万能的。所以对于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我始终抱着保留的态度。泛市场化、泛自由化、泛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一帖极毒极毒的腐蚀剂，可要警惕啊！所以对于张维迎之类的经济学家我是极度鄙视的，他放屁是从嘴巴上放出来的，开口就是一股臭气，还自以为得意，我只感觉这群人只是粪坑边上爬的小蛆，是发绿的铜钱上的绿毛。为什么他们一放屁就有媒体去追逐，不觉臭味恶心，因为有金钱在背后支撑着他们，而且他们还自以为得意地语不惊人死不休，逐痂如癖，诸如“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赚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给别人提供工作的事，”为了赚钱真的什么都能干嘛？赌场能开吗？妓院能开吗？那样的就业能创造财富吗？什么事都有前提的，不是什么都能向钱看的啊！这些人的胡言乱语，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玷污了共产党光辉的思想传统。天天往人们头脑中泼污水，怎么叫人受到了啊！ 　　 我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真正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还是从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后的事，在我印象中，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在钓鱼台写出来的九评，才是我们遵奉的行为准则。O九年第二期的《党史纵横》登载了六O年时邓小平如何在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的生动场景，他是那么机智、沉着、勇敢，难怪赫鲁晓夫要在毛泽东面前夸奖这个矮子了不起啊！我记得是邓小平最后定稿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总结概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十五条，其中第十一条是“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邓小平概括的这一条基本政策，实在太好了，真有先见之明。回想过去，我是真诚地奉行了这条政策原则的，我五九年便评为讲师了，我的工资是职工的十八级，月薪九十五元五角。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事，后来我被调至丁香花园的华东局内刊，到市委写作班，以后是市革会的常委，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我的工资级别从未改变过，还是那么一点，没有一分钱补助，那时我们一个办公室的，肖木比我高一点，是十七级，他可以拿到一百多一点，王知常比我低一点，王绍玺与我差不多，我们几个人从未因各人工资的高低落差有什么不满意，大家一样拼命地工作，最简单的原因，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钱，只是一种理想和使命感在推动着我们，我们这几个人中负担还是我最重，我有四个孩子，都在长身体，所以还是我穷，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去无锡出差上馆子，还是陈冀德买单。那时我一家七口人，我与爱人工资加起来不过一百五十多元，比较紧巴巴的。有一次记得姚真来我家用午餐，我姑妈端出来的只有一碗青菜，一碗白饭。还有一次我儿子朱健在农村插队的乡下干部来我家作客，我让儿子朱刚去买一点酒，谁知他拷的是发酵且有酸味的料酒，让我脸红到颈脖子上，只能说一声孩子不懂事。我没有一声怨言，没有怠慢过工作，后来我被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我的存款也被冻结了，到八八年十二月，我保外就医时没有收入，靠我爱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九O年我刑满时，我的银行存款解冻了，去银行一查，总共三百多元，那时我省吃俭用许多年的积蓄不过相当于三个多月的工资。是防意外用的，那时还没有保险不保险的问题。我刑满后给我发生活费，开始只有二百元，现在也二千元不到，我报这些帐没有丝毫抱怨的意思，退休金不够，我可以爬格子挣一点稿费来补贴，当然也有限，我写的不是余秋雨的畅销书，而是古典作品的注释，稿费是一次性买断的，现在网上写博文，不仅没有收入，还赔本呢。我说这些不是为了钱，是说一个人活着为什么，要活得像人样啊！工资和收入能维持生活就行了，想的应该是如何为社会作奉献。 　　 我不仇富，只仇不正当的富，不主张穷光荣。我认为应该让大家都富裕起来，都过上好日子。说实话，我现在的日子比我在位时还略好一点。在这一点上，我感谢邓小平的政策好。我反对的是两极分化，反感的是一切向钱看，反对为了金钱可以出卖人格、骨格、出卖民族的利益。要时时刻刻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作为共产党人，时时刻刻要把奉献放在心上，而不是首先去追名逐利。这些就是邓小平主持写九评时告诉我的观念。我见过邓小平，那是在75年2月间，在北京召开四届人大的会议上，那时我是人大的主席团成员，开会前一天，他召集主席团会议，在人大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大家开会，讲了会议的日程，我觉得他讲话干脆利落，没有一丝含糊，第二天开大会，是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在主席台的前座，我在主席台上。会议开始前，周总理和邓小平还到小会议室见了我们，我就坐在毛远新的一边，还记得那时他背了一个小书包，我知道这次人大的会议都是他邓小平在组织的，所以我怀念那个时候的邓小平，那是我亲眼目睹的邓小平，以后情况变了，我就再没有办法接近他了。我希望讲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不要把他在六十年代反修斗争中的伟大贡献给忘掉啊！ 　　 0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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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3/3 18: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