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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苏东坡的六个梦

朱永嘉

  苏东坡的六个梦朱永嘉 (2018-10-07 12:35:25)[编辑][删除]转载▼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前些日子,由于我一直沉浸在苏东坡晚年生活的阅读和思考中,考虑如何比较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他晚年的不幸遭际及其丰富的情感生活,晚间熟睡时居然梦到苏东坡来访,也许我的辛勤劳动感动了他老人家。梦中他来责难我说:“你给我作传记,为什么不说说我的梦?”我立即应允说,我一定努力,他却表示对我缺乏信心,对我大喝一声,我一下子醒了。于是我想到要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现实生活中的他,还应了解他做的梦,那里也有他的理想和追求。我感到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另一面,它没有任何修饰地显示其原生态。他梦到的人物活动,也可以说是对应现实生活中相关人和事物的某种期待。梦虽然断断续续地缺乏连贯性,但若能与他现实生活状态联系起来,也可以展现人物的心态。醒来之后,天还未亮,我开始关注起苏轼说梦的记载,把相关资料搜集整理在一起,也许多少能看到苏轼心态的方方面面。苏东坡是一个诗人,也是写诗词的文化人,他梦中作的诗词很多,其诗词中说梦的地方也很多,故难以求全,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来分析他梦中对生活的一些想象和思考。
  
  在诗文中说梦的,苏轼不是第一人,之前杜甫便有《梦李白二首》,当李白因永王李璘案牵连而被流放到夜郎时,杜甫接连三天的夜晚梦见李白,他不知道李白是生是死,究竟是自己想念他而做梦,还是他的魂魄向自己托梦,这也是杜甫与李白现实生活中的感情联系反映到梦中了。故梦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情感在思想上反映的一种方式,当然这和中国古代的占梦还是有区别的,占梦是用梦来占卜未来的吉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一)
  
  
  
  《苏轼文集》卷六十六有一条文字,题为《书梦中靴铭》,其文云:
  
  轼倅武林日,梦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只,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雾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风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诗言裙带之美,裙带的纹饰如重重叠叠水浪形成的皱纹。六铢是天人之衣,縰縰是众多之意。宋玉《高唐赋》:“縰縰莘莘。”注:众多之貌。此言似天上轻飘的云彩,众仙女衣裙飘飘,似凭风直立在左思《魏都赋》所言之文昌殿,能够听到她们所佩戴的环佩摇动的轻微声音。这个梦的具体时间,根据其首句所言“轼倅武林日”,应是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年谱则把此梦定于熙宁七年九月间,是苏轼知道自己移知密州的消息之后,当时尚未离杭。无论如何,至少说明他是在任杭州通判时做的这个梦,显示他对宋神宗还有期待。
  
  
  
  (二)
  
  
  
  《苏诗文集》卷六十七,有《书参寥诗》,今录其文于下:
  
  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一日,梦见参寥所作诗,觉而记两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而参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缝间,甘冷宜茶。寒食之眀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谒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蘖茶。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众客皆惊叹,知传记所载,非虚语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眉山苏轼书并题。
  
  这里从做梦和说梦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苏轼是在元丰三年十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到汝州,在黄州的时间前后有四年左右。元祐四年三月间知杭州,到那一年的七月三日方抵杭州上任,说梦的时间是在元祐五年二月。做梦的时间应是元丰六年,那一年苏轼还在黄州,据年谱载,该年三月二十五日,参寥来黄州访苏轼,馆于东坡,前后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故苏轼做梦的时间应在元丰六年的暮春时节。地点是在黄州,说梦的时间应在元祐五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前后相距七年。《西湖寻梦》卷一《智果寺》记起事云:
  
  东坡守杭,参寥卜居智果,有泉出石罅间。寒食之明日,东坡来访,参寥汲泉煮茗,适符所梦。东坡四顾坛壝,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忏堂,当有九十三级。”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吾死后,当舍身为寺中伽蓝。”参寥遂塑东坡像,供之伽蓝之列,留偈壁间,有:“金刚开口笑钟楼,楼笑金刚雨打头,直待有邻通一线,两重公案一时修”。
  
  说梦的地点是在西湖的智果寺,当时叫智果院,智果寺遗址在今杭州西湖区宝石山葛岭东侧,经过近千年的沧桑变化,仅留下庙门尚在,庙内建筑皆面目全非了,但那九十三级石阶仍然存在。《春渚纪闻》记此事系于熙宁七年,有误,不足凭信。又,苏轼与参寥最早相识在元丰元年,地点是在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参寥本名昙潜,苏轼为其改名为道潜,杭州於潜人,能文章,尤喜诗歌。本姓何,幼不荤,以童子诵《法华经》,为比丘,于内外店无所不窥。他在徐州以《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求见,诗中有“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之句。苏轼有《次韵僧潜见赠》,诗中有句云:
  
