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二）朱永嘉 (2018-12-02 20:13:16)[编辑][删除]转载▼ 　　三 　　 　　 　　 　　中国帝王制度及其演化的历史记载，主要在中国古代典籍的史部，其中正史类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都是详尽的帝王制度及其历史的实录。所有纪传体正史，总括起来是两个部类：一是纪和传，是记录历代帝王行状的。纪是编年，传是按人物的历史记录。二是志或书，是记载与帝王制度相关的各种典章制度。这二者是互为印证的。司马迁特别推重孔子的编年史《春秋》所弘扬的王道，也就是帝王之道。而《史记》上承《春秋》，是司马迁从事著述的支点。文以载道，司马迁著述的目的，还是为了弘扬帝王之道。事实上，历朝历代编著的正史，都离不开这个根本性的主旨。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比较如实地记录当时封建王朝官僚制度的，应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它第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记录了秦、汉两代的官僚制度。区别于《周礼》的地方，是它确实存在过，而《周官》是不曾完整地存在过，带有很大的理想化的成分。后来王莽想借《周官》实行改制，结果失败了。王安石借重《周官》实行变法，也行不通。宇文泰建立的北周曾借用周礼六官以实施鲜卑族的汉化，亦时间不长，隋文帝杨坚上台就废除了这套建置。而《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则是秦、汉二代职官制度的实录。在此后，《后汉书》有《百官志》，《隋书》、《晋书》有《职官志》，都对各朝各代的官僚制度及其沿革有比较详尽而可信的实录。不仅是职官制度，还有帝王礼仪制度的记录，《史记》有《礼书》、《乐书》，《汉书》有《礼乐志》，还有《舆服志》。有的史书把礼乐分设为《礼志》与《乐志》，有的则合为《礼乐志》。把礼仪与职官合在一起，打破了一朝一代的时限，并从体制上去探讨礼仪与职官的沿革和得失的，那是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它的长处是跳出一朝一代帝王兴亡的个人得失，而从体制上去探讨导致变革的更深层的历史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在史学上开创了政书类的先河，以典章制度的沿革为著述的范围。以后有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有断代的典制汇编，如《唐会要》、《唐六典》，以及后人编纂的各朝各代的《会典》、《会要》。这为后来研究帝王制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 　　 　　在历代正史的志部，除了礼仪和职官这二部门外天文、律历和五行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一个特点，它反映了帝王制度中神道设教的部分。中国古代巫史不分，史官不仅著录帝王的政治生活，还要履行天官的职能，它包括天文、历法、祭祀、占卜、祥瑞、灾异这些方面。他们沟通天人之际，借天象以论人事，西汉的史官就执掌着天官的职能。《史记》中的《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都是从天象的角度论证天人联系的，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以后，历代的正史，都保留了这个传统，《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在志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君权神授，帝王须要用天命论来阐述其统治的不可侵犯，使王道与天道结合在一起。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为了说明“人之所为，与天地流通而往来响应”，“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权天授”，是天命君王来治理百姓，民众必须服从于君王。这是帝王制度下君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属性，而君主要听命于天，天与君主则通过灾异和祥瑞来互相沟通，臣子可以通过灾异的阐述来对帝王谏诤。这是战国以来，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的时尚，它既维护王权神授的神圣不可侵犯，又用灾异来调整统治秩序，使臣子与帝王间具备对话的条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与汉武帝对话，并向汉武帝提治策建议的。 　　 　　当然，除了礼乐、职官、天文、历法、五行各志以外，正史各志中还涉及税制、军制、刑法、选举、州郡、边防这些部门，也是帝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离开帝王制度的核心部分要偏远一些。 　　 　　 　　 　　四 　　 　　 　　 　　我们考察帝王制度，还应注意先秦诸子的作品，因为帝王思想渊源于先秦诸子。先秦百家争鸣，实际上都环绕着一个中心，即帝王的南面之术。诸子百家所阐述的观念，都是为了寻求帝王的赏识和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从孔子周游列国起，诸子在各国的游说和争辩，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六家要旨上说得很透彻。司马谈说：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在《六家要旨》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开首引用《易大传》的话，说明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为帝王寻求致治之道，虽然各自论述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方法不同，然而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为帝王寻求统治之道，是殊途而同归。二、各家在论争时，互相对立而排斥，但各有长短。实际上各家的论述是互相补充的，不能偏废，从战国到秦汉，诸子百家之间互相融合和吸收，已成为时尚，区别的是以哪家为主罢了。从《庄子·天下篇》、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到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反映了这个倾向，把诸子百家的学说融会贯通，兼收并蓄。汉初的黄老之学，不过是以道家为中心吸收各家的学说，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是以儒家为中心，其理论也是综合各家的学说。三、百家集中起来，实际上是法家与儒家这两家。汉武帝以后，儒家逐渐占了上风。汉武帝不满足黄老的无为而治，而偏重于儒家。法家偏重于名分和权谋，儒家则偏重于伦理，前者偏重于霸道，后者偏重于王道。 　　 　　汉代帝王对各家提出的南面之术，自有其选择的传统，那就是“霸王道杂之”兼用儒法二家。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不满其父汉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于是父子两人有过一番争论： 　　 　　（元帝）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的这一段话反映了汉代帝王传统的驭政之道，是“以霸王道杂之”。所谓霸道，就是法家讲的那套专制独裁及道家的阴谋权术。所谓王道，就是儒家宣扬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和繁琐的礼仪制度。在用人上，儒生与“文法吏”都要用，不能偏用一端。虽然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在用人上并不偏废而专用儒生。他重用过如张汤这一类以酷吏著名的“文法吏”，兴过不少大狱，也重用如公孙弘这样的滑头儒生为丞相。从道理上讲，封建帝王要维持其统治，必须有软的和硬的两手。软的一手，便是儒生们倡导的礼义廉耻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基本的伦理观念及其所表现的行为规范的礼仪制度。硬的一手实际上就是专政手段，靠手中的那批专兴大案的文法吏们来铲除异己力量，以强化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霸道。这里只有压服，没有什么可以讲道理说服人的地方，即便要讲道理，也是只准我说你服，没有你辩说的余地。故从政治上讲，在对立阶级之间，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成员之间，也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决不会有讲什么仁义道理的余地。它是最无情的，即使在父子、夫妇、兄弟、君臣之间，由于利害的冲突，随时都会反目为仇，自相残杀。在帝王亲族范围内，相互残杀的例子随处可见。然而这两手又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而最基本的依靠则是霸道。它像一个两面人：一面是和颜悦色的笑脸相迎，一面则是狰狞可怖，凶相毕露，随时都想吃人的样子。这两副面孔长在一个脑袋上，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一副面孔，专制统治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汉宣帝对元帝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元帝太天真了，以为单纯依靠儒生及王道就能维持其统治。汉宣帝的结论是：“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曾经对人多次讲过这个故事，并表示他是赞成汉宣帝对汉元帝的批评，认为汉代后期，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他所强调的是法家的霸道，不是王道。西汉末王莽正是以儒家圣人的面孔来篡夺汉的政权的。毛泽东是把专政手段放在第一位，这大概也是他尊法批儒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弄清楚汉宣帝对汉元帝的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帝王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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