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起，谭其骧参加上海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团的学习，但29日回家时见有周维衍留下的李斯<谏逐客书>，要他修改，当晚他改到12点，第二天一早继续，至10点结束。1975年1月3日至4日上午，谭其骧在离家出席四届人大前修改了晁错<论贵粟疏>的注释。 　　 1975年5月5日谭其骧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他赶快去写作组。到后才知道是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见，这次修改特别谨慎。7月8日，王运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释征求谭其骧的意见，并请他校改了注释全文。 　　 8月中旬，又有<晋书>中的几篇传记要求作注释，其中一部分是以前曾经注过的，要求修改后重新排印。谭其骧负责的是<刘牢之传>﹝朱注：刘牢之传实际上是批评陈伯达的，指责他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反来复去，该传讲到刘牢之欲举兵反桓玄，他“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又反司马朗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乃自缢而死。”﹞和<王弥传>，前者是修改，自8月11日至13日；后者是新注，自13日晚至17日半夜1时完成。 　　 22日下午，谭其骧去写作组听取关于注释工作的批示。这是毛泽东与江青对庾信<枯树赋>注释所作的批示：1975年5月，毛泽东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了四条意见，后来又提了三条意见，被整理出一份题为<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的文件。江青将<枯树赋>等几篇赋的注文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小组讨论后，两校（梁效）注释组写了一份《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的材料。江青将兩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供参考，请批示。只此一份，印三个赋，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赋>请留下参考，有关注文这份，请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不久毛泽东作了批示：“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转引自<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朱注：关于<枯树赋>注释的问题，我另有他文说明，毛对<枯树赋>的注释自有其独特的解释，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由于我获悉梁效也在做注释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们，我就<枯树赋>注释的问题向毛和中央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并没有因此责怪具体注释此篇的章培恒、顾易生他们，但我把诗词赋的工作先放缓一些，逐渐中止下来，免得与梁效及江青那儿发生矛盾和摩擦。谭其骧虽然没有参加这些赋的注释，但因为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以也被要求听取了传达。﹞批示传达结束时，王守稼要求他继续注释<苏峻传>和<孙恩传>。 　　 由于又有了批判<水浒传>的运动，他不得不先看了张政烺、余嘉锡的<宋江考>，并参加了25日下午新华社来校召开的座谈会，到26日晚上才开始<苏峻传>的注释。27日、28日搞了两天，<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的青藏幅又等着他定稿。9月1日他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3日去河北承德参加北方文物考古座谈会。他赶忙抄清了地图稿中的问题，晚上整理行李时，却没有找到原来用过的讲话稿和边疆各区的讲义稿。3日一早他赶到研究室，还是找不到讲稿，只能匆匆登车去机场，到北京后他才发现离家时连皮带也没有系上。 　　 9月27日谭其骧返回上海，修改清朝地图新疆幅、改正唐时期地图东北幅，研究黄河源资料等事又迫在眉睫。10月8日下午王守稼来找他，提醒他还有注释未了。13日王守稼和董进泉又来催他作注释，他只能腾出手来，从14日开始注释<苏峻传>。当天接到通知，15日上午去康平路写作组看批示。19日半夜注完<苏峻传>，但第二天用吴士鉴的<晋书斠注>覆查，又改了一天，到21日上午交出。11月12日，<苏峻传>的清样送来，由他改定。 　　 但剩下的<孙恩传>，谭其骧只在12月2日、3日作了注释，以后再无下文，王守稼也没有再催。究竟是什么原因，因王守稼已于1988年12月病逝，无从询问。据其他当事人回忆，1975年后不再有注释任务，看来毛泽东已没有看大字本的需要了。﹝朱注：<苏峻传>与<孙恩传>这二篇大字本，我都没有上送，我的直觉只感到它的内容复杂，可能会得罪不知什么人，苏峻是东晋的叛逆之臣，而孙恩则是东晋后期农民起义的领袖，毛要看这二篇传可能是考虑到威胁政权的二个方面，想从中吸取教训，如何处理今后可能发生的这二方面的问题，在七五年那个环境下，又是非常犯忌的事，我就把它拖了下来，毛那儿不催，我就拖着不主动送。那个时候为人亦难啊！