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吴浩坤文——读《中国甲骨学史》兼论商周之间（四）朱永嘉 (2018-08-05 17:34:23)[编辑][删除]转载▼ 　　六 　　 　　周与殷商之对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西伯是商纣王封文王姬昌的，昌在位前后有五十年的时间，《吕氏春秋·顺民》：“文王处岐，事纣，宽侮雅逊，朝夕必时，土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为西伯。”这一段文字译成语体文：“文王在岐山之下，臣事殷纣王，虽遭到纣王的冤枉和侮慢，却依然对纣王谨守诸侯之礼，雅正而恭顺，早晚按时朝拜，每次上贡的礼物无不适中，祭祀时必然恭恭敬敬。纣王对此很高兴，命令文王可以称西伯。”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殷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文王借助西伯的名义，在征伐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史记·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从这个过程可知，文王姬昌是默默地扩大自己的地盘，祖伊是殷之忠臣，《尚书·商书》有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黎是殷的侯国，在山西上党的西北，位于今天山西的长治县。《诗·大雅·绵》的最后一章：“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史记·周本纪》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章诗文，其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这说明文王西伯对周边邻国的文化和伦理影响非常广泛。这首诗的本意无非说明虞国与芮国不再相争，周的教化感化了他们的本性，对文王而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要分清亲疏和先后，我有好的官吏为你们奔走效力，我有良将帮助你们克敌制胜，不受外敌的欺侮。一个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关系，文化的交往，保持友好的发展很重要，这也是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密国的讨伐，亦见于《诗·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其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其意为：“密人态度不恭顺，竟敢抗拒周大邦，侵犯阮国和袭击共国太猖狂，文王赫然大震怒，整顿军队去打仗，阻止敌人乱猖狂，周族的幸福生活才有保障，民心安稳才有保障。”文王对自身周边环境的稳定，采取的是文武二手，而这二手借助于西伯的地位。密国的地理位置在今甘肃之灵台，阮、共二小国的位置在今泾川县。接下来是败耆国，《殷本纪》作伐饥国，在《尚书》便是前面讲的《西伯戡黎》，此即引起祖伊提醒纣王警惕西伯之事，陈梦家认为耆是卜辞中的旨方。接下来是讨伐邘，邘即盂，《韩非子·难二》有云：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这个“盂”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二十多里的邘邰，那时属于商王狩猎的地区。所举莒的今址不明，而酆当在今陕西之山阳。这反映了周的势力已从北到南，在西面对殷商呈包围的态势，所以会引起殷纣王的震惊，崇的部落主在纣王面前告状，《殷本纪》称： 　　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后汉书·西羌传》有这么一段话：“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文王是打着殷商的招牌，在讨伐殷之叛国的过程，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反映了这个时候，文王对纣双重的态度，一方面似乎抱着委曲求全的办法，实际上周在西边的疆域已超过了殷在河南的地盘了。故《论语·泰伯》有孔子之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实际上那个时候，在军事上周还不是殷的对手，文王采取委曲求全的手段，还是高明的，力量需要积聚，要先剪除其羽翼才行。接下来便是伐崇的问题，殷周之际崇国的地理位置应在今河南嵩县附近，清人王念孙认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螎（指祝融）降于崇。”韦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故从地理位置上，周要伐殷，必先取崇，而崇亦有自知之明，所以崇侯虎在纣王面前告文王的状，这样周讨伐崇的事，势在必行。 　　《诗·大雅·皇矣》第八章之后半部都是讲如何讨伐崇国的，今录其文，并译成语体文，便于大家理解： 　　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衝，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翻译成语体文如下： 　　上帝告诉文王，团结友邦多商量，联合同姓各邦国，用你们的大钩和戈刀，带了你们的临车、衝车上战场。临车、衝车声势那么浩大，崇国的城墙高又长。抓来的俘虏连连成串，斩下的首级装满筐。祭祀天神庆胜利，招安残敌劝他们投降。四方各国从此不敢再欺侮周邦。临车、衝车的威力是那么强大，崇国的城墙高又广。战士们冲锋陷阵意气旺。消灭崇军有威望，四方各国从此不敢再违抗。 　　文王克崇之后一年便去世了，为武王克商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伐殷是在武王九年，会师于孟津，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者，“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于是东伐商，为什么？殷内部矛盾尖锐了，微子启是帝乙之长子，帝纣之庶兄，连微子启都感到纣的统治难以维持了，去请教太师、少师，他们都劝他不如离去，他就离开殷商逃亡他乡。