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问题搁一下，容我慢慢把与陈先生相处的缘分娓娓道来。记得在七O年末，我与历史组的同事一起商量，大学招生了，学生要上课了，没有课本，总得编一点参考书吧，那时哲学组在编哲学小辞典，经济组在开始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学组在编鲁迅传，从鲁迅的故事写起，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可以再版过去的书，你们历史组编什么呢？我建议是否编一套中国近代史的小丛书，但是复旦的人力还不够，得再找一些人，那时蔡尚思先生住在我楼下，见面闲聊时，与他讲起这个设想，他建议找师大的陈旭麓来参加这项工作，因为蔡先生与他一起在北京参加过李新主持编写新民主主义通史的工作，我与吴绳武先生商量他也竭力推荐陈先生，这个编写组便放在复旦，是王知常负责与他们联系的，这样陈旭麓便与李道齐先生一齐来复旦参加这项工作了，而且讲好由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史》那本小册子便是陈先生自己执笔的。这样他们可以脱离运动，安心读书和编书了，他的工作室我记得便放在复旦相伯堂的底楼，与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室上下楼面，所以他与谭先生是朝夕相处，让他奔波于复旦师大之间，也实在辛苦他了，至于如何编撰完全由他们自主，我没有作过任何干涉。记得王知常与他们讨论过一二次。七二年末到七三年初，我们接手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大字本的任务，其中有涉及近代史中章太炎的文章，若《秦献记》、《秦政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还要编撰章太炎其他方面的著作，对一八四O年以后晚清的历史我比较陌生，我就把陈先生请到写作组的历史组来了。在康平路142号七层楼为他按了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参加历史组的工作，让他帮青年改一些文章，外面有学术活动的机会，就让他出去参加。如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让他去福州参加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讨论会，有一段时间由于武汉比较乱，唐长孺希望到上海来工作，我就安排唐长孺在肇溪北路原历史研究所辟了二间办公室，一间给唐长孺，一间给陈旭麓，让二个老人有闲聊的对象，复旦新闻系的李龙牧也在那里，那时历史组办了三期青年工人读书的培训班，希望从中培养一些青年学术尖子，将来可以接班，便让这些老专家给他们上课，不仅历史组，其他如经济组、哲学组、文学组我都是如此做的，故而各组都有一群青年作者。文革结束清查写作组时，是哲学组的高志仁去接车文仪的，他是从海军随苏振华来沪的，是那时市委宣传部长，他到写作组开全体大会，一看大部分人都是青年，为什么这个队伍竟然那么年轻，在早期清查运动中，他还是非常讲政策的，后来因为“右倾”，三不足要补课，所以他不管写作组的运动，后来他去湖南任宣传部长，所以湖南才会希望陈旭麓回家乡工作。 　　陈旭麓在写作组工作期间，也曾写过几篇文章，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集体创作，题目叫《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署名为《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陈旭麓是参与者之一，发表在七三年的第三期《学习与批判》上，第二篇是《九州生气恃风雷》，署陈旭麓真名，发表在七五年的第二期。第三篇是《折庙还是补天》，副题是李贽与《水浒》及其他，也是署陈旭麓真名，发表在七六年的第二期上，後二篇文章都是他主动写的，我没有改动什么字。先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篇，是他给龚自珍全集印写的前言，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在他的《近代史思辨录》中，只是把题目改为《论龚自珍思想》，只是在最末一句中“反儒尊法的龚自珍思想”删去了“反儒尊法”四个字，后面加了一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改稿”，可见他在一九八四年出书时还是认可自己这篇文字的，这个文章到今天读来不仅没有什么大错，它仍是一篇在论证龚自珍思想上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原题出自龚自珍的那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毛泽东曾经书过条幅，并曾在五十年代公开发表在报刊上，激起了一代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他所以改题，只是为避此文曾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之嫌而已。龚自珍生长于嘉道年间，清王朝由盛而露衰象，他引龚的文章，说那个时代，“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后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治之不议。”“而才世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在八十年代他重新改定此文时，这些话宣泄了他对自己所在单位压在他头顶上那人的不满，他在文革中肯定了龚自珍十分赞同柳宗元《封建论》中阐明的观点，说：“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于禹之九州，是以天下大乱繁兴。”这个大乱也就是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在龚自珍看来，封建与郡县是“天不两立”的。“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这些话今天看来仍有价值，维护国家政令的统一，仍是我们民族兴亡的大事。