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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明王朝何以兴又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一)

朱永嘉

  说说明王朝何以兴又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一)朱永嘉 (2021-05-24 09:04:07)[编辑][删除]转载▼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纪委第五次会议上讲:“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便前功尽弃。”这个话很重要,我们可以从明代何以兴、何以亡这个历史问题作为案例,证明习近平主席说的这番道理。
  
  
  
  一、明何以兴——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
  
  
  
  明代是是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贪腐的问题,比如西汉的汉文帝即位后,周勃免相就国,回到自己的封地,他的封地在绛,属河东地区。《汉书·周勃传》云: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初,勃之益封,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勃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勃以千金与狱吏”,那不是狱吏受贿吗?这事实上是司法系统贪腐的问题。周勃在狱中,还不就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曾说过的“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汉书·司马迁传》)周勃要脱身,只能放下身段,求助于狱吏。
  
  历朝历代因贪腐而衰亡的案例甚多,唐玄宗由开元到天宝,任用的李林甫和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作宰相,他们还不都是大贪官嘛,最终引起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
  
  朱元璋早年在游方僧生活过程中,“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人之情伪”是指元末官吏贪污腐败之恶,他亲身经历过。元末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讲到:
  
  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要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除美州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其实这些语言,如今仍在民间流行,若“送人情”、“得手”等词语。元末这样的结果便是:“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岂不信夫。”由于朱元璋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官僚机构的吏治情况都抱怀疑的态度,因而强调“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故其在惩治贪腐、整顿吏治上用的手段非常狠毒。
  
  朱元璋在《大诰》的第三条《胡元制治》讲到元代的地方官达鲁花赤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情况:
  
  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
  
  用现代的话来说,大官僚们一切工作,都是靠其秘书班子具体操作,如果追问所以然,则“茫然无知”。
  
  朱元璋对于这种情况异常不满,所以在他心目中户部是分管钱粮出入的部门,其中必有弊端。他为什么如此关心户部这个系统?因为税粮的出入收支关系到王朝的生命线,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故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就先从这个部门开刀。明朝的第一大案是空印案,这次没有抓到要领,因为空印是报销钱粮的收入要与户部的数字核对,地方上缴的钱粮,要与户部的账单统一,需要先盖印章,到户部核对数字后再填上数字,仅凭空印治罪,根据不足。
  
  朱元璋大规模治贪的案件,从郭桓案开始。郭桓的职务是户部侍郎,是分管税务的负责人,起因是他账面上的数字与实收的数字之间有巨大的差额,朱元璋怀疑他有贪污的嫌疑。朱元璋查贪污案有一个特点,喜欢寻根问底,不仅查贪污者,还要追问贿从哪儿来的,不仅查受贿之人,而且查行贿的人,行贿者的钱款从哪儿来的,如此一级又一级往下查,那牵涉的人便很多了。
  
  《大诰》有一篇文字的题目为《问赃缘由》,是《大诰》的第二十七条,其云:
  
  如六部有犯赃者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贿于部,则拘布政使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至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至于州,州亦拘至,必至于县,县亦拘至,必至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呜呼!君子见而其政尤勤,小人见而非心必省。
  
  这是朱元璋口谕的记录,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起来,反贪必能彻底,因为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层级式的,由一个赃案如此往下追的话,自上而下,就能查出很多问题。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受贿者与行贿者统一处理,行贿者的目的是因贿而获利。当反贪污有一个打击行贿与受贿两个方面这中间应有区别,弄清楚行贿者是主动还是被迫,行贿后是否获利,也许能缩小打击面。其造成的后果不同,赃款的来源不同,行贿以后的后果也不同。若是工程项目,如果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偷工减料,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若出于无奈,是从自己正当的收入中挤出来的,那又当别论,被迫与主动也要具体分析。这是当今反贪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只查贪官,不查行贿者,只处分贪污者,不处理行贿者,那么贪污很难根除。贪污与行贿二者互为因果,其各自所处情况也不相同,需要有分析地处理才能恰到好处,如朱元璋那样一味蛮干,打击面就太大了。
  
  郭桓案的起因见《大诰》第二十三条,题为《卖放浙西秋粮》:
  
  户部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垣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各分入己。
  
  从郭桓案可以看到,不仅财税系统是如此,在地方上的行政官僚系统同样如此,实际处理日常事务的是吏胥,科场上出身的官僚们没有实际事务工作的能力和经验,所以他们离不开吏胥的实际操作。吏胥之间都是同乡同籍,有的甚至世代相传,故积弊很深。郭桓案是朱元璋编《大诰》的动因,目的是以当时的案例来警示在位的官僚队伍。《大诰》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6年)冬,朱元璋御制序是在十月初一,刘三吾的后序在十月十五日,实际操作应在十一月初。续编颁行的时间是在次年年中,三编颁行的时间应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的二月,《武臣诰》是洪武二十年的十二月,这四篇《大诰》共计有二百三十六个条目,都是当时的案例。从文体上讲有三类,一是案例,二是朱元璋的训诫,三是峻令。朱元璋颁行四篇《大诰》的目的是整顿吏治,通过大量严厉治贪的案例以达到“警省愚顽”的宣教作用,其中有不少朱元璋极其口语化的教谕。可见这二年是朱元璋亲自参预的反贪污运动,其中还有不少朱元璋与案犯的直接对话。这二十多万字的四篇《大诰》,尽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朱元璋的残暴,但在《大诰》中还没有提到他在洪武年间下令将贪官剥皮囊草的事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有具体记载,讲到州县治所有贪官被剥皮的场所,称皮场庙,以示警诫,而且贪官的人皮还长期保留下来。万历后期“郡县库中尚有之”。
  
  从总体上讲,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治理贪污的运动没有持续下去,而是逐渐松懈了。尽管朱元璋在《大诰》中称“斯令一出,世世行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成祖时,各类问题又重新出现,仁、宣之后,到了宪宗、孝宗、武宗时,各种危机逐渐露头。明代的积弊仍然是“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吏胥”,如明代户部的十三司,不许江浙人为之,但十三司的胥算却都是绍兴人。嘉靖、万历年间,从上到下,贪污之风盛行,严嵩及其子严世藩便是大贪污犯。到了万历年间,贪官更多,那些大宦官个个都是嗜财如命,整个朝廷在位执政者,权力在手,很少有不贪的。明熹宗时,魏忠贤更是横行不法,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哪个不是贪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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