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七）朱永嘉 (2019-02-24 09:55:49)[编辑][删除]转载▼ 　　十三 　　 　　 　　 　　世袭制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宗室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也没有一个朝代能处理好这个难题。每一个王朝创建时，都要“并建宗室，以为藩翰”，结果却是尾大不掉，分封的藩王逐渐强大，成了王朝统治的心腹之患。西汉初年，平定异姓王以后，大封同姓王。这些“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景帝时，因削藩而闹出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武帝时，主父偃提出推恩令的建议。他说: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与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 　　 　　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分割诸侯王国，从此大国不过只有十余城，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尾大不掉的矛盾算是解决了。但是却为社会造就了一个寄生阶层。到西汉末年，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淫失道，沉溺放恣，成了一群依靠皇粮的蝗虫，社会不堪负担。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周期性的社会矛盾：或者藩王尾大不掉，如汉代的七国之乱，晋代的八王之乱，明代的“靖难之役”；或者成千上万的帝室宗亲靠政府供养，成为腐朽的寄生阶层。如明初朱元璋大封宗藩,令子孙世世皆食宗禄，不授职任事。这批人长大以后不做任何事，以坐食皇粮为生。时间一久，皇族人口不断增长，但是民赋有限，开始宗藩的禄米尽支本色，以后—半给米，一半给钞，以后对半也维持不了，逐步减到六分、七分、八分是钞。由于宗室人口的增长，供给越来越困难，加上不许宗室自行谋生，其中只有郡王以上，还能得到丰厚的岁禄收入，将军以下，都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不少宗藩只能忍饥挨饿，呼号于道路，在官府门前聚众闹事。即便这样极不充分的供养，从国家财政上讲，仍然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宗禄支出竟占到全国岁入的一半左右。嘉靖时，御史林润上疏皇帝，深刻地描写了宗禄对国家财政的严重影响，他说: 　　 　　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禄皆出其中乎？（《明史·食货志六》） 　　 　　 　　 　　所以一旦国家有事，就只能靠向民间加派税粮了。如此状况，怎么不弄得全国各地民穷财尽呢？这是明亡的原因之一。另外，明朝每一个新皇帝，都要派一批新的亲王到藩封之地，如万历晚年，他宠爱的儿子福王至藩地，便抢掠河南、山东、湖广民田为庄田，数目竞达到四万顷。王府的官员到地方上征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廩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明史·食货志一》）再就宗藩之人来说，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实际上是—种囚禁生活。他们“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明仁宗的第五子襄王瞻墡，原封长沙，后迁襄阳，经过安陆时，见其弟梁王瞻垍，二人流连不忍分手，“濒别，瞻垍恸曰：‘兄弟不复更相见，奈何!’左右皆泣下”。（《明史·诸王传四》）然而，这些宗室藩王到了明末，却成为农民军诛杀的对象，特别是张献忠，对明朝在各地的宗藩格杀不论。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河南，杀福王常询，“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明史·李自成传》）从明末农民军对宗室藩王的态度来看，宗藩在民众中所结下的怨恨何其深也。朱元璋出自元末农民起义军，而其子孙却在明末农民起义时受到了如此的遭遇，这不正是他建立的宗室制度的必然报应吗？ 　　 　　十四 　　 　　 　　 　　终身制是与世袭制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这二者实际上是国家公共权力私有化的标志。终身制意味着君主的地位永远不变，如果一旦丢掉了手中的权力，走下皇帝宝座，那就意味着身败名裂。所以，一切在位的君主，几乎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儒家美化古代传贤的禅让制，所谓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然而在中世纪的现实生活中，这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却也在历史上演出了不少闹剧。如战国时，燕王哙按照儒家的说法，把王位传给了丞相子之。实际上这事是齐国使者苏代搞的计谋，欲促使燕国内乱，齐可以相机取燕。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燕太子平的不满。他在不少大臣的支持下攻打子之，结果子之被杀，太子平复立，即燕昭王。这说明在国家权力私有化条件下的帝王制度，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民主意义上的禅让制。但是名义和形式上的禅让制，却在历史舞台上，一而再地反复出现。如王莽篡西汉，曹丕篡东汉，都是逼君主以禅让的形式把皇位交出。司马炎也如法炮制，逼魏帝让位给他，易代为晋。禅让以后，被易代的君主，实际上成了阶下囚。这一类把戏，在南北朝各代递嬗之际，亦纷纷一再炮制，它不过是改朝换代的一种方式罢了，因为禅让之前，国家最高权力早已转换到即将成为新君的权臣手上了。 　　 　　在中国历史上，禅位还有一种形式，那就是把政权让给儿子，自己则成为太上皇。这样一种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替，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如唐高祖李渊，让位给李世民，乃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逼他禅位的，李渊对于自己的太上皇生活并不满意。