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9-08-18 18:09:59)[编辑][删除]转载▼ 　　我与徐连达、陈先达三人都是在1950年全国统考招生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入学以后，我们三人被分配在第三宿舍德庄，同住一室。我们这个班级是1953年毕业，徐连达留在历史系任助教，陈先达则统一分配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后来便留在中国人民大学钻研哲学，我则在1952年便提前毕业，留校做政工干部，任新闻系支部书记。1956年，我因气管扩张，在中山医院作左肺下叶切除手术以后，仍吐血不止，休息一年后，因身体原因要求回历史系做教学工作，与徐连达在同一教研组，他上隋唐两宋史的课程，我上元明清史的基础课。教研组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等老师指导我们。当时与我同时脱产做政工干部的还有陆庆壬同学。 　　 　　陈先达自1953年离开复旦以后，2008年6月重返母校，老同学相聚，故留下不少照片。为了纪念徐连达兄，我搜集那时的一些留影。当时陈先达住在皇冠酒店，我们三人一起叙旧，不忘旧情。陈先达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有名的哲学家，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故他这次返校，受到学校和历史系的盛情接待。其实我们三人的命运有幸有不幸，徐连达一直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8年大跃进时，全校掀起又红又专的讨论，徐连达兄提出了他要做一个粉红色专家的愿望，引起热烈讨论。其实他真心实意如此，政治上拥护党，但尽量少参加政治活动，一心一意把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上面，故其在学术上成果丰硕。陈先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擅长写作。文革期间，全国有两个写作组，一个是北京梁效写作组，是迟群领导的，陈先达是写作组的重要写手。另一个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组，我是负责人。记得1974年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去北京参加这个会议，我与陈先达在北京相遇，他来我住处重叙旧情。四人帮被抓以后，我被判十四年，他也有三年半被审查而失去自由，后来他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著作，如今他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学者了。所以2008年他回母校与同学相聚，对世事沉浮有说不完的感慨，还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照片。如今我把这些合影放在一起，作为对徐连达的纪念。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这是2008年6月3日，陈下达自北京来沪，当年同室之三同学白首相逢，白天陈先达在校园重访故地，我们五个同班同学一起在陈望道校长塑像前合影留念，自右起分别是朱永嘉、陈先达、陆庆壬、徐连达、祝启秀。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这是同一天四人在相辉堂前合影。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我们几个人漫步走向光华楼历史系的办公室，这是我们在观看光华楼前的“驴背诗思”的雕塑。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我们先陪陈先达夫妇参观了八楼的历史系资料室，然后去十九楼历史系办公室和会议室相聚，然后在走廊上合影。背景的照片是邓小平与周谷城的合影。前排三位女主人右起陈先达夫人、徐连达夫人叶倩云、我们同班同学祝启秀，后排自右起是傅德华、金光耀、陈匡时、朱永嘉、陈先达、徐连达、章清。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晚上，我们在陈先达下榻之皇冠酒店房间的客厅相会，照片上自右起朱永嘉、叶倩云、徐连达、陈先达夫人、陈匡时，陈先达也在场，坐在我左手边，因角度原因上半身未能摄入照片。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同室之老同学相聚谈心，自右至左是徐连达、朱永嘉、 陈先达。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这一张照片是我们三人排排坐，依次是陈先达、朱永嘉、徐连达，摄影者应是陈匡时。 　　 　　除了陈先达2008年返校时我们相聚，我手头还有两张与徐连达兄的合影。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这是2006年1月29日我与徐连达夫妇在浙江绍兴旅游时留影，右立者为姚家华。 　　 　　己达达人——怀念徐连达兄朱永嘉 　　这是我们几人在刘寅生同学家留下的照片，前排右起屠乐琴、张佩珍、徐连达夫人叶倩云、陈匡时夫人祝启秀，后排右起刘寅生、朱永嘉、徐连达、王明根、陈匡时。刘寅生、王明根、张佩珍、屠乐琴也是历史系同学，他们四人比我们高一个年级，来往较多。 　　 　　 　　 　　2008年我们同学三人相隔五十五年之后重聚复旦校园，所言都为当年少年时的生活趣事，那时的学生食堂就在德庄，大家都是拿着饭盆，用筷子敲着饭盆进食堂领取饭菜、馒头的，其实他们二个人的名字都比我吉利，一个先达，一个连达，都是一路顺畅而来，唯有我曲曲折折的，过嘉者，不佳也。其实历史上最早言达者为孔子，《论语·雍也》中，子贡与孔子有一段对话，讨论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者，通达之意。仁者爱人，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为仁之方。