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鼎君让我看的毛泽东亲笔写的这首诗，确实是毛体字，他叫我用脑子记，不准我抄录，当时我对触发毛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完全理解，现在想来有那么三件事，一是黄永胜在一次批陈整风会议上，在一张纸片上随手写了唐人章碣的那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龙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那样的会议上写那首诗，很明显，黄永胜是借这首诗宣泄自己对毛的不满，并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为了黄永胜那首诗，那时中央还发了文件的。另一件事是林立果的小舰队在上海起草571工程纪要时，也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孔子批判﹥一文，它是竖孔子儒学大旗的，而其最后一篇文章是﹤吕不韦批判﹥，也是批判秦始皇，那时是影射蒋介石的。而柳宗元的《封建论》那篇文章是歌颂秦始皇的郡县制，柳文当时是对着中原和华北地区的藩镇割据讲的，许世友这些大军区司令，长期驻留一个地区快二十年了，而且不听话，这也是毛的一块心病，故借着郭老的《十批判书》作为口子，借着这首诗流露了他的心迹，加上从林彪在毛家湾的大院中抄出林彪书写的孔子“克己复礼”的条幅，促使毛要发动这场批林批孔的思想运动。当时我读了毛这首诗，还没有敏感到姚要我读这首诗，是要我写文章批林批孔，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回家休息时，在门房间的公用电话收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因为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才打到门卫的公用电话找到我，在电话中姚叮嘱我好好学习毛这首诗，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文章的重点仅仅着眼于批孔，讲儒法斗争，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上，没有在批林的问题上真正展开，只是点到而已。那时我听到毛还在讲话中提到王安石讲三不足的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我还让历史组赶了一篇题目为《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一併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作为复旦大学学报的《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在九月间印出来后，我便直送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在《红旗》立即转载了王守稼写的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知道姚文元认可了，也感觉到在批林批孔的问题上没有好好展开，于是我与王守稼商量酝酿下一篇文章。 　　 我听姚文元在电话中讲起毛在找清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对这本书我过去有一点印象，我老师陈守实在上课时提到过这本书，讲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它的价格往往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陈守实老师还讲了在社会矛盾缓和时，王安石的评价要低一些，在社会矛盾尖锐酝酿变革时，王安石的评价便高一些。蔡上翔是在嘉庆九年（一八O四年）编撰这本年谱的，陈先生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跋﹤王荆公年谱考略﹥》的文章，我找来读了，要批林得联系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大讲政变，林彪在这篇讲话中引用了《辩奸论》中“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篇文章是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的一篇伪作，借以攻击王安石的，我知道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讲过“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还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样便可以由林彪的政变经借伪《辩奸论》到王安石变法，从而把儒法斗争的历史贯穿起来了，这样我一面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张杰重印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一面与王守稼商量酝酿写文章，点子是我出的，文章是王守稼执笔的，文章的正题为《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副题是——读《王荆公年谱考略》。文章改定以后便上送给姚文元，文章发表在七四年二月，红旗第二期上，文章发表以后，姚文元在七四年的二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议上，讲起这篇文章的。他说：“一直没有时间谈，开个短会，传达主席指示：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他还说：“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我领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三篇送这篇，是否这样几点：一.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二.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三.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以后文章古文尽量先翻成白话文，我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文章很重要，有同志反映古文看不懂，我也作一些工作，有的已经翻译了。”他还说：“主席批示了，要我们想一想，从这里得到启发，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几段，我写上去的，原来联系实际总是少。上海不一定告诉他，就在编辑部内部说一下。”毛主席对文章的批示，政治局的同志也都看了，姚文元这番讲话我也是很晚很晚才知道，当时红旗发了这篇文章我就很高兴了。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在儒法斗争历史这个问题上，对儒家和理学家的批判上，话都说得太绝，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也不够，在联系批林的问题上还是显得生硬，在那个氛围下，王守稼肯下功夫，不为名，不为利，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了，是花功夫读书了。姚文元那时所以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知道了会骄傲，说实在的，要骄傲也没有时间，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连气也喘不过来呀！写作组组织的批林批孔和讨论儒法斗争的文章，都离不开王守稼的努力，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他把身体也累垮了，那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只有晚上十一点以后有一餐免费的夜宵，一碗排骨面。平时大家都住在办公室，只星期六可以回家睡二个晚上，星期日也在读书，有时节假日还得在办公室值班。一月二日那天，刘修明来看我，讲起当年的罗思鼎，只有疯狂的工作，没有奖金，也没有补助，既不加工资，也没有加班费，也没有提工资级别，尽管没有考核指标，也没有考勤卡，大家仍然只知道拼死拼活地去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于是我翻出那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民调显示66.7%的人自认是疯狂的螺丝钉》它的副题是“33%的人认为《疯狂的螺丝钉》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就应该在奋斗拼搏中彰显价值，23.6%的人则认为‘螺丝钉’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文章的开头讲：“螺丝钉”一词源自雷锋日记，背后的含义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默默无闻。