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四）朱永嘉 (2019-01-20 20:07:52)[编辑][删除]转载▼ 　　七 　　 　　 　　 　　徐连达兄曾作过一个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称皇帝，建立皇帝制度，到1911年清宣统皇帝逊位，前后共历时2133年，有帝王名号（包括在地方称帝的）可以统计的人数达二百八十多人。作者又把他们分成六大类：创业之主、守成之主、鼎革之主、亡国之主、昏庸之主、儿皇帝与太上皇。其实对帝王的分类古已有之。《吕氏春秋》曾把君王分为三大类：圣君、中主、暴君。圣君与暴君是对立的两个侧面。大凡圣君都被认为是天命的化身，理想人格的象征，同时还是一切治国方略、典章制度的创始者，也就往往是开国之君。把圣君抬得那么吓人的高度，无非是说客们借圣人以立言，托名上古圣王以与今主对话。孔子就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言；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而暴君则是那些亡国之主，成为集罪恶过错之大成者。圣君与暴君成了善与恶的两个极端，犹如西方宗教教义中，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西方是在彼岸，东方是在此岸，这有关圣君与暴君正反两方面的话都是说给当世君主听的。介乎两者之间的君主，在《吕氏春秋》中就被看作中主，可善可恶。今天我们论述这个问题，就不必如此了。圣君，那些开国的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实并非十全十美。如李世民，在家庭范围内，杀兄逼父以夺取皇位，从伦理上也说不过去；晚年对国事的处置，如三征高丽，失误也不少。那些亡国之君，也未必皆恶，也有客观时势的原因，如此等等。 　　 　　总之，在这二百八十多位皇帝中，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在历史上扮演者不同的角色，各人的机遇不同，各人的主客观条件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讲，还是悲剧多于喜剧，灾难多于快活，原因不能只从个人的角度去找，而要从帝王制度的根子上去找。他们登上帝王宝座以后，有三条大概是共同的：一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在握；二是终身制，没有年龄的限制，不管是刚出生几个月的幼儿，还是年迈古稀，都不会妨碍其占有帝王的宝座；三是世袭制，也就是由他从自己的子弟中指定皇位的接班人。这三条恐怕是无一例外吧！也就是这三条，把他们推到了矛盾的顶端，他们成了各种力量通过各种方式追求的对象，许许多多的历史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它不仅影响帝王个人、亲属和在朝的群臣，还波及全国的百姓。大利与大害是共存的。 　　 　　 　　 　　八 　　 　　 　　 　　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守令条讲到：“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靠一个人的力量办不了，也办不好，那就要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去办，这就有一个皇帝如何去设置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器，又如何去驾驭它的问题，这里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如何驾驭。 　　 　　《吕氏春秋·审分》篇有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 　　 　　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这是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辆马车，臣子是拖车前进的马匹，君王是驾驶马车的车夫，如果君主离开了马车，与马匹一起去拖马车，那人是跑不过马匹的，如果君主坐在马车上，用马辔和鞭子来指挥马车前进，那马只能听从君主指挥，出力拖着马车按指定的方向前进。这是为了说明君主的职能是决策和指挥，实施和执行的职能属于臣僚，二者的分工不能混同。君主决不能冲到第一线去执行属于臣僚的事务。象征指挥和决策的工具，是马夫手中的那根马鞭，臣僚是处在日常政务的第一线，而君主是处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第二线，而那根马鞭子便是连接一线与二线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必须是掌握在君主手中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就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在理，他是总结了隋文帝事必躬亲的教训后，说这一番话的。他说： 　　 　　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行，未能尽合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贞观政要·政体》卷一） 　　 　　一个人不仅不能包揽所有的国事，就连决策，单靠一个人也不行，要决断和指挥国家大事，在君主身边要有一个机要的办事机构。它既是提供决策的咨询机构，又是传达指令的连接机构，从而启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它的地位不应很高，以免有震主之嫌，而又能靠近身旁，并得心应手，这就是宰相制度。这就是从秦汉的丞相府、中朝、外朝，隋唐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直到明清时期的内阁、军机处不断嬗变的原因。每当相权高涨，威胁到皇权时，就要发生一次变化。皇帝就要从下层起用地位较低的官员来取代原来的宰相，使原来的相权成为一种荣誉性的闲职，这便是皇帝制度下，皇权与相权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宰相的“宰”字，据《说文》云：“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从辛，辛，罪也。”在先秦的三代，奴隶与罪犯皆称宰。殷商时，太宰、冢宰实际上是主管家务的家奴的总管。西周时，冢宰的职务是掌管祭祀，供陈祭品，是天子左右的近臣。“丞”与“承”相通，具有辅佐和承受之意，而“相”在春秋时，还是执掌礼仪之类事务的。从这些字义的演化中，可以看到丞相是由君主身边的近侍逐渐嬗变为百官之长，由帝王的家臣演变为中枢机构的首脑。 　　 　　汉初，陈平说：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那时丞相的地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萧何死，曹参继为丞相，惠帝看到曹参日夜饮酒，不理事，于是让曹参儿子去提意见。曹参不仅不听，反而对惠帝说了一通垂拱而治的大道理，惠帝对他也无可奈何。到了汉武帝执政，情况就不同了，丞相被杀的不少，但公孙弘却能善始善终。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人滑头，善于看汉武帝的颜色行事。他与公卿商议好的事，见了武帝“皆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为此曾在武帝面前揭发公孙弘背约不忠。公孙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这充分显示了公孙弘这个善于辞令的老滑头那种迎合、奉承汉武帝的心态。可见，那时丞相的地位已经下降了。汉武帝用身边的近侍为中朝，作为他个人决策的咨询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百官主持的执行机构，作为外朝。以后又发展为：中书省是决策的咨询机构；门下省是审议和封驳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这三省的长官在隋唐都是宰相。至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设置殿阁大学士。大学士只是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地位不高。但至仁宣以后，大学士兼职六部，专司票拟，直接干预部院事务，成了实际上的宰相，首席大学士则称首辅。绕了一个圈子，宰相名称虽然没有了，但实际上还是照旧。 　　 　　可见，不管用什么名称，宰相总如钟摆一样，反复地在两个极端摆动。它作为帝王决策和指挥官僚机构的工具，只能以小制大，以轻制重。帝王从地位低卑，贴身的近侍中选拔能得心应手的奴才来充当这个职务。他们由于出身低微，被提拔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来，自然会对帝王俯首帖耳，绝对顺从，这样帝王才能以小制大，以轻制重。如果他们坐大了，地位变了，羽翼丰满了，帝王便会另外扶植一套机构来制约和逐渐取而代之，以防皇权的旁落。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几乎是历代君主无法摆脱的现实矛盾。在现代社会中，秘书与首长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矛盾的缩影。首长离不开秘书，时间久了，会变成秘书专权，秘书取代首长的权力，肆意妄为。换了一个人，时间久了，也会旧病重犯，若换了新人，又不熟悉业务，这几乎是首长们无法解决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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