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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二)

朱永嘉

  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二)朱永嘉 (2018-12-02 20:13:16)[编辑][删除]转载▼
  三
  
  
  
  中国帝王制度及其演化的历史记载,主要在中国古代典籍的史部,其中正史类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都是详尽的帝王制度及其历史的实录。所有纪传体正史,总括起来是两个部类:一是纪和传,是记录历代帝王行状的。纪是编年,传是按人物的历史记录。二是志或书,是记载与帝王制度相关的各种典章制度。这二者是互为印证的。司马迁特别推重孔子的编年史《春秋》所弘扬的王道,也就是帝王之道。而《史记》上承《春秋》,是司马迁从事著述的支点。文以载道,司马迁著述的目的,还是为了弘扬帝王之道。事实上,历朝历代编著的正史,都离不开这个根本性的主旨。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比较如实地记录当时封建王朝官僚制度的,应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它第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记录了秦、汉两代的官僚制度。区别于《周礼》的地方,是它确实存在过,而《周官》是不曾完整地存在过,带有很大的理想化的成分。后来王莽想借《周官》实行改制,结果失败了。王安石借重《周官》实行变法,也行不通。宇文泰建立的北周曾借用周礼六官以实施鲜卑族的汉化,亦时间不长,隋文帝杨坚上台就废除了这套建置。而《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则是秦、汉二代职官制度的实录。在此后,《后汉书》有《百官志》,《隋书》、《晋书》有《职官志》,都对各朝各代的官僚制度及其沿革有比较详尽而可信的实录。不仅是职官制度,还有帝王礼仪制度的记录,《史记》有《礼书》、《乐书》,《汉书》有《礼乐志》,还有《舆服志》。有的史书把礼乐分设为《礼志》与《乐志》,有的则合为《礼乐志》。把礼仪与职官合在一起,打破了一朝一代的时限,并从体制上去探讨礼仪与职官的沿革和得失的,那是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它的长处是跳出一朝一代帝王兴亡的个人得失,而从体制上去探讨导致变革的更深层的历史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在史学上开创了政书类的先河,以典章制度的沿革为著述的范围。以后有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有断代的典制汇编,如《唐会要》、《唐六典》,以及后人编纂的各朝各代的《会典》、《会要》。这为后来研究帝王制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
  
  在历代正史的志部,除了礼仪和职官这二部门外天文、律历和五行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一个特点,它反映了帝王制度中神道设教的部分。中国古代巫史不分,史官不仅著录帝王的政治生活,还要履行天官的职能,它包括天文、历法、祭祀、占卜、祥瑞、灾异这些方面。他们沟通天人之际,借天象以论人事,西汉的史官就执掌着天官的职能。《史记》中的《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都是从天象的角度论证天人联系的,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以后,历代的正史,都保留了这个传统,《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在志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君权神授,帝王须要用天命论来阐述其统治的不可侵犯,使王道与天道结合在一起。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为了说明“人之所为,与天地流通而往来响应”,“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权天授”,是天命君王来治理百姓,民众必须服从于君王。这是帝王制度下君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属性,而君主要听命于天,天与君主则通过灾异和祥瑞来互相沟通,臣子可以通过灾异的阐述来对帝王谏诤。这是战国以来,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的时尚,它既维护王权神授的神圣不可侵犯,又用灾异来调整统治秩序,使臣子与帝王间具备对话的条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与汉武帝对话,并向汉武帝提治策建议的。
  
  当然,除了礼乐、职官、天文、历法、五行各志以外,正史各志中还涉及税制、军制、刑法、选举、州郡、边防这些部门,也是帝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离开帝王制度的核心部分要偏远一些。
  
  
  
  四
  
  
  
  我们考察帝王制度,还应注意先秦诸子的作品,因为帝王思想渊源于先秦诸子。先秦百家争鸣,实际上都环绕着一个中心,即帝王的南面之术。诸子百家所阐述的观念,都是为了寻求帝王的赏识和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从孔子周游列国起,诸子在各国的游说和争辩,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六家要旨上说得很透彻。司马谈说: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在《六家要旨》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开首引用《易大传》的话,说明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为帝王寻求致治之道,虽然各自论述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方法不同,然而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为帝王寻求统治之道,是殊途而同归。二、各家在论争时,互相对立而排斥,但各有长短。实际上各家的论述是互相补充的,不能偏废,从战国到秦汉,诸子百家之间互相融合和吸收,已成为时尚,区别的是以哪家为主罢了。从《庄子·天下篇》、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到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反映了这个倾向,把诸子百家的学说融会贯通,兼收并蓄。汉初的黄老之学,不过是以道家为中心吸收各家的学说,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是以儒家为中心,其理论也是综合各家的学说。三、百家集中起来,实际上是法家与儒家这两家。汉武帝以后,儒家逐渐占了上风。汉武帝不满足黄老的无为而治,而偏重于儒家。法家偏重于名分和权谋,儒家则偏重于伦理,前者偏重于霸道,后者偏重于王道。
  
  汉代帝王对各家提出的南面之术,自有其选择的传统,那就是“霸王道杂之”兼用儒法二家。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不满其父汉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于是父子两人有过一番争论:
  
  (元帝)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的这一段话反映了汉代帝王传统的驭政之道,是“以霸王道杂之”。所谓霸道,就是法家讲的那套专制独裁及道家的阴谋权术。所谓王道,就是儒家宣扬的那一套伦理观念和繁琐的礼仪制度。在用人上,儒生与“文法吏”都要用,不能偏用一端。虽然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在用人上并不偏废而专用儒生。他重用过如张汤这一类以酷吏著名的“文法吏”,兴过不少大狱,也重用如公孙弘这样的滑头儒生为丞相。从道理上讲,封建帝王要维持其统治,必须有软的和硬的两手。软的一手,便是儒生们倡导的礼义廉耻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基本的伦理观念及其所表现的行为规范的礼仪制度。硬的一手实际上就是专政手段,靠手中的那批专兴大案的文法吏们来铲除异己力量,以强化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霸道。这里只有压服,没有什么可以讲道理说服人的地方,即便要讲道理,也是只准我说你服,没有你辩说的余地。故从政治上讲,在对立阶级之间,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成员之间,也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决不会有讲什么仁义道理的余地。它是最无情的,即使在父子、夫妇、兄弟、君臣之间,由于利害的冲突,随时都会反目为仇,自相残杀。在帝王亲族范围内,相互残杀的例子随处可见。然而这两手又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而最基本的依靠则是霸道。它像一个两面人:一面是和颜悦色的笑脸相迎,一面则是狰狞可怖,凶相毕露,随时都想吃人的样子。这两副面孔长在一个脑袋上,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一副面孔,专制统治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汉宣帝对元帝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元帝太天真了,以为单纯依靠儒生及王道就能维持其统治。汉宣帝的结论是:“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曾经对人多次讲过这个故事,并表示他是赞成汉宣帝对汉元帝的批评,认为汉代后期,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他所强调的是法家的霸道,不是王道。西汉末王莽正是以儒家圣人的面孔来篡夺汉的政权的。毛泽东是把专政手段放在第一位,这大概也是他尊法批儒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弄清楚汉宣帝对汉元帝的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帝王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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