﹞ 　　 从谭其骧当时的日记中摘录出与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相关的内容，可以看到谭老师是那么辛勤而不辞劳苦，几乎经常熬夜到二、三点，那么急急匆匆地赶任务，当时谭还负责着中国历史地图绘制的工作，这也是毛通过吴晗下达的任务，我从五六年起就断断续续的参预了这件事，在文革中，只要我力所能及，也尽力维护着这项任务能够正常地进行下去，那时复旦大学军宣队的负责人方耀华也深知这项任务的社会历史意义，也派出了专职的军宣队员王耀宗来工作，任务是保障工作的正常秩序，尽管在文革运动中，有各种干扰，谭其骧的工作和尊严还是尽我力所能及地保障他的。有时他也埋怨我把任务逼得太紧了，我也有内疚的地方，他与陈守实毕竟是我的老师辈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能那么急迫地给他们压任务呢？但毛在那么高龄，大病以后，眼力极度不好的情况下，为了操劳国事，从注释大字本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他是那么争分夺秒地苦苦地为身前身后事操劳，我又怎么能有丝毫怠慢呢？王守稼也是这样，他拖弱疲劳的病体奔波于复旦与写作组之间，这些篇目他也大都校释过一遍。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方耀华在复旦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军宣队是王维国的空四军派出来的，所以方也受到了牵连，其实方耀华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理由冲击他，但我没有分管运动方面的事，所以说不上话，后来空四军派在复旦的军宣队全部撤出，我还是把王耀宗给留下来了，理由是他熟悉情况，再换人对工作不利，因为这里的任务都是为毛那儿的需要服务的，谁也不敢多说什么，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界线，超越这个界线的话，别人不会听，而且会被别人揪辫子。再说这谭其骧日记记录的内容都偏重于史传方面的文章，诸子的散文，如商鞅、韩非等人的注释工作，都是杨宽在那儿做的，近代史里有关章太炎的许多论文，都是陈旭麓、姜义华他们在做的，在词赋方面的注释工作是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他们在做，他们也都是我的师友啊！毛特别喜欢宋词，我们注释上送的宋词也仅仅是一部分，毛提到的宋词有一百多首，而且让蔡瑶铣她们去北京演唱，毛听她们的演唱来代替阅读，因为他的视力已不允许他阅读了，如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毛让叶剑英背诵的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那首词，便是由方洋演唱的。这些唱词的录音，都保留在毛的纪念馆，这可是一批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历史遗产，如叶剑英背诵的辛弃疾那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我在一篇释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他诸子散文和诗词的内容及相关背景的解析我另有专门的著作说明，不是这篇纪念文章所能完成的了。 　　 王守稼离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只有六十六岁，凭他那努力的精神还能做多少有益于历史科学，有益于人民的事啊！王守稼临终前的遗嘱只是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读大学。为了这个事肖木曾经求助于余秋雨，他那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结果没有如愿，复读了一年，他考上了新闻系，还是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金炳华相助，把他吸收入解放日报，以后调到宣传部工作，我记得柳宗元去世以后，韩愈写了一篇《祭柳子厚文》，其中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在祭文中说：“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编告诸友，以寄其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猶有鬼神，宁敢遗坠。”韩柳二人在文章上，时有争执，但柳去世时，托子于韩，韩在祭文中能这样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朋友之间极其珍贵的情谊。我还记得《三国志?魏书?刘表传》的裴松之注引《傅子》讲到刘表手下的蒯越，曾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疆大。曹操平定荆州以后操曾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蒯越去世时，“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惜现在如曹操那样大度的政治家实在不多，在东汉极其混乱的局面下，曹操得以从中原各个割据的群雄中崛起，不是偶然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更应该注意得人心，否则的话天下难以长治久安啊！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狱回家，八九年的一月初才获悉王守稼与陈旭麓去世的消息，人虽然回家了，行动上还得谨小慎微， 在九十年代初，我知道王守稼的家在那里，去他家向其家人表示自己的悼念，他夫人许春晖送了一本王守稼留下的遗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给我作为留念。 　　 