“螺丝钉精神”曾影响了一代人，后来渐渐不被人提起了。如今我们社会又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工作，可以长期熬夜，可以节假日不休息，可以放弃娱乐和亲友团聚，如果每周有八天，他仍旧工作八天，他们要求自己凡事都做得完美，他们确实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得有些疯狂——就像一颗“疯狂的螺丝钉”。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奋发图强，应该有我们当年那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这是在学雷锋的运动中诞生的，取罗思鼎这个笔名便是为了发扬这种精神，现在我的长孙在工作上也是这样疯狂地追求完美无缺，这也是我的一份安慰。当然那时候在同志之间不管是谁，有困难的时候还是互相体谅和尽全力帮助的，如余秋雨在七五年患肝炎时，我与王知常几次去探望在上海家中休养的他，后来他住医院，与去家乡休养也是尽量照顾他的，并没有因他病假扣他一天工资，他想休养多久就修养多久，没有催促过他来上班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其他与王守稼相关的文章我不一一去讲了，文革结束以后，王守稼在学术研究，论文写作上，发扬的仍然是这种刻苦努力向上的精神。 　　（二） 　　 与王守稼工作相关的还有一件事，便是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的工作，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始于七二年末，一直持续到七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晚年的视力因白内障的缘故退化了，除了老花眼镜外还要加上放大镜，为了工作他还要大量阅读古文，他借助于古文，指导批林批孔的运动，借助于古文指导当前的工作，借助于古文按排他的身后事，借助于古典的诗词抒发他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借助于六朝的赋以抒发他郁闷而又无奈的感情，从我们为他标点注释的这些古文和古典的词赋及诗文，从中可以窥见他晚年如何思考国际国内的大局及其对策，他忠诚于自己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情愫，和他对生死问题难以言说的感慨。这个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具体都是我与姚文元来往的信件上批示给我的，然后我布置在复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去具体注释和翻译，在复旦是谭其骧作最后校订的，是王守稼与历史组的刘修明、许道勳、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来往于写作组与复旦及中华印刷厂之间具体完成这项任务，在复旦参加过这些工作的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老师，他们几乎也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后来刘修明把这些古文诗词结集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找到的只有八十六篇古文，可能尚有遗漏，都有下达和上送的时间，根据是我与姚文元之间来往的信扎上的批示及上送信件上所具的时间，九三年出版的时候，为了保证书能按时出版隐去了姚文元和我的名字。出版社也完全是出于无奈之举，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我说刘修明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为我们了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情感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在标点注释大字本的组织工作上，我是全权交给王守稼去操作的，所以在这个任务中起作用最大的还是王守稼。当时谭其骧是记日记的，在谭其骧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任务进行的全过程，从日记上也可以看到谭其骧勤奋操劳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力，是一颗十十足足“疯狂的螺丝钉”，但他年龄比我们长整整一代了，那真不容易啊！他的学生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把谭先生日记中有关大字本的日记集中在一起，作为独立的一章，我把这一章全部摘录于下，便于大家了解注释的整个过程及其相关的人和事。可以看到当时状况最原始的记录： 　　 1972年12月25日上午，谭其骧接到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的王守稼从写作组打来的电话，询问﹤旧唐书?傅奕传﹥中的典故，先后两次，谈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得知王守稼等人正在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要阅读的古文作注释。 　　 据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朱永嘉说，为毛泽东作注释的任务是由姚文元下达的，每次都由姚打电话给他，通知具体篇目﹝朱注：大部分篇目是姚批注在我给他汇报工作的信件上﹞，然后他再组织注释，完成后送姚文元审定，再由姚送毛泽东。注释的题解一般都经过姚文元的修改。毛泽东阅后，基本都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有的还专门批给某人（如江青）看。朱永嘉也曾将一些注释本送给当时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马天水﹝朱注：还有徐景贤、王秀珍、周纯麟﹞作参考。 　　 这些文件都在上海澳门路中华印刷厂排印，正文用四号老宋、注文用小四号老宋，全部繁体，版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纸，线装；以后每次又加印了两册宣纸本。参预这项工作的人都称注释本为“大字本”。注释的具体组织工作叫王守稼负责。至于毛泽东选择这些文章的目的，看了注释后的反应，有的当时向注释人员作过传达，多数并没有具体说明，谭其骧等只是奉命注释而已。 　　 1973年1月2日上午11时，朱永嘉来到复旦大学200号楼上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向谭其骧等人布置了注释任务，要求谭其骧为全部注释把关。由于时间紧迫，其他人的注释稿还没有出来，所以谭其骧自己也开始注释，他分到的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从3日起，注释成为谭其骧的主要工作，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完成了﹤吕蒙传﹥。8日夜间他家中煤气泄漏，9日起床后谭其骧感到头痛，作呕，四肢无力，但休息到9点就又去学校作注释了。 　　 13日，朱永嘉将谭其骧找到复旦大学党委，又就注释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谈了半个多小时，总之是要他负责为青年教师和其他人作的注释把关，尽全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当时需要注释的文章主要是历史类的，但以后增加了一些诗词赋，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注释，朱永嘉和写作组一般没有交给谭其骧“把关”，只有在修改﹤江梅引﹥的注释时听取了他的意见。当晚谭其骧开始看邹逸麟、王文楚（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教师）所作的﹤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释。 　　 14日是星期天，他晚上又改至近1时，至16日下午3时改毕。当晚又开始改﹤晋书?恒伊传﹥，由于白天都要开会，每天又工作至深夜，至21日（星期天）上午改毕。此时，﹤吕蒙传﹥和﹤明史?朱升传﹥的校样已经送到，经他改正后12时1刻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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