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一）朱永嘉 (2018-11-25 19:31:17)[编辑][删除]转载▼ 　　按： 　　本文是二十年前为老友徐连达兄《中国皇帝制度》一书所作序言，写作完成的时间大致是1995年上半年，原标题为《封建政体的核心——帝王制度（代序）》，当时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署名木水吉。原文较长，今略作修改，在本博客分为几次发表，供读者批评指正。 　　 　　 　　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 　　 　　——廿四史读书笔记朱永嘉 　　 　　 　　 　　 　　 　　徐连达君是我同班同学，1950年一起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住在同一个寝室，毕业后一起留校，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他治隋唐史，我治明清史，同受业于导师陈守实先生，相知四十余年。长期以来，徐君潜心于教学和研究，专攻中国职官制度史，先后曾在全国著名的报刊上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篇，主编了卷帙浩繁的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可谓硕果累累，相比之下，自愧不如。记得年前，在他寓所闲聊，说起打算和他的学生朱子彦一起撰写一本中国帝王制度的书，我当即拍案叫好，这是一个好题目。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说到底就是帝王制度，是家天下的制度。国家成为一宗一族，或几个家族的私产，由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轮流执政。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帝王权力至高无上，不受制约；帝王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并由在位君主直接指定接班人。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朝历代通过修史，保存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部分，这个文化传统的本质就是帝王文化。二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是由孔子的《春秋》及司马迁的《史记》演化而来的，它的主导思想就是“明王道”，而王道说到底就是帝王之道。这个题目之所以好，就是抓住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有形的帝王制度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是它的阴影，有时仍或多或少困扰着活着的人们。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这之后虽然出现过短暂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及溥仪在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做儿皇帝，但从总体上讲，帝王制度毕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然而帝王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制度还不健全，民众在政治上自主意识仍不充分。帝王思想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极少数人的个人野心上，也可以表现在民众的自卑和不觉醒上，如官本位的观念，权力崇拜的思想，不管什么东西，与帝王沾一点边就引以为荣。中国历史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专制皇帝，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还是康熙、乾隆，仍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给国家元首呼万岁的传统延续了很久，蒋介石在溪口的老家被称作“丰镐房”（丰、镐是周文王、武王起家的故土），那还不是把蒋介石当帝王看待吗？这些现象说明，帝王思想仍然或明或暗地残存在人们的心目中。廿四史在一个时期，仍将是一些人热衷的读物，如果是为了从中去寻找“南面之术”就不好了，若是为了寻找治国富民的鉴戒，则是有裨益的。 　　 　　徐君邀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文，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徐君和他弟子的稿子集齐了，留下的便是我写这篇绪论性的序文了，姑书之以为其端。 　　 　　 　　 　　 　　 　　一 　　 　　 　　 　　制度是人们有组织的行为规范体系，它既是习惯形成的，又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意识地自觉制订的。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它的内涵应包括：一、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价值取向；二、在这一制度范围内，人们相互关系间的行为准则，也就是人们各自在这一制度范围内的地位、角色、权利和义务；三、实施这一制度相关的组织系统和实施的操作方法与程序。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制度，也离不开这些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观察构成帝王制度的基本观念，君、民、臣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行为准则，帝王制度的组织系统和它的操作方法与程序。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制度是与家族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制度是家族制度的扩大，所以研究帝王制度，同时也离不开家族宗法制度。帝王制度的基本组成成员是君、民、臣三者，从家族制度讲，其基本的组成成员是父母、夫妇、兄弟。一个家族是以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为其细胞，以宗法关系构成其组织系统；而一个帝国所统治的社会，是由许多家族组成，其管理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分散在各个地区的许多聚族而居的家族的组织系统是并存的，共同维系着整个社会秩序。