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给朱健的一封复信 (2020-02-27 21:18:19)[编辑][删除]转载▼ 　　我记得你是1月26日抵沪的。在上海与我一起相处二周，是2月8日离沪返澳的。离沪前相约写一篇在沪经历新型冠状病毒蔓延风暴及如何抗击这场风暴的曲折经历。在沪你帮我写了三篇博文，鼠年说鼠、2月小结、封城前后的武汉。其实主要后面两篇是记录当时疫情起始和发展情况的。目的是第一时间即时记录当时疫情起始和发展的情况，现在看来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处于疫情的外部是旁观者，当然有它的局限性。读了你们的来信，也觉得你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其间的来龙去脉。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它的特点便是回头看。我是研究古代史的，回头看几百年上千年的事。其实对于当代的事也可以回头看，比当时身在其中时也要清醒一些。当时只知什么事情发生了，如2月小结一文中所叙述的。然而对其中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清晰。现在回头看，那么其前因后果要清楚一些，当然不是一次回头看便什么事都清楚了。如果真那样，还有研究历史的必要吗？是要反复不断随着现实的发展去反思过去的经历，现在我们还只能是初步的清理。为此我又重新清理了一下在武汉地区的起始和发展的历程，可以比较清晰一些。你那个回顾也有一些失误的地方，如你引用<<方方的日记>>，这份日记不真实，方方是一个作家，那篇日记是她的创作，是凭想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能当作实录用。还有你对世卫组织干事对中国防疫的评价，也受西方一些记者偏见的影响，说什么受中国贿赂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西方的一些记者特别是美国的记者，是抱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如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中国是东亚病夫，这完全是种族歧视的观念，当然要把这样的记者请回家了。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在中国四川和武汉考察的结论论，那还是应该可信的。他们是出自于自己内心的认识，这些问题就不说了。还是把这两次原始记录重新整理和排列一下。看看当时的认识有哪些不足，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地方，作为历史文献的保留还是有益的。 　　 　　我们写二月小结时讲了，武汉最早发现冠状病毒是一种人传人的，由病毒带来的传染病。是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科主任张继先医生最早发现。她分析的病原体与流感有区别是一种新发现的病毒，她的结论是从临床得来的。一家三人同时得同样的病，那就是传染病。还有4个病人也得了同样的病，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他们得的都是同样的病，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且在短时间传染那么快，所以是一种急性的传染病。当然，她没有条件对病原体做学理的分析，只能说明临床的结果。但她对这种传染病的严重性是看到了，所以她才向院领导汇报。接着向武汉市疾病防控中心做了汇报，又向武汉市卫健委汇报了。这个做法是正确的。12月30日下午市卫健委下发<<关于报道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这时武汉市卫健委没有进一步公开通报，应该向市政府通报了。结果是向上通报报告国家卫健委，这中间耽搁了一个星期的时间。1月7日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1月8日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才向武汉派出专家调查组，赴武汉调查。这是两个单位的联合调查组。看来没有取得统一意见，疾控中心认为是可以人传人的，而国家卫健委没有明确表态，因此被搁下来，耽搁了防控疫情的时间，造成疫情迅速扩散的结果。从武汉地区疫情的情况看，在1月17日，他们感到疫情的严重性，在晚上通知大家戴口罩，到1月19日便感到不得不通报疫情迅速扩散的消息。1月17日新增17例，18日是新增59例，19日是新增60例，有一点慌了。而在此前1月11日的口径是“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大概是专家调查组定下的口径。而从1月17日到19日的传播速度看完全不是如此。所以慌了手脚，于是邀请钟南山与李兰娟两个调查组到武汉来调查情况了。钟南山是1月19日抵达武汉的，1月20日他就明确宣布这次新型管状病毒是传染病，具有人传人的特点。他这个结论是根据广东的临床观察来的，是三个人感染了此病，其中一个人去过武汉，二人没有去过。他们都得了同样的病，他们之间有过接触。所以证明这是可以人传人的。故在1月20日，习近平主席便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1位，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既然武汉地区人传人的速度是如此迅速，那么要控制这一传染病的迅速扩散，特别是向武汉以外地区的扩散，就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更何况这个时期正是春节临近，大量的工人要返乡回来，学生寒假开始了要回家，有钱人要出去旅游度假。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挑战，于是习主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那么为了切断武汉地区疫情向外扩散，就必须封城了。于是李兰娟院士在22日晚上进京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并提出让武汉封城。23日便宣布封存了。这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武汉已有500万人口离开了武汉。对这些人的去向也要做分析，他们大部分是附近地区在武汉打工的农民工，一部分是寒假回家的大学生，一部分分散在国内各城市，少量有钱人出去旅游了，甚至去海外旅游了。那么传染病向外扩散已经很难完全隔绝，然而封城总比不封好。由于封城的决定来得非常仓促，所以封城那天还有30万人出境。而且封城以后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工作还没有完全跟上，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防控物资的供应还没有跟上，自然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 　　 　　在12月底到1月初，还有一些插曲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12月30日，李文亮等8个医生在自己交往中公布了瘟疫的信息，因此受到警戒，还有记者去医院采访疫情也受到压制，而且动员了公安部门，显然如此压制消息的传播，武汉市卫健委如此压制消息的传播，受到武汉市委和市政府的影响。