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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吴浩坤文——读《中国甲骨学史》兼论商周之间(四)

朱永嘉

  祭吴浩坤文——读《中国甲骨学史》兼论商周之间(四)朱永嘉 (2018-08-05 17:34:23)[编辑][删除]转载▼
  六
  
  周与殷商之对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西伯是商纣王封文王姬昌的,昌在位前后有五十年的时间,《吕氏春秋·顺民》:“文王处岐,事纣,宽侮雅逊,朝夕必时,土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为西伯。”这一段文字译成语体文:“文王在岐山之下,臣事殷纣王,虽遭到纣王的冤枉和侮慢,却依然对纣王谨守诸侯之礼,雅正而恭顺,早晚按时朝拜,每次上贡的礼物无不适中,祭祀时必然恭恭敬敬。纣王对此很高兴,命令文王可以称西伯。”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殷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文王借助西伯的名义,在征伐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史记·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从这个过程可知,文王姬昌是默默地扩大自己的地盘,祖伊是殷之忠臣,《尚书·商书》有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黎是殷的侯国,在山西上党的西北,位于今天山西的长治县。《诗·大雅·绵》的最后一章:“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史记·周本纪》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章诗文,其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这说明文王西伯对周边邻国的文化和伦理影响非常广泛。这首诗的本意无非说明虞国与芮国不再相争,周的教化感化了他们的本性,对文王而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要分清亲疏和先后,我有好的官吏为你们奔走效力,我有良将帮助你们克敌制胜,不受外敌的欺侮。一个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关系,文化的交往,保持友好的发展很重要,这也是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密国的讨伐,亦见于《诗·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其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其意为:“密人态度不恭顺,竟敢抗拒周大邦,侵犯阮国和袭击共国太猖狂,文王赫然大震怒,整顿军队去打仗,阻止敌人乱猖狂,周族的幸福生活才有保障,民心安稳才有保障。”文王对自身周边环境的稳定,采取的是文武二手,而这二手借助于西伯的地位。密国的地理位置在今甘肃之灵台,阮、共二小国的位置在今泾川县。接下来是败耆国,《殷本纪》作伐饥国,在《尚书》便是前面讲的《西伯戡黎》,此即引起祖伊提醒纣王警惕西伯之事,陈梦家认为耆是卜辞中的旨方。接下来是讨伐邘,邘即盂,《韩非子·难二》有云: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这个“盂”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二十多里的邘邰,那时属于商王狩猎的地区。所举莒的今址不明,而酆当在今陕西之山阳。这反映了周的势力已从北到南,在西面对殷商呈包围的态势,所以会引起殷纣王的震惊,崇的部落主在纣王面前告状,《殷本纪》称:
  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后汉书·西羌传》有这么一段话:“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文王是打着殷商的招牌,在讨伐殷之叛国的过程,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反映了这个时候,文王对纣双重的态度,一方面似乎抱着委曲求全的办法,实际上周在西边的疆域已超过了殷在河南的地盘了。故《论语·泰伯》有孔子之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实际上那个时候,在军事上周还不是殷的对手,文王采取委曲求全的手段,还是高明的,力量需要积聚,要先剪除其羽翼才行。接下来便是伐崇的问题,殷周之际崇国的地理位置应在今河南嵩县附近,清人王念孙认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螎(指祝融)降于崇。”韦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故从地理位置上,周要伐殷,必先取崇,而崇亦有自知之明,所以崇侯虎在纣王面前告文王的状,这样周讨伐崇的事,势在必行。
  《诗·大雅·皇矣》第八章之后半部都是讲如何讨伐崇国的,今录其文,并译成语体文,便于大家理解:
  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衝,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翻译成语体文如下:
  上帝告诉文王,团结友邦多商量,联合同姓各邦国,用你们的大钩和戈刀,带了你们的临车、衝车上战场。临车、衝车声势那么浩大,崇国的城墙高又长。抓来的俘虏连连成串,斩下的首级装满筐。祭祀天神庆胜利,招安残敌劝他们投降。四方各国从此不敢再欺侮周邦。临车、衝车的威力是那么强大,崇国的城墙高又广。战士们冲锋陷阵意气旺。消灭崇军有威望,四方各国从此不敢再违抗。