陈旭麓在文革中引了龚自珍的《平均篇》说如果让贫富两极化的趋势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济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龚还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其结果会是“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那时“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那就丧钟响起了。故陈旭麓讲龚自珍呼唤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希望借“风雷”的威力，去打破“万马齐喑”死寂的局面，以实现富有生气的改革。陈旭麓在这篇文章突现的是警钟长鸣，我们民族如果能长期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忧患意识，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于世界之林。 　　冯契先生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序言中说：“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陈旭麓讲到他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我并不是象思辨哲学家那样由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考察历史的态势，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他还说：“围绕历史的思辨，事实第一，立论第二，让历史说话，也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准则。但是用文字来撰述历史，是通过人来说话的，而这个人也有他的社会性，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里，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诚于事实，是逃不出那个时空规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认识的，﹝朱注：在撰述者的情和认识的背后，还有利益在支配着他。﹞至于史论比史编沾染的时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触及现实，则史论更带有政论色彩。以史为鉴，史是过去，鉴则今人，它客观地表述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所在，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他还说：一个史学家必须具有渊博的文史哲知识，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如果处于无思想的状态，也就没有生命了。他这些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主张还是非常精辟的，人们只有在在历史的真实中，才能吸取到历史发展的真理，要求得历史的真实，只有不断考异，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只有通过不断的思辨，才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所涵孕的真理，才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他这些话读来至今都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在文革期间，我写的那么多大批判文章，大都是从一定的政治概念出发，换一句话说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意图对了文章的锋芒便对，上面的意图有偏差，我们也跟着东歪西斜，而且还形式主义的到处乱套公式，儒法斗争史便是如此这般泡制成的，缺少在历史事实下功夫去考订，缺少长时间积叠史学的功底，大都是为了任务匆匆忙忙的急就章，即便如受毛肯定的读王荆公年谱考略那篇文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它毕竟是一篇急就章啊！无论从思辨还是对历史事实的考订，还是文学上的修养，我的功底远远不如陈旭麓先生，所以陈先生的文章至今还能读下去使人受益，我就差之太远太远了。陈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对研究近代史有深刻的意义，对研究当代史、研究文革史，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事实是第一位的，既定的一切结论都要让事实来检验，对它的编撰和评述应得自历史自身的必然逻辑，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对现实则反而是对人性和伦理的扭曲。他这些话到今天看来还是何等地正确，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茅海建先生关于陈旭麓在纪念他去世二十周年的会上讲到陈先生对茅先生主张以西化东，提出西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其实，我有不少朋友迄今仍主张以西化东，全面照搬西方的，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对东方自己的历史不甚了了，把西方作为标尺，用来衡量东方的，那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还是不断碰壁，中国要变，要向前发展，还是从自己实际出发，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中寻找变化的途径。）陈先生还讲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是伴随着许多次后退，都是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一定是新旧，或许是不同势力，不同观念的较量，可能更准确一些。）