他们说要等国家卫健委的通知，把矛盾上交了。 　　 　　那么武汉地区是否有自己直接发布传染病紧急状况信息的权利和义务呢？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地方不能直接通报，要上报以后待上级的通知。那么在法律上是否真是如此规定的呢？我们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这个法案是2007年8月30日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007年11月1日开始实施。它的第47条具体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及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规定的权限和程度，发布相应级别警报决定并发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及越级上报并为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所以这条规定说明武汉市政府是有义务及时通报疫情的。 　　 　　所以在1月22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出面承认自己对疫情预警不够的失误，那一天武汉确诊的新增病例达571例，那一天晚上李兰娟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封城的建议，到1月23日武汉确诊病例为830例治愈34例，死亡25例。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武汉市政府为什么会在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之初预警不利呢？这与疫情发作的时间有一定关系。此时正值春节传统假期临近且学校放寒假了。另外湖北与武汉市委领导都是做经济工作出身的，他们关心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发展。春节这段时间正是餐饮旅游娱乐业发展的重要时刻，对于突发性的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传染性的流行病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没有基本的概念。所以没有好好注意和关心这次传染病的防控工作。那个时候大家还正忙着万家宴发展文化旅游方面的事务，所以蒋超良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有关疫情的提问一脸茫然答非所问的照本宣科。而且在两会期间居然新增病例为零。当然他们在这场疫情危机的大考面前考不及格了。 　　 　　1月24日，国家卫健委全国通报累计确诊病例1287例，主要是武汉地区，这已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 　　 　　1月25日，那天是正月初一，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听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防控工作汇报，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决定向湖北武汉等地区派出指导组。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因应境内外的关切，这样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由中央统一来抓了。那一天全国累计的新增病例达1957例，情况已非常紧急了。 　　 　　1月27日李克强奉习近平之命，赴武汉湖北考察疫情并视察了火神山工地进展。 　　 　　1月30日受习近平委托，孙春兰率指导组看望湖北医务工作，并考察社区防控工作的状况。 　　 　　进入2月份，是在中央直接指挥下进入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的保卫战，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支援武汉，争取武汉和湖北防疫保卫战的胜利。 　　 　　2月2日武汉火神山建成以后正式交付使用。 　　 　　2月12日解放军驻鄂部队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之配送供应的任务。 　　 　　2月8日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 　　 　　从1月25日起，各地支持武汉和湖北的医疗队伍陆续抵达武汉。到2月间，抵达武汉和湖北的医疗队伍达3万多人，包括大量医疗设备和防护设备，运抵武汉和湖北。从2月初开始，设置方仓医院，收治轻症病人。到2月下旬已有十七家方仓医院集中收治了3万多轻症病人。这一切都显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而且开始了中西医结合对轻症的治疗，以及对危重病人的治疗和抢救。 　　 　　朱健，你大概记得在2月初我们还给中央写过一封建议书的事吗？记得其中主要讲尽管结束疫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时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乐观了一些，认为2月末或更迟一些时间会胜利在望。在这一防控病情告一段落时，就有一个如何做好公共卫生的问题，做好公共卫生立法的事。记得2011年在与非典斗争取得胜利时，钟南山曾在全国人大提出过这一议案，但并未实现，其实我们这次应把公共卫生立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把疫情防控工作做在疫情爆发之前。记得这封信是李春博从昆山在2月4日以挂号信寄出，2月8日这封信收到回垫，中央是收到这封信的。 　　 　　 　　2月12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做了分析，认为目前是疫情防控工作最吃紧的阶段，要毫不放松的做疫情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地区的防控工作。提出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加强社区网格式的排查工作。提出19省，对口支援湖北各市县，实行责任包干落细落实。要强化医疗物资的供应和保障医疗用品生产企业的复工，生产紧缺物资实行统一调拨，优先保障重点地区的需要。以上情况说明，我们当时对疫情的形势估计还过于乐观一些，对困难估计不足。 　　 　　2月14日下午，习近平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时，强调要全面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要尽快推出生物安全法，建立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卫生医疗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的建设，筑牢第1道防线。