  文王克崇之后一年便去世了,为武王克商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伐殷是在武王九年,会师于孟津,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者,“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于是东伐商,为什么?殷内部矛盾尖锐了,微子启是帝乙之长子,帝纣之庶兄,连微子启都感到纣的统治难以维持了,去请教太师、少师,他们都劝他不如离去,他就离开殷商逃亡他乡。《史记·宋微子世家》称:“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十一年,武王再次会师孟津,武王作《泰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里的“亿兆夷人”,可能指的是东夷,纣那些年忙着与东夷的战争,纣在征伐东夷上是取得胜利的,而西边他就全部交给文王西伯了。《后汉书·东夷列传》有一句话:“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在纣王父亲的时期,夷人已经接近中原,山东与河南、苏北淮水流域已是东夷的天下,纣征伐东夷是取得胜利的,故春秋时人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晚商的青铜器《丁巳尊》、《般作父己尊》亦记纣王东征人方,这已是纣王第二次东征人方了。
  《史记·周本纪》所记载牧野之战的情况是: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尚书·泰誓》讲的“纣有亿兆夷人”,说明纣用来应对武王军师的,是以夷人为主,夷人当然不愿为纣王去送命,他们的临阵倒戈,几乎使周人不战而胜。纣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两面作战,那就非败不可。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历史教训非常多,项羽的失败,根本的原因是他四面树敌,两面作战,西边与刘邦军作战,东面与齐作战,结果是兵败垓下。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两面作战,东北与满人作战,西面与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崇祯皇帝最终吊死在煤山。当然,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内部的阉党与东林党之争的内耗,使权力结构自身处于瘫痪的状态,无法集中意志和力量去与敌人对抗,实际上重蹈了殷商纣王所以覆灭的老路。当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失败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二面作战,如希特勒德国失败,在于二面作战,日本之败,也是太平洋战争使它处于二面作战的困局。毛泽东在1972年7月24日与周恩来,以及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毛泽东年谱》)在这一点上,古今的经验教训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不能四面树敌,任何一方四面树敌、两面作战,都只能是强于一时,历时久了,必败无疑,再强的霸主,也难以四面应战,这是历史的宿命。记得当年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时,也说过纣王无非如是之恶,郭沫若也说过要为殷纣王翻案,我想这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最早提出要给纣王翻案的是子贡,《论语·子张》中记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历史著作大多是胜利者书写的,妖魔化失败者的做法,历来如此,这也只能收一时之效,历史上那么多翻案文章,问题就出在胜利者书写自己之所以胜利,总是以丑化对立面来突出自己的伟大,这大概也是客观规律了。读史的人都懂,对这类文字也不足为奇了,它反衬了胜利者内心虚弱的一面。
  《尚书·牧誓》是武王讨伐纣王的一篇宣言,其中有一句话:“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把女人看作祸水,这样的观念显然不能成立,而且文王在羑里被囚时,是他让人把美女献给纣王的,这事在殷本纪有记载,武王在《牧誓》的这句话,岂不是把巴掌打在文王的脸上吗?至于《史记·殷本纪》所言纣王“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些话太不靠谱了,一个人的荒唐,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这些胜利者对失败者之种种不实之辞皆难以凭信,如文王那样表面上对纣王如是恭顺,背地里确是挖殷商的墙角,发展自己的地盘,从伦理上讲,反而是一种缺德的反映,故当年毛泽东与郭沫若主张应为殷纣王翻案是有一定的道理。殷纣王的失败,是他同时对东西两面作战,顾了东面丢了西面,当回过头来再面对西周的势力作战时,用的是东面夷人,是战俘,加上内部的不稳和分裂,断送了殷王朝的前途,这是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武王打败了纣王以后,对殷人采取安抚的办法,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释箕子之囚,《尚书·洪范》便是武王与箕子讨论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把微子封于宋及急于营建洛邑,这些都是周人统治商地的方略。
  
