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容斋随笔》之《白公说俸禄》朱永嘉徐连达 (2020-02-16 21:35:34)[编辑][删除]转载▼ 　　白公说俸禄 　　 　　《容斋五笔》卷八 　　 　　 　　 　　 　　 　　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因读其集，辄叙而列之。其为校书郞，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为苏州刺史，曰：“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为宾客分司，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诚贪俸钱厚，其如身力衰！”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十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其泛叙曰：“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钱随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僶俛班行内，骨肉匀留俸禄中。”其它人者，如陕州王司马曰：“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曰：“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叹洛阳、长水二县令曰：“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曰：“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二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髣髴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观其生涯如是，东坡云：“公廪有余粟，府有余帛。”殆亦不然。 　　 　　 　　 　　语译 　　 　　白乐天为官，从壮年到老年，有关他在各个职位上俸禄多少的具体数目，全都记载在他的诗歌中，即使牵涉到他人，也不例外。他为官一辈子，始终清廉自奉，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财，从这些诗歌中也可一一反映出来。我在诵读他诗文的过程中，依照他为官经历的次序，，摘列了相关的诗句。他担任校书郎时，说：“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担任左拾遗时，说：“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他兼任京兆户曹时说：“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被贬为江州司马时，说：“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在司马厅壁记的文章中说：“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为杭州刺史时，他说：“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为苏州刺史时，他说：“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担任东都太子宾客时，说：“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为河南尹时，说：“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不拜同州刺史时，说：“诚贪俸钱厚，其如身力衰！”为太子少傅时，说：“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髙俸不薄。”他致仕退休时，说：“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他泛泛而谈地提及俸钱的地方：“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钱随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僶俛班行内，骨肉匀留俸禄中。”诗文中也有涉及其他人的地方。如涉及陕州司马王建的。他说：“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梦得罢太子宾客，除秘书监，两者的俸禄相同，他说：“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他感叹洛阳、长水两位县令时说：“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他将要去世时，有诗《达哉乐天行》一首。他说：“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二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髣髴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后来的君子们，试试体味他的话，即使你每天饮用贪泉之水，也应该知道斟酌一下自己的行为了。看到他自述一生的生活如此，苏东坡说白居易家里公家给他的廪禄富足有余，府库里还堆积着很多丝帛，看来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研析 　　 　　洪迈在文章中列举了白乐天所历十个职务的俸给，然白乐天在文集卷三十六《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一诗中有“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之句，若从三十二岁那年授校书郎开始步入仕途起，至七十一岁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为止，历官二十，宦游三十九年。即秘书省校书郎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翰林学士，左拾遗，以后兼京兆府户曹参军，转左赞善大夫。接着贬江州司马，徙忠州刺史，还京拜司门员外郎，转主客郎中知制诰，转中书舍人。此后又除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复回京拜秘书监，转刑部侍郎，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复授太子宾客分司，除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所历之官二十整。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既可以看到他历年官职变化的动向，也可以看到随着他职位的变化所带来俸给的变化，同时从中还可以看出中唐时期官员俸给制度的状况。从大的方面讲，唐人对官员的俸给制度，分成二个方面。一个是禄，一个是俸。禄是依散官品秩按年以实物也就是粮食支付给官员的。这是高祖武德时的定制。正一品是七百石，从九品为三十石，中间分十八级，最高到最低相差二十三倍。俸料钱则是按月给付，最高为二百万，最低为二千八百五十文，等级间高与低落差是七百余倍。禄是靠租庸调中的租来支出，俸料的来源，早期是靠公廨钱放高利贷的利息取得，德宗时杨炎行两税法以后主要靠春秋二税的税收来支付。白居易诗文中关于其俸给的叙述，似乎显得心满意足，都是在向朝廷表示感谢的语句。然而仔细体味其中的内涵，实际上还包含着他生活上拮据的一面。长水县令的月俸是四万，年支的禄米为一百石，白居易已经为他叫贫了。刘梦得除秘书监，月俸有八万，与太子宾客相同，那时他有病吃药已欠下外债了。可见月俸钱只能供刘梦得应付日常生活所需，有病吃药的话就要举债度日。他在贬为江州司马时，在《与元九书》中说“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不过是一家子初步温饱的生活。过了二年他在《与元微之书》中讲到：“仆门内之口虽不少，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那时他在江州司马任上月入的俸钱应在七、八万间，大体上十万以内，一家数口，可以维持一个温饱的生活，不算富裕。他任杭州刺史的三年间似乎要富裕一些，名义上月俸也只是八万，实际收入要高于这个数字。所以他会说：“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白居易薪俸最高是为太子少傅时，月入十万文。他感到生活紧迫的时间是在他致仕退休的时候，那时他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月入为原来的一半，只有五万文了。一大家子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是不够的。他有一首诗的题目为《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别人已经看到他生活日见拮据，他只是安慰大家。不久他写《达哉乐天行》时，那就已经计划如何变卖家产来维持生计了。其诗文中达观、知足、乐天的情绪实际上掩盖了他生活上窘迫和艰难的另一面。这一点他比杜甫的表白要委婉曲折得多，这也是他比杜甫聪明的地方。只是在刘梦得去世以后，他在《哭刘尚书梦得》一诗中才直言二人“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老实承认他致仕后与刘梦得一样处于“同贫同病”的穷困状态，从他致仕到去世还有五、六年时间，几乎一直如此。洪迈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批评苏东坡的说法不符合白居易的实际状况。洪迈这一篇长文要说的是白居易一生是“立身清廉，家无余积”。官员的廉洁奉公，第一个要求便是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白居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个公布自己财产状况的官员，如果连这最起码的要求也做不到，什么清廉立身的承诺，那只能是骗人的鬼话而已。白居易七十六岁去世前不久，有一首题目叫《自问此心呈诸老伴》的诗，他在诗中扪心自问，这一辈子为人如何，他说自己心未曾求过过分的事，故此心中很少有不安之时，“此心除自谋身外，更问其余尽不知。”（文集卷三十七）那就是管好自己，不作任何分外之求，此外的事那就只能不知不问。白居易自从贬为江州司马以后，他抱定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宗旨，至于兼济天下，就不是他所能过问的了。这不是他的初衷，当初他写《秦中吟》、《新乐府》时，是充满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后来他所以把诗文转向闲适方面，那是被险恶的生存环境所逼迫的。一方面是为避祸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他知足常乐的表现，乐天也就是让自己与自然天地融为一体，没有一丝一毫分外的贪欲。从另一视角看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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