这两个组织系统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从观念上讲，儒家的三纲五常，把这两个组织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纽结在一起，通过伦理观念统一了任何一个成员在国家生活和家族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角色、权利义务及其与其他成员的相互关系。国家生活只是家族生活的扩大，帝王称君父，文武官僚称臣子，百姓称子民，与家庭内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程序，纽结在一起了。为了凝固这种相互关系，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便表现为一套完整而繁琐的礼仪规范。从家族角度讲，表现为婚礼、冠礼、丧礼。从社区讲，则有乡饮、射礼。从国家生活讲，则有朝会、参拜、祭祀。通过相互之间的称谓，日常饮食起居的程式，藉以体现人们之间的等级尊卑关系。以伦理关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则构成这一制度的思想基础，这些也许就是中国帝王制度的一个大轮廓。 　　 　　 　　 　　二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无论经部与史部，都与帝王制度和帝王生活有紧密的关系。从经部讲，无论《诗》、《书》、《礼》、《易》、《春秋》，都是中国帝王制度的著录。如《诗经》的雅与颂，是庙堂的颂词；《书》是帝王的文告；《易》有帝王求神占卜的档案；《春秋》则是诸侯王行状的实录；《礼》更是中国帝王制度最早最直接的描述。关于经部，我们只说一下礼，其他就从略了。 　　 　　礼分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是分别从理论观念、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组织制度及仪式这三个基本方面来描述帝王制度的。若从成书的时间来看，这三本书都产生在战国到秦汉之间，最先著录的是《仪礼》，通过礼仪的程式来表现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周礼》分天地四时六官系统，是叙述周代职官制度的作品。《礼记》通过对《仪礼》的阐释，论证了有关帝王制度的理论和基本观念。三礼这三本书，反映了中原地区从原始部落国家巫术礼仪的著录，经过后世儒生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理想化，形成了封建帝王的礼仪制度、官僚制度。 　　 　　荀子在《礼论》中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也。”说明礼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国家权力的崇拜，从宗教仪式向人伦交往的形式转化，逐渐构成一套完整的涉及祭祀、丧礼、朝觐、聘问、婚姻、盟会、燕享、军礼、冠礼的礼仪形式，通过《周礼》，又把它规范到官僚制度上去。而《礼记》又把儒家关于孝悌仁义忠信这一套处理家族与国家关系上的伦理观念，灌输到这一套仪式和组织制度上去，构成了一整套被儒生们理想化的帝王制度的雏形。既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又带有浓重的理想化的成分。当然，在理想与实际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三本书的定型，与中国帝王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形成，基本上是同步的。 　　 　　“礼自外作”，礼是社会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的行为规范。儒家在阐述礼的内涵时，却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成为一种人的本能的内在要求。孔子与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在《论语》中有一段对话。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这样便把孝悌建立在人们亲子之爱上。孟子关于不忍人之心的论述，就把仁义礼智作为人的“良知”、“良能”，是人们生来就具有的本能，从而把儒家的仁政王道，建立在人们本能具有的心理情感基础上。《礼记》的《大学》与《中庸》二篇扩充了这一点。《中庸》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样便把天人合一，把外在的礼仪所反映的伦理与天道合一，同时又转化为自身本能的追求。孟子讲，“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强调“善养吾浩然之气”，把外在的礼所反映的伦理观念，内化为人的本能的修养，并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中庸》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那么外在的伦常秩序——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反过来成为人们内在的智、仁、勇三达德的修养，所以《大学》强调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内容的出发点都是从人们内心修养做起。这一套传统的儒家修身的观念，乃是帝王思想千百年来在儒生身上生根的基础。二千年来，通过儒家经典的影响，几乎成了整个民族为人的伦理准则。它像潜意识那样，深深地刻画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为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礼节与仪式仅仅是这一套思想观念外在的表现形式罢了。仪式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随着地域的差异而不尽相同，而思想的内核，在这二千多年来却变化不大，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有所触动和变化。 　　 　　《仪礼》和《周礼》者两本书记录的内容，确有实际生活的影子，后世的儒生把它规范化、格式化、繁琐化地记录下来。它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事实的真实记录，只能由此窥探古代官僚制度和礼仪程式的一个梗概罢了。这是我们运用这两本书时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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