王守稼这本遗著是刘修明帮助他编集的，一共收他十八篇有关明清史的论文，清查运动结束后，他不愿再回复旦历史系，怕再惹什么是非，去了历史研究所。在清查运动期间，迫于那时的形势和压力，多少说了一些违心的话，我受审判时，他曾出庭作证，回去对刘修明说我在庭上都吃进了。对有些事他终有一些愧疚之感，其实我并不在意，然而他那种压郁的心情多少加重了他病情，以后他把一切都寄托在论文的写作上了。他遗著出版前，去请谭其骧先生题词，谭先生对着他的遗著沉思良久，说了四个字，义不容辞。谭先生写下了非常沉痛的文字： 　　王守稼同志温文尔雅，忠诚恳笃。治学博览，慎思毋意毋必。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为专研历史科学而勤苦述作。不问时事处境如何，不断地奋志于探索历史真实。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为老师所器重。同学所钦佩。工作二十余年来，著作数十万言，取材翔实，论证精核，为海内外许多知名史学家所一致肯定，这样一个具有卓越才学识，崇高的奉献精神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天不假年，竟以四十余岁邃而谢世，这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现在由他的挚友刘修明同志，将他生前著作的主要部分，篡成一书问世，使他的成就基本上传之不朽。这不仅是对故友的最好纪念，也是为史学界做一件大好事。 　　 一九九O年二月友生谭其骧识 　　谭先生所以那样热情洋溢地写下这一段中肯的话，还是离不开当年一起为毛注释大字本共事时一起不辞辛劳的基础上，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为书题写了书名，也是出于历史组有那么长时间一起在上海图书馆共处，大字本的书题也都是顾先生题写的，后来出版《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也是顾廷龙敬题的，而且写了许多条，选了一条，把其他条目都焚了，当年《学习与批判》的刊头也是顾老先生题写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当年为毛标点注释大字本的共同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的表现。在这一切背后，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情，那就是对党对毛的一片忠诚，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这片忠诚永远不会因之变色。 　　我收下王守稼这遗著后，一直保存至今，有时偶尔随手翻阅抚摸，总觉得歉疚于他什么，他是因我而在清查运动受到种种苦难而患下重病的，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自己也已是垂垂暮年，朝不保夕的人了，再不还掉这笔宿债，那我走了以后，也会于心有愧的，六九年写作组的历史组重建以后，在整个写作组内，无论批林批孔，还是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大字本的工作，他们是挑重担的，六六年至六七年的写作组的历史组情况，由于《评海瑞罢官》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六九年以后的写作组我怎能不为他们说明一些最基本的状况呢？这也仅仅是从我这一个视角看到的一些情况，其他的同志或许还能补充，特别是当时参加学习班的工农出生的青年们，从他们的视角也许能看得更广泛一些，因为这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历程。现在他们在工作中已成为方方面面的栋梁之才了，关于王守稼和谭其骧的回忆就到此为止了。王守稼、陈旭麓、许道勳、吴乾兑四位师友都已作故了，谭其骧老师与顾廷龙老先生亦已仙去，记得龚自珍撰平生师友小记是，曾有一诗，今錄于下：“夜思师友淚滂沱，光影犹存急網罗。言行较详官阀略，报恩如此疚心多。”借此略表拳拳寸心。 　　（三） 　　在二OO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的往事版有篇题目为《怀念陈旭麓先生》的文章，作者是茅海建，他是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文章是作者在华东师大于去年十二月一日举行的纪念陈旭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和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的一个发言，二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怀念着他。我与陈旭麓先生之间亦有一段难分难解的缘分，也许正因为与我的这一段缘分使他抱恨终生，使他成为全校独有的当了几十年的副教授。八三年时，杨慎之先生曾代表湖南省委欢迎陈旭麓先生去湖南工作，而陈旭麓却愤然地说:“如果不把话说清楚，我是不离开上海的。”说清楚是文革结束后对所谓三种人，即所谓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们必须在运动中交待清楚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换一句话说，换言之他们都是运动的对象，陈先生这句话不是说自己是三种人，更不是说自己有什么事情没有说清楚。而是说为什么压着他不提教授职称，不能招博士生的理由，是有人故意压着他，与他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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