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后，让位给儿子李亨，也并非自愿，而是李亨在灵武掌握军队后，自动即皇帝位的。玄宗无奈，只能退居太上皇，承认既成事实。实际上，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很深，玄宗晚年便是在凄凉寂寞的后宫中死去的。宋徽宗让位给儿子宋钦宗也是出于形势所迫。其时，金兵大举入侵，徽宗自己无法收拾这个烂摊子，便索性把儿子推到第一线去应付艰难的危局，结果父子二人皆被金人所俘。当然，也有个别自愿退居太上皇的。如清代的乾隆皇帝，他到了八十六岁的高龄，自觉年迈体衰，无力直接处理朝政，才让位给儿子嘉庆帝的。但是乾隆虽做太上皇，实权仍握在手中，嘉庆帝在乃父活着的时候，不敢有任何自作主张之处。直到乾隆帝去世，嘉庆才敢查抄乾隆的宠臣和坤，皇权才真正转移到嘉庆帝的手中。故太上皇权力在握时，儿皇帝还得一切视太上皇的眼色行事，可见，这种让位也只是徒具形式罢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君主在位时间很长，但到了七八十岁的耄耋之年，要处理种种复杂的事务已力不从心了，即使处理一般的事务亦难免颠三倒四，前后矛盾而不自知，甚至乖戾悖常，留下许多严重的后遗症。如果不是终身制，这种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或减少的。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及至他步入晚年，以巫蛊之祸穷治太子党羽，这个案子被牵连的有十余万人，死者无数。此事发生在汉武帝六十六岁那年。汉武帝因年事渐高，身体又不好，性格多疑。一些女巫与宫女往来，并教宮女作木偶人埋于地下，以诅咒自己怨恨的人。宫女之间又互相吿讦是诅咒君主，汉武帝因此而诛杀宫女，连累朝廷大臣，死者达数百人。后来江充乘机上言，说武帝身体不适是因巫蛊作祟。武帝遂以江充治巫蛊之狱，事态扩大后，连及太子刘据，致太子与皇后都含冤而死。这件事，完全是武帝多疑所致。所谓巫蛊之事只是子虚乌有的事，根未无法验证。事后，汉武帝感到自己错了，但所造成的后果已无法挽回,于是又将江充族诛。汉武帝怜太子无罪，“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上”。（《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才听从田千秋的建议，“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他十分感慨地说:“乡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他还对群臣讲：“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的长处是能知错改正。老皇帝因多疑猜忌，乱杀无辜，自然影响国家政局的安定。然而能像汉武帝知错改正者寥寥，更多的老皇帝如梁武帝之流，竟至死不悟，其造成的后果也就更严重了。 　　 　　梁武帝萧衍，在三十九岁时建立了梁朝，八十六岁时，由于侯景之乱，饿死在台城，在位达四十八年之久。《南史》作者李延寿为其作论曰： 　　 　　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或其树置失所，可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 　　 　　其实梁武帝早年之成功和晚年之失败，不仅仅是外界机遇的“运来”与“运去”的关系，而是更多地决定于他主观决策上的成功与失误。早年，他能取代萧齐，诛灭暴君东昏侯，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受到众人的拥戴，这与他妥善地处置萧齐旧臣的政策有关。他对萧齐宗室以及大臣采取安抚政策，才能迅速地稳定梁朝在江南的统治。晚年的国破家亡，则是他一系列政策失误而导致的后果。梁武帝晚年，喜欢阿谀奉承，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这样在身边的只能是一群迎合他的小人。 　　 　　萧衍晚年决策上的最大失误，是在接纳侯景这个问题上。侯景原是北魏大将尔朱荣的部下，以助尔朱荣讨灭葛荣而露头角。后来又投奔高欢，拥众十万，专制河南。髙欢临死前，颇不放心侯景的反复无常，遂以书召侯景，想除掉他。侯景知道后，派人给梁武帝送上降表。由于侯景地处北齐、北周、萧梁三国的中间地带，拥有精兵猛将，故三方都要争取他的归属，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地位首鼠两端。同样对侯景问题的处理，北周的宇文泰比梁武帝要高明得多，既得其实利，又把祸水转嫁给南朝的梁。当时高澄出军围侯景于颍川，侯景求救于北周，宇文泰派军队救援侯景。北齐军队击败侯景，侯景退至河南地区，宇文泰立即就派兵进入颍川，既占了地盘，又收编了他的军队，侯景只得率残部八百人投奔梁朝。当时梁朝不少大臣反对接纳侯景，梁武帝都听不进去。他接纳侯景的决定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梦。《梁书?朱异传》载： 　　 　　高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朱异，异对曰：“此宇内合一之征。”所以侯景来降时，萧衍就以为验证了他所做的梦，故打算接纳，朱异迎合萧衍的意图，遂决定受降，这第一步棋就走错了。萧衍接受了侯景之降后，又让侯景在寿春发展自己的力量，这第二步棋又错。侯景是北齐的叛臣，位置处于北齐与梁之间，这时梁武帝又想与北齐“更申和睦”。侯景夹在中间，就难以自安，他几次上书要求梁武帝与北齐断绝关系，但结果齐梁南北通好，这样侯景终于被迫起兵反叛了，萧衍第三步棋又走错了。接着梁武帝又派亲侄萧正德来主持对侯景的防务，萧正德曾为萧衍养子，萧衍原来没有儿子，故正德希望作太子，继承皇位，及萧衍有了儿子，并立为太子之后，萧正徳怨恨，叛逃于魏，后又从魏返回，萧衍并不责怪他，而是“复其封爵，仍除征虏将军”。可是他不知悔改，反而与侯景暗中勾结.侯景允许事成之后，立他为帝。他就帮着侯景的军队过江，打开首都建康的大门。萧衍用人不当，开门揖盗，这第四步又错了。萧衍一错再错，最后不可收拾，导致国家灭亡，自己饿死台城的悲剧。整个侯景之乱，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魏书?岛夷?萧衍传》载:“初，（建康）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二百多年来，江东偏安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文化，受到严重破坏。梁武帝晚年失误的最可悲之处，是后果的承担者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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