  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
  
  彭城老守何足顾,枣林桑野相邀迎。
  
  千山不惮荒店远,两脚欲趁飞猱轻。
  
  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
  
  从这几句诗句,可知苏轼是认可参寥这个知心朋友了,从此苏轼在地方任官,走到哪里参寥几乎跟到哪里元祐四年,苏轼前往杭州途经泗州,曾停留一些日子,参寥便追随至泗州,在虚白斋与子瞻共坐,有客馈鱼于子瞻,子瞻遣放之。实际上死的鱼苏轼煮了吃,放的是活鱼。参寥作诗云:
  
  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青萍点红尾。银鳃戢戢畏煎烹,倔强有时俄自起。
  
  彼客殷勤献使君,愿向中厨荐醪醴。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终年食甘美。
  
  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回首无欺子产淳,漫道悠然泳波底。
  
  此诗写得形象而真切,反映二人关系之亲密。鱼是放回洪泽湖了,其中有红鲤鱼,还有花鲤鱼,一起放了。苏轼有诗《次韵潜师放鱼》,此处不录。之后二人便一同前往杭州,次年在智果园相会,便有说梦的故事。后来苏轼贬官至海南岛,参寥写信给他,表示要去海南岛相伴,因苏轼劝阻而未成行。古代朋友相交,一片古道热肠,没有任何利益纠葛在中间,这一点现代人也许还不如古人。
  
  
  
  (三)
  
  
  
  《苏轼文集》卷六十六,有一条记梦的文字,也与参寥有关,其题为《书梦祭句芒文》。句芒即苟芒,据《礼记》之《月令》,孟春之神为句芒,《月令·孟春》一月之祭祀活动,其祭之帝为太暤,太暤为五帝之首。五帝的次序是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依五行的次序,太暤为木帝。句芒为五神之一,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句芒是少暤之子,名重,为木德之帝佐,故谓木官。这是古代正月,即孟春祭神的传统习惯。以上是题解,下录苏轼所书之文字,其云:
  
  予在黄州,梦黑肥吏,以一幅纸,请《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从之,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愠喜。”傍有一吏云:“此两句,会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参寥能具道,乃复录之,今岁立春,便可用也。
  
  祭春牛,表示春耕开始,为文以祭之。三阳,古代阴阳家以阴阳释四时,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春有孟、仲、季三月,梁元帝《纂要》曰:春曰青阳。正月,孟春,亦曰孟阳。二月仲春,亦曰仲阳。三月季春,《月令》称:“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必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在五行中,春天所以为青色,是因玄黄相混成青色,代表树木和作物生长时的颜色。故三阳既至,是表明春季的来临。草木兴盛,引出土牛来,告示村民,要从事春耕的农时,衣被也以青色为好。一切皆从泥土中来,如果不抓紧时令,那么这一年收获或成或毁,皆在瞬息之间。这样不同的结果谁人怨恨,谁人为此高兴。旁边二吏之一者云:这最后二句,会有人怨恨的。另一个人则说不会。这一件梦中之事,苏轼自己久已忘了,而参寥还能详细叙述当时的经过,那时参寥也在黄州,说起这件事的时间,也许仍然是在智果寺的那次讲话。
  
  
  
  (四)
  
  
  
  《苏诗文集》卷六十六,有《记梦中论左传》,今录其文于下: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梦数人论《左传》云:“《祈招》之诗固善语,然未见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车辙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觉而念其言,似有理,故录之。
  
  《祈招》是周之逸诗,相传周穆王欲漫游天下,祭公谋父乃作《祈招》之诗以谏之,其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讲子革如何劝谏楚灵王称霸的野心,其文字见于子革与楚灵王之间的一段对话,时间系于那年的八月,子革劝阻楚灵王,用了祭公谋父《祈招》那首逸诗。《左传》记载云:
  
  (子革)对曰:臣尝闻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祚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期辱于乾溪?”
  
  从当时讲,楚灵王听了子革这一番话,深刻反省自己,以至于废寝忘食而自责不已至死。现将《祈招》这首诗译成语体文如下:
  
  《祈招》安静而和悦,表明这是有德音者的声音,想到我们君王的风度,样子好似白玉那样洁白,好像金子那样纯粹。他能保护百姓的力量,而自己则没有任何醉饱之心。
  
  后来周穆王便死在祗宫,楚灵王听了子革这一番谏诤的语言,也因悔过而废寝忘食,并因之而死。这个故事实际上美化了楚灵王之死,《史记·楚世家》载:“楚灵王乐乾谿,不能去也。国人苦役。”最终引起宫廷诸子之间内乱,子比杀灵王太子禄,自立为王,最终是弃疾即王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而楚灵王则由于众叛亲离,饥饿难忍,病死在申亥家。故孔子言楚灵王若能听懂子革这一番劝谏的言论,洗心革面,那便不会辱于乾溪了。
  