  七
  
  作者在书中通过甲骨文还介绍了殷商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人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生产,离不开水,甲骨文记载的河流之名称有150处以上,有名的湖泊和泽薮有16个以上,除了长江流域的太湖、鄱阳湖、云梦泽之外,其余13个皆在黄河流域,说明那时黄河流域的水文条件比现在好,那时华北的气候条件比现在要温暖,商代在河南这个地区多产蚕桑稻竹,相当于目前江南的气候,由于气候温暖,所以雨量也比较充沛,甲骨文中求雨和止雨的卜辞甚多,受年、求年与农事有关的卜辞也很多。徐中舒先生有一篇《耒耜考》,介绍了殷商时代的农具,耒是木制的曲柄农具,下端有木叉,木叉上贯以一小横木,用以脚踏起土。甲骨文之“男”从田从力,而力与耒字同声,甲骨文力作字,或作,类似起土的农具。甲骨文黎字作,从牛从,应是以牛拉犁的现象。商人农具中仍有石器、骨器、蚌器,如石镰、石铲、石刀居多。商代的农业生产者主要是“众”和“众人”,众作,三人代表多数,意谓多人在太阳底下操持农业生产,可见那时农业生产带有集体的性质,当是氏族公社的农民,是有官吏监督下的集体的劳动操作,在农田监督农民劳动的有畯、小臣等。从甲骨文字可以知道,那时人们已经知道肥田,有相当丰富的施肥知识,,像人把便的形状。那时的人们已懂得水利是农田的根本,甲骨文有田字作、、等形,说明商人已知水利灌溉和排水的技术。那时农作物的品种已有黍子(即今之黍子,叫大黄米)、稷(小米)、麦(大麦)、(小麦)、稻等,甲骨文中“禾”是谷物的总称,商人已知酿酒的方式,有饮酒的习惯,在考古发掘中,不仅有那时青铜的酒器,还有三千年前的剩酒发现。除了农业以外,商代的田猎和畜牧业也很发达,甲骨文中已是马、牛、羊、鸡、犬、豕六畜齐全,而且有、牢、家等字,是圈养的家畜。甲骨文中有牧字,、,像人以手执鞭驱赶牛羊。殷墟祭牲坑中牲畜之种类与数量甚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狩猎和畜养业已很发达。
  商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武王克商以后,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七族大都是从事手工业生产之氏族。分给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索氏为绳索工,长勺氏、尾勺氏为酒器工,陶氏为陶工,西周的手工业便是在商人大批手工业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代冶铸业,特别是青铜冶铸的工业已很发达,在商代遗址的发掘中,不仅出现大量青铜器还发现大规模炼铜的遗址,在郑州南关外就发现早商大规模炼铜的遗址。商代的纺织业也很发达,主要是麻布和丝织业。殷商的商业也很发达,在遗址中发现大量贝作为货币的殉葬品。商代甲骨文中从“贝”之字甚多,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之商代后期的墓葬中发现109枚铜贝,说明不仅以蚌贝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交换,而且有金属铸币在市场作为流通和收藏的货币,它反映了那时商业和市场交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它说明了原始的市场经济古已有之。
  甲骨文中已出现舟()车()等字样,说明那时已有舟车作为交通工具,这是商业发展必须的条件,商品的运输要依靠舟车作为交通工具。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商代殉葬的马车的车辆结构,及殉葬马匹的饰物。再说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发掘中出现的鲸鱼骨,也都来自沿海。丹砂来自湖南广西一带,铜锡的采集也要来自采矿区,这些原材料在墓葬中出现,反映了为统治者和商业服务的运输业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相应之科学技术的认知和发展为条件,从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可以知道商代的天文历法已有相当的水平,卜辞中干支纪日,那要有相应之历法和数学的基本知识。董作宾写过一本《殷历谱》,说明商代以月之圆缺一次为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以一月为正月,以太阳之温凉寒暑嬗变一次为一年。有闰月来调整阴阳之差,又有三年闰,五年再闰,十九年而七闰之法,全年平均为365又1/4天,纪日用干支,白天称日,晚上称夕,日出时称旦或明,午后太阳西落,称昃。《尚书·尧典》所言之“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完整的体现。甲骨文中还有大量日月蚀的记载,还有风、云、雷、雨的记录,还有岁星(今之木星)、火星等行星运行的记载,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对天文历法有这样的认识和记载是非常了不起的。
  卜辞中还有关于人们疾病的记载,胡厚宣根据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资料,曾撰写《殷人疾病考》,病的种类与当今之分科相差不多,甲骨文中有大量以祈祷占卜的方式寻求治疗和康复的记载。
  在宗教信仰方面,甲骨文中还有图腾崇拜的现象,《诗·商颂·玄鸟》开头二句便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玄鸟便成为商人崇拜的对象。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对祭祀王亥的记载,往往在亥字的上面加鸟的图形。王亥是殷人特别重视的祖先,《殷墟卜辞综类》收录与王亥相关的记载有九十六条之多,而且祭礼最为隆重,用牲有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之多。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王亥条称:“卜辞中多见王亥事。”“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山海经·大荒东经》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在卜辞中王亥之亥上加一,这反映了商人早先的图腾崇拜。卜辞是殷王室的占卜记录,殷王对先公先王和先妣隆重的祭祀仪式,也就是古人祖先崇拜形式的表现,在殷人心目中,祖先能降灾祸或授福祐于时王,他们认为先王先公皆宾于上帝一旁,故殷人在求雨、求年、受年时,都先向祖先祈求,转请求告上帝,而不是直接向上帝求告。除了祖先崇拜以外,还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山川土地,全都人格化了,视之为上帝的使臣而加以崇拜和祭祀,这种现象往往还保留在民间的口头传说中。对自然物的崇拜,最终归结为对上天的崇拜和对天帝的崇拜,在周人那儿演化为天命,武乙“射天”的传说,成为无道暴逆的一种表现,故认为武乙是暴雷震死的。人间帝王制度的出现,反映在信仰上,便是对天帝的崇拜,先公先王也是天帝的化身,这样便把对天帝的崇拜与祖先的崇拜统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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