《孟子·尽心上》载孟子之言：“古之人，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故达者，为善心待人也。这一点，陈先达为先达也，为人能达而不离道，见到我这个老同学能诚心相待。前年我去北京，在人民大学他还是盛情相待，招待我与金冲及等老友相会。徐连达，同样为达也。 　　 　　1995年，徐连达与朱子彦合作搞一本《中国皇帝制度》，介绍二千多年来皇帝制度的方方面面，他毫不避嫌，提出要我写一篇序言，这篇序言我写了十六节，约有二万五千余字，题目为《封建政体的核心——帝王制度》，当时署名上有困难，不能署我的真名，否则难以出版，于是我把朱永嘉三字减笔为木水吉，就在广东出版社出版了，我也拿到了稿费。这篇文章后来我略作修饰，把题目改为《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用真名在博客上分八次连载。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国家，而农业文明的细胞便建立在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作为国家制度的帝王制度，某种意义上也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扩大。农村的乡党族里，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论语·颜渊》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里把君臣父子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就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又《礼记·中庸》称：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这也是把宗法制度与帝王制度结合在一起，帝王制度不过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扩大而已，这是一项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非常稳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中国思想文化和制度的核心部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农民运动，可以推翻一个又一个腐朽王朝的统治，然而重建起来的帝国或王朝仍然是这个基本制度的重新组合，这是农业文明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二千多年来，中国皇帝制度的根子就在这里，不管你是汉族人建立的王朝，还是游牧族建立的王朝，如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满洲人建立的清，都不能改变这个大的框架。西方新清史，要从满族文化来讲清朝历史，那是说不通的。再往前，鲜卑人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北周、北齐，也是如此。从宗法制度出发，是解剖二千年来皇帝制度的关键之处。 　　 　　我与徐连达合作的另一部书是《容斋随笔选》，也是台北三民书局出的选题，那时萧木忙于文学创作，王知常眼睛不行了，没有办法继续工作，这样我便与徐连达、李春博一起合作。我所以接受这本书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喜欢读洪迈的《容斋随笔》，他把这本书从延安带到河北西柏坡，又带到北京，外出巡视时，这本书总是带在身边，到他1976年9月8日去世前夕，还表示要读《容斋随笔》的大字本，第二天便去世了。这部文史笔记体著作是毛主席读书用作引子的，从《容斋随笔》提出问题，然后有目的翻阅文史类相关图书，这也是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是2006年10月开始工作，每周我们三人有二个下午一起在徐连达家里，从头开始一条一条读《容斋随笔》，在阅读过程中选择准备注释的条目。其实要在一千两百多条中选择一百条，很难概括《容斋随笔》的精髓。容者，有容乃为大焉，许多好的条目我们也只能割爱了。在此基础上，我们首先选注了十余条，待三民书局认可我们的想法以后，在2007年6月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2008年7月，我们完成57篇札记的选注工作，2009年4月又选注完成40篇，2009年底，完成最后9篇，合计共选注106条札记，仅差导读没有写定，本该一气呵成完成这项工作，怎奈大家手头杂事太多，直到2011年5月才将导读改定送出版社。我们的选目以文史为主，文学方面我们选了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王安石、苏轼等人相关条目，史学方面则尽量选择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相关的一些条目。洪迈是江西鄱阳人，出身于鄱阳大族，他父亲洪皓在南宋初，以通问使出使金国，金人诱降，他大气凛然，不屈使命，被长期流放在北方，达十五年之久。南北议和，他在绍兴十三年南返，宋高宗称他“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他在流放期间写过一篇《江梅引》，以寄托他对南方故国的思念。毛主席曾让我们注释大字本，1975年3月21日下达任务，我们于4月4日上送，先后要我们送了三次，4月4日上送五份，4月21日又送二份，后来又再送二份，可见毛主席对这篇作品很重视，不仅他自己反复看，还不断建议大家读，他还把相关的大字本送给其他人看。 　　 　　说到名字中的“达”字，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孙达人，他写了一篇批评翦伯赞讲让步政策的文章，被毛泽东看中了，说文章写的好，于是张春桥让《文汇报》把他调来上海，希望他能再写一篇能被毛主席看重的文章，还指定我去帮助他。这就为难他了，天高皇帝远，他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那篇文章的，讲的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不是封建统治者的让步促进历史前进的，统治者每镇压一次农民运动以后，怎么还能让步呢？