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明王朝何以兴又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一）朱永嘉 (2021-05-24 09:04:07)[编辑][删除]转载▼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纪委第五次会议上讲：“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便前功尽弃。”这个话很重要，我们可以从明代何以兴、何以亡这个历史问题作为案例，证明习近平主席说的这番道理。 　　 　　 　　 　　一、明何以兴——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 　　 　　 　　 　　明代是是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贪腐的问题，比如西汉的汉文帝即位后，周勃免相就国，回到自己的封地，他的封地在绛，属河东地区。《汉书·周勃传》云：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初，勃之益封，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勃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勃以千金与狱吏”，那不是狱吏受贿吗？这事实上是司法系统贪腐的问题。周勃在狱中，还不就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曾说过的“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汉书·司马迁传》）周勃要脱身，只能放下身段，求助于狱吏。 　　 　　历朝历代因贪腐而衰亡的案例甚多，唐玄宗由开元到天宝，任用的李林甫和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作宰相，他们还不都是大贪官嘛，最终引起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 　　 　　朱元璋早年在游方僧生活过程中，“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人之情伪”是指元末官吏贪污腐败之恶，他亲身经历过。元末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讲到： 　　 　　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要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除美州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其实这些语言，如今仍在民间流行，若“送人情”、“得手”等词语。元末这样的结果便是：“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岂不信夫。”由于朱元璋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官僚机构的吏治情况都抱怀疑的态度，因而强调“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故其在惩治贪腐、整顿吏治上用的手段非常狠毒。 　　 　　朱元璋在《大诰》的第三条《胡元制治》讲到元代的地方官达鲁花赤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情况： 　　 　　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 　　 　　用现代的话来说，大官僚们一切工作，都是靠其秘书班子具体操作，如果追问所以然，则“茫然无知”。 　　 　　朱元璋对于这种情况异常不满，所以在他心目中户部是分管钱粮出入的部门，其中必有弊端。他为什么如此关心户部这个系统？因为税粮的出入收支关系到王朝的生命线，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故朱元璋的反贪污斗争就先从这个部门开刀。明朝的第一大案是空印案，这次没有抓到要领，因为空印是报销钱粮的收入要与户部的数字核对，地方上缴的钱粮，要与户部的账单统一，需要先盖印章，到户部核对数字后再填上数字，仅凭空印治罪，根据不足。 　　 　　朱元璋大规模治贪的案件，从郭桓案开始。郭桓的职务是户部侍郎，是分管税务的负责人，起因是他账面上的数字与实收的数字之间有巨大的差额，朱元璋怀疑他有贪污的嫌疑。朱元璋查贪污案有一个特点，喜欢寻根问底，不仅查贪污者，还要追问贿从哪儿来的，不仅查受贿之人，而且查行贿的人，行贿者的钱款从哪儿来的，如此一级又一级往下查，那牵涉的人便很多了。 　　 　　《大诰》有一篇文字的题目为《问赃缘由》，是《大诰》的第二十七条，其云： 　　 　　如六部有犯赃者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贿于部，则拘布政使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至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至于州，州亦拘至，必至于县，县亦拘至，必至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呜呼！君子见而其政尤勤，小人见而非心必省。 　　 　　这是朱元璋口谕的记录，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起来，反贪必能彻底，因为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层级式的，由一个赃案如此往下追的话，自上而下，就能查出很多问题。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受贿者与行贿者统一处理，行贿者的目的是因贿而获利。当反贪污有一个打击行贿与受贿两个方面这中间应有区别，弄清楚行贿者是主动还是被迫，行贿后是否获利，也许能缩小打击面。其造成的后果不同，赃款的来源不同，行贿以后的后果也不同。若是工程项目，如果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偷工减料，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若出于无奈，是从自己正当的收入中挤出来的，那又当别论，被迫与主动也要具体分析。这是当今反贪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只查贪官，不查行贿者，只处分贪污者，不处理行贿者，那么贪污很难根除。贪污与行贿二者互为因果，其各自所处情况也不相同，需要有分析地处理才能恰到好处，如朱元璋那样一味蛮干，打击面就太大了。 　　 　　郭桓案的起因见《大诰》第二十三条，题为《卖放浙西秋粮》： 　　 　　户部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垣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各分入己。 　　 　　从郭桓案可以看到，不仅财税系统是如此，在地方上的行政官僚系统同样如此，实际处理日常事务的是吏胥，科场上出身的官僚们没有实际事务工作的能力和经验，所以他们离不开吏胥的实际操作。吏胥之间都是同乡同籍，有的甚至世代相传，故积弊很深。郭桓案是朱元璋编《大诰》的动因，目的是以当时的案例来警示在位的官僚队伍。《大诰》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6年）冬，朱元璋御制序是在十月初一，刘三吾的后序在十月十五日，实际操作应在十一月初。续编颁行的时间是在次年年中，三编颁行的时间应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的二月，《武臣诰》是洪武二十年的十二月，这四篇《大诰》共计有二百三十六个条目，都是当时的案例。从文体上讲有三类，一是案例，二是朱元璋的训诫，三是峻令。朱元璋颁行四篇《大诰》的目的是整顿吏治，通过大量严厉治贪的案例以达到“警省愚顽”的宣教作用，其中有不少朱元璋极其口语化的教谕。可见这二年是朱元璋亲自参预的反贪污运动，其中还有不少朱元璋与案犯的直接对话。这二十多万字的四篇《大诰》，尽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朱元璋的残暴，但在《大诰》中还没有提到他在洪武年间下令将贪官剥皮囊草的事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有具体记载，讲到州县治所有贪官被剥皮的场所，称皮场庙，以示警诫，而且贪官的人皮还长期保留下来。万历后期“郡县库中尚有之”。 　　 　　从总体上讲，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治理贪污的运动没有持续下去，而是逐渐松懈了。尽管朱元璋在《大诰》中称“斯令一出，世世行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成祖时，各类问题又重新出现，仁、宣之后，到了宪宗、孝宗、武宗时，各种危机逐渐露头。明代的积弊仍然是“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吏胥”，如明代户部的十三司，不许江浙人为之，但十三司的胥算却都是绍兴人。嘉靖、万历年间，从上到下，贪污之风盛行，严嵩及其子严世藩便是大贪污犯。到了万历年间，贪官更多，那些大宦官个个都是嗜财如命，整个朝廷在位执政者，权力在手，很少有不贪的。明熹宗时，魏忠贤更是横行不法，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哪个不是贪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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