茅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生命的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百十年的精准刻划，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谶语。在我看来对社会历史及民族的命运是如此，对一个个人生命和思想的演化何尝不是如此。只要能够不断的反省，保持忧患的意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总还会是前途无量。 　　陈旭麓虽已离我们而去整二十年了，他这些教诲仍是常读仍有常新的感觉。至于那些所谓影射史学的批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陈旭麓去世时，有那么多人怀念他。 　　王守稼在病床上临终前写了那么一幅挽联： 　　数十年史坛耕耘，丰碑耸立。 　　二十载忘年相交，痛失良师。 　　谭其骧送的挽联： 　　才识并世同饮，述作传诸不朽。 　　金冲及的唁函说： 　　我同旭麓同志相交三十年。在我心目中，他一直介于师友之间。他的才识、他的耿直，都使我钦佩。 　　陈旭麓先生去世后，出了一本《陈旭麓先生哀思录》书名是顾廷龙先生题的字。在那么多挽联、唁电、唁函，参加追悼仪式的多达七百余人，独独缺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与陈旭麓同事的历史系的系主任，这事也有先例，复旦的一位副校长陈传纲在文革前期自杀身亡，这事对人们有很大的震惊，文革结束为他开追悼会，与其自杀相关的二位领导送花圈去，陈传纲的夫人把他们的花圈丢在门外，毕竟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么是谁长期压着陈先生的问题就回答了，理由就是陈先生在写作组的历史组呆了那么几年，在写作组内，三种人他根本排不上号，他做的事光明磊落，他写的文章编的书都在，谈不上什么上纲上线的问题。他对陈旭麓的那股怨气是冲着我来的，记得在六四年时，我们以罗思鼎署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一下乾嘉期间汉学繁琐考证的风气，不知怎么触怒了这位系主任，他在上海史学会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有四十多人，要我去参加，我带朱维铮一起去，整个会议的发言都是批判我的文章，那位系主任作了主题发言，我只是细心聆听，没有发言，我想让他们讲完也就可以了。但朱维铮记录了全部发言的内容，会后回到写作班，朱维铮却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沈竹，发了宣传部的情况简报，石西民看到以后，批了意见，派工作队进驻师大历史系，作四清运动的试点，那时北京大学是中宣部在搞四清的试点，上海正找不到从那儿下手呢？于是派了当时高教局余立去作工作队的负责人，金冲及的爱人奚姗姗也在其中，其实我与那位系主任并无过隙，而且他是我老师陈守实的小同乡，在我老师家我常与他见面，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会闹出这样的事来，叫我有嘴也说不清。不久文革开始，他又成了冲击的对象，上海高校的斗鬼风，他是全市第一个带高帽的，以后是群众运动给他带来更多的冲击，我实在无能为力，连我父母都在受冲击，我也无法阻止。文革后期，我还是想着他，市里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时，我还是提名请他来参加，让他长篇发言，给他地位，当然缓解不了他对我的过隙，我调了陈旭麓来写作组，不知怎么又触动了他那一根神经，心中不愉快。文革结束，我成了全市批判的对象，他找不到我直接面对面的出气，所以陈旭麓回师大，这股气便一股脑儿倾在陈旭麓身上了，他在文革运动中遭的罪，我是歉疚在心的，尽管那不是我要做的，也不是我能阻挡得住的，毕竟我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尽管此中有许多偶然性，我还是责备自己没有作更多的努力去制止或减少这种不幸的发生。文革结束，全国恢复评定职称以后，有的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称王称霸排斥异己了。那时的陈旭麓正是有一些告天天不应的郁抑。所以他说出要相关的人说清楚之激愤的话。此人亦已作故，其实职称算什么呢？我在五九年被评为讲师，以后在文革期间，根本没有评职称的事，八八年出狱以后连公民也不算，只是名义上挂在复旦，还不算复旦正式的工作人员，尽管我有复旦的工作证和出入证，他们仍是把我视之为编外人员，至于职称更谈不上了，其实我的组织关系自五O年进复旦，并未发生过变更，无非是因为政治原因把我打入另类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自外。但别人来信，却称我为教授，我声明自己不是教授，他们仍然叫我教授，我的朋友替我在人民网开了一个博客，称作朱永嘉教授博客，我实在诚惶诚恐，生怕别人骂我在冒充教授，其实现在教授博导已成为烂羊头了，有什么值得稀罕呢？不过那时候还不一样。这个问题我已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为人还是厚道一些好，堂堂正正的来，堂堂正正的去，别那么缺德。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世事真短如春梦，记得苏轼词中有那么两句：“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一切都是短暂的，但到了那个即将告别世界的时候，即便如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也时时牵挂着身前身后的安排，结果还是事事皆不如愿地如陌上的花随风而去。我到了这个年龄，也是这番心情，总想给相关的人和事作一个交待，特别是他们因我受累，怀着沉痛的心情早我而夭折，时时有一种不安的心情撞击着我，逼着我写下这一段文字。也有人问我写这些过眼烟云的文字干嘛？我说这可是我要还的阎王债啊！我想还是以龚自珍弃官南返时说的二句话：“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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