要强化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健全职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从这一大段会议精神可以看到中央的思考要细致和深入的多，在这一场疫情的阻击战结束以后，这些工作势必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一段时间各地对武汉和湖北疫情的防控还做了大量的支援，如2月16日上海派出了一支122人的医疗队伍驶援武汉的方舱医院。有90%的病例采用中医治疗。2月18日钟南山在广州提出，康复者血浆对治疗重症病人有益，还提出要把新型冠状病毒病人与流感病人分离，否则用了大量人力物力问题还得不到解决，说明在治疗方法上有不少进步。 　　 　　在2月19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形势的估计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会议指出目前形势疫情蔓延势头得到遏制，全国新增病例，疑似病例总数，呈下降趋势，至于出院人数较快增长，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病例大幅减少，但拐点尚未到来。这个估计使人既看到希望，也看到湖北及武汉重点地区的防控工作依然很吃紧。所以丝毫不能松劲。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分级分区防控的思想。对低风险地区是外防输入，中风险地区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高风险地区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的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便提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二手抓的策略。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记得朱健你是2月8日离家的，从那以后到2月下旬形势的发展你是看不到了。我想给你介绍一下，对你认识前一阶段形势还是有益的。14亿人口那么大一个国家发生这样一次大的疫情灾难，这是一次危机，也是对我们国家治理的大考验。这里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是对疫情的阻击战，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一个考验，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领导跟不上形势，便临阵换将了。23日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任武汉市委书记，以后又有陈一新任湖北指导组的副组长。在湖北甚至在其他省份还有新的问题发现。如2月20日，全国先后在湖北浙江山东五所监狱发生了罪犯感染病情的情况，有505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其中武汉女子监狱有230例湖北国津监狱有41例确诊病例，山东任城坚毅确诊41例，疑似九例，浙江十里平监狱确诊34例。这些病情的产生都与预警管理人员外出有关。目前无在押犯死亡病例，监狱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重症者转到相关医院医治，监狱管理人员有8人被贬职。一人被处理，一人被查。政府提出监狱管理上要看好门，管好人治好病。 　　 　　2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来中国考察疫情与中国专家组的梁万年一起去四川和武汉考察疫情。2月24日晚上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罗斯-艾尔沃德在会上说：这场疫情过去以后，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很多人会说现在没有药没有疫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既然是没有药和没有疫苗，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拯救生命，我们就怎样拯救生命。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现在新增病例在下降，风险就在下降。当我们看到出院治愈数目大于新增病例的数目，这是可喜的改观。如果过几个星期后确诊数字已下降到二位数时，就可以知道情况已在全面掌控之中。 　　 　　梁万年表示武汉快速增长的势头已得到遏制，但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现在湖北与武汉以外，全国各省市的新增病例已降到二位数以下。所以疾病防控工作要有区别有差异地在精准防治条件下，同时抓好复工生产，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也为疾病防控提供更好的物资保障，争取今年经济仍然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其实此前先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来中国北京访问，习近平亲自接待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防控疫情发展的情况，谭德塞表示中国行动迅速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相信中国目前采取的措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这些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来中国考察，通过进一步的现场调察所做的结论。 　　 　　以上是你离开上海回澳洲国内的基本形势。 　　 　　实际上这一场疫情是全球性的灾难，它不受国别和人种的限制，现在韩国日本的疫情方兴未艾，在伊朗意大利都有疫情的报道，在美国也有疫情的报道。公主号游轮的疫情发展就非常迅速。如果早在一二月份中国不能控制疫情，那么疫情的外泄对世界岂不是一场莫大的灾难吗？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考察组的高级专家讲这番话不是偶然的。封城的措施尽可能防止扩散，让武汉人挑起了抗击这场疫情灾难的大梁。实际上正是让武汉成为抗击疫情的主战场，便可以使病毒尽可能地不传播到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去。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领导要感谢武汉人民为全球做出的牺牲和奉献。 　　 　　另外，如果把当今中国抗击疫情的情况与目前韩国文在寅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做一比较，你就可以多少看到一些中国制度的优势了。 　　 　　朱健，你离开以后，我的病情还是在走下坡路，体能越来越差，心衰肾衰，还在发展，尽可能维持吧。 　　 　　我正在酝酿写一篇中国历史上建安22年的那场瘟疫所带来的灾难。那真是惨不忍睹，与历史相比较我们今天幸福多了。 　　 　　爸爸 朱永嘉 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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