  苏轼梦中关于《祈招》的争论,一方认为其言虽善,但对周穆王周游天下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另一方认为《祈招》诗之命题是讲王者使用民力要有度,即饥饱之度,这是对役使百姓讲的,即民力的使用不能过度。若过于醉饱,是对统治者讲的,王者整天处于醉饱的状态,忘乎所以,那么民力难以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楚灵王的结局,便是前车之鉴。苏轼之所以记录梦中答者之言,是念其言似有道理,是指其在现实生活中有参照作用。元祐元年哲宗即位,实际上是太皇太后在垂帘听政,那时哲宗还只有十四岁,到太皇太后去世以后,哲宗亲政,到徽宗即位,没有多少年,在内部表现为《水浒传》中的故事,外部便是靖康之变徽钦二帝北狩,北宋灭亡。看来苏轼梦中论《左传》,还是有警示的作用,问题是在位的王者皆昏昏然,《祈招》对他们不起作用,不到黄河心不死。
  
  
  
  (五)
  
  
  
  《苏轼文集》卷六十八,有一篇《记梦诗文》,这篇文字实际上也反映了苏轼忧国忧民的心态,以梦的方式体现出来,今录其文于下:
  
  昨夜欲晓,梦客有携诗文见过者,觉而记其一,诗云:“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其亲。谁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数句若铭赞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贼其牛。”元丰七年三月十一日。
  
  这个梦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那时他已知道自己要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官。《谢量移汝州表》是正月二十五日发的,而移汝州告文到达黄州的时间是在三月四日到八日之间,故三月十一日这个梦境当与他将去汝州这件事有关。他在谢表中讲到自己在黄州的情况: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岂谓草芥之贱微,尚烦朝廷之纪录。开其恫悔,许以甄收。
  
  这一段叙述,当然属于官样文章,毕竟有一种向朝廷乞怜的感觉。实际上他在黄州那四年所作诗文,还是有他豪迈的一面,并非那种卑微的状态,来往的朋友也很多。这份谢表毕竟是官样文章,苏轼的实际心态完全是另一回事。《苏轼年谱》在那年三月间,记录其在黄州,偶书论富贵、名节,跋自作诗文,书《年酒帖》,《晚香堂苏帖》录有:“台榭如富贵,时至则有;草木如名节,久而后成。东坡书于雪堂。”又云:
  
  轼老矣,年来薄有诗文几卷,收纳罂中,幸不散逸。此外百无一营,入山采药,追随异人,以希扶老之助,风雨闭门,恬然清卧而已。寓居黄州书。
  
  在《卧游录》苏轼还有如下一段文字:
  
  雪霁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等也。
  
  我们把这段文字与其谢表上那些话对比起来,什么才是苏轼的本来面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他在黄州所写的那些诗词,才是他本色的一面,谢表只是一种无奈的官样文章,然而苏轼的内心世界还有忧国忧民的真诚在那儿。难怪当时的理学家程颐看到苏轼在黄州的言行和诗词作品,完全不受礼教约束,故要斥责苏轼在黄放肆。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在黄州的诗文有受委屈的一面,更多的是放肆地指点江山,并自得其乐。苏轼在黄州是率性而为,是真善美的体现,如果按照理学家的那一套,那么苏轼完全应该是另一副面孔。不妨读一下元丰七年四月一日,苏轼要离开黄州前往汝州时所作之词《满庭芳》,有小序:“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其词云: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从这首词的内容看,与谢表的内容对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他在谢表中声称自己“只影自怜”、“惊魂未定”、“憔悴非人”、“自厌其余生”,但在诗词中却对黄州那段时期的经历和生活万般依恋。他对去汝州的前景反而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换一句话说,此去不知是祸是福,哪里是什么“岂谓草芥之贱微,尚烦朝廷之纪录。开其恫悔,许以甄收”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担任官职还想为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有益的事,那么他在元丰七年三月十一日所书《记梦诗文》中,第一首诗之“谁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反映了不管有多少曲折和艰难,忠于国家那颗赤诚之心不会改变。后面一首诗的主题,则始终是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放在道德追求的第一位:“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为官之道不能伤害农民的耕作和农事,为官之德则是不能伤害民众的生息,也就是“德之所以修,不贼其牛”。他在得到移知汝州的告文以后,反复想的是到了汝州如何为百姓干实事,也考虑到还会有风浪来袭击,要有不畏九折的思想准备,忠于自己的职守。不像如今某些被抓的贪官,以虚假政绩为自己上升空间提供机会。苏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大概就是那时他日夜所思,最终在梦中反映出来。当代官员做梦的记录很难见到,我想如果能认真读一下苏轼这六个梦,也许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尽管这些年农村也有不少进步,党和政府为农村做了不少工作,但困难还有不少,关键在于官员的心中有没有百姓,有没有农民的苦与乐,能不能不断改善农村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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