他这个论断比翦伯赞的观点更为合情合理，但再要写一篇历史上阶级斗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那也得沉下心思，经过一个阶段潜心研究才行。我只能鼓励他慢慢来，有什么想法大家交换意见。结果他没有写成，但我们结成了良好友情。四人帮被抓以后，他被作为知识分子不跟风的代表人物，被提拔为陕西省政府副主席，“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这个话还是充满辩证法。他退休以后定居杭州，不忘我这个昔日的老朋友，邀我前去杭州家中相聚，盛情接待。最近他还托人送我一本他的大作《农民中国论集》，汇集了他一辈子所写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文，扉页上还亲笔题词留念，这大概也是“己达达人”的一种表现吧，凡是能“己达达人”者都有一个好的命运。事实上我离开提篮桥，回到社会正常生活，也是我过去能“己达达人”的回报。故孔子说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一个人为人立世的基本准则，善有善报嘛！ 　　 　　谨以此文纪念徐连达兄一辈子善心为人的宗旨，希望大家在同志和朋友之间，都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有良好相互关系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中。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明根同志，历史系资料室是他创立的，他善待每一个落难的同学和朋友，从历史系资料室重新站起来的有吴浩坤、柏明，至于我，无论在台上，还是在落难时，资料室一直对我敞开，否则的话，我怎么能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那几百万字的译注呢。所以在复旦历史系这个环境中，我还是一个幸运者。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去、垮下去，一是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宠辱不惊，二是我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所以跌倒了，还能爬起来，清洗一下身上的泥沙，继续前进，因为有历史系党组织的关怀和达人们的帮助。 　　 　　附：徐连达教授生平：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九三学社成员徐连达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31日6时15分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88岁。 　　 　　徐连达教授1931年6月21日生于浙江临海，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53年8月起留校工作，在历史系担任助教，1963年晋升讲师，1982年晋升副教授，1983年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5年晋升教授。1987年8月加入民主党派九三学社。1995年2月退休。 　　 　　徐连达教授的专业和研究专长是中国古代史、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曾参加上海史学会、全国农民战争史学会、全国唐史学会等学术组织，并担任学会理事。他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了42年，一直努力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爱岗敬业，默默奉献。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通史”、“元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通鉴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职官制度史”、“中国历史名著选读”、“隋唐史专题研究”等课程。 　　 　　在学术研究方面，徐连达教授参加过中华书局1974年版《旧唐书》、《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还承担了《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华名著要籍精诠》、《中国通史》教材编写等科研项目，担任主编。他整理了陈守实先生《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一书，贡献良多。他出版了《中国皇帝制度》、《唐朝文化史》、《徐连达评说中国历史的205个细节》、《大业风云：隋唐之际英雄传》、《隋唐史与政治制度研究论集》、《隋唐文化史》等多部专著，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其中《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国皇帝制度》、《唐朝文化史》为相关学术领域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徐连达教授还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1981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的《唐代监察制度述论》一文，全面掌握《唐六典》、两唐书、唐人文集等史料，对唐代监察制度的形成、监察机构的职能、监察人员的选用进行研究，并联系唐代政治盛衰，对该制度的成败得失及历史作用作了深入分析，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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