《史记·宋微子世家》称：“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十一年，武王再次会师孟津，武王作《泰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里的“亿兆夷人”，可能指的是东夷，纣那些年忙着与东夷的战争，纣在征伐东夷上是取得胜利的，而西边他就全部交给文王西伯了。《后汉书·东夷列传》有一句话：“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在纣王父亲的时期，夷人已经接近中原，山东与河南、苏北淮水流域已是东夷的天下，纣征伐东夷是取得胜利的，故春秋时人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晚商的青铜器《丁巳尊》、《般作父己尊》亦记纣王东征人方，这已是纣王第二次东征人方了。 　　《史记·周本纪》所记载牧野之战的情况是：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尚书·泰誓》讲的“纣有亿兆夷人”，说明纣用来应对武王军师的，是以夷人为主，夷人当然不愿为纣王去送命，他们的临阵倒戈，几乎使周人不战而胜。纣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两面作战，那就非败不可。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历史教训非常多，项羽的失败，根本的原因是他四面树敌，两面作战，西边与刘邦军作战，东面与齐作战，结果是兵败垓下。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两面作战，东北与满人作战，西面与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崇祯皇帝最终吊死在煤山。当然，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内部的阉党与东林党之争的内耗，使权力结构自身处于瘫痪的状态，无法集中意志和力量去与敌人对抗，实际上重蹈了殷商纣王所以覆灭的老路。当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失败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二面作战，如希特勒德国失败，在于二面作战，日本之败，也是太平洋战争使它处于二面作战的困局。毛泽东在1972年7月24日与周恩来，以及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毛泽东年谱》）在这一点上，古今的经验教训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不能四面树敌，任何一方四面树敌、两面作战，都只能是强于一时，历时久了，必败无疑，再强的霸主，也难以四面应战，这是历史的宿命。记得当年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时，也说过纣王无非如是之恶，郭沫若也说过要为殷纣王翻案，我想这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最早提出要给纣王翻案的是子贡，《论语·子张》中记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历史著作大多是胜利者书写的，妖魔化失败者的做法，历来如此，这也只能收一时之效，历史上那么多翻案文章，问题就出在胜利者书写自己之所以胜利，总是以丑化对立面来突出自己的伟大，这大概也是客观规律了。读史的人都懂，对这类文字也不足为奇了，它反衬了胜利者内心虚弱的一面。 　　《尚书·牧誓》是武王讨伐纣王的一篇宣言，其中有一句话：“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把女人看作祸水，这样的观念显然不能成立，而且文王在羑里被囚时，是他让人把美女献给纣王的，这事在殷本纪有记载，武王在《牧誓》的这句话，岂不是把巴掌打在文王的脸上吗？至于《史记·殷本纪》所言纣王“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些话太不靠谱了，一个人的荒唐，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这些胜利者对失败者之种种不实之辞皆难以凭信，如文王那样表面上对纣王如是恭顺，背地里确是挖殷商的墙角，发展自己的地盘，从伦理上讲，反而是一种缺德的反映，故当年毛泽东与郭沫若主张应为殷纣王翻案是有一定的道理。殷纣王的失败，是他同时对东西两面作战，顾了东面丢了西面，当回过头来再面对西周的势力作战时，用的是东面夷人，是战俘，加上内部的不稳和分裂，断送了殷王朝的前途，这是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武王打败了纣王以后，对殷人采取安抚的办法，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释箕子之囚，《尚书·洪范》便是武王与箕子讨论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把微子封于宋及急于营建洛邑，这些都是周人统治商地的方略。 　　 　　七 　　 　　作者在书中通过甲骨文还介绍了殷商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人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生产，离不开水，甲骨文记载的河流之名称有150处以上，有名的湖泊和泽薮有16个以上，除了长江流域的太湖、鄱阳湖、云梦泽之外，其余13个皆在黄河流域，说明那时黄河流域的水文条件比现在好，那时华北的气候条件比现在要温暖，商代在河南这个地区多产蚕桑稻竹，相当于目前江南的气候，由于气候温暖，所以雨量也比较充沛，甲骨文中求雨和止雨的卜辞甚多，受年、求年与农事有关的卜辞也很多。徐中舒先生有一篇《耒耜考》，介绍了殷商时代的农具，耒是木制的曲柄农具，下端有木叉，木叉上贯以一小横木，用以脚踏起土。甲骨文之“男”从田从力，而力与耒字同声，甲骨文力作字，或作，类似起土的农具。甲骨文黎字作，从牛从，应是以牛拉犁的现象。商人农具中仍有石器、骨器、蚌器，如石镰、石铲、石刀居多。商代的农业生产者主要是“众”和“众人”，众作，三人代表多数，意谓多人在太阳底下操持农业生产，可见那时农业生产带有集体的性质，当是氏族公社的农民，是有官吏监督下的集体的劳动操作，在农田监督农民劳动的有畯、小臣等。从甲骨文字可以知道，那时人们已经知道肥田，有相当丰富的施肥知识，，像人把便的形状。那时的人们已懂得水利是农田的根本，甲骨文有田字作、、等形，说明商人已知水利灌溉和排水的技术。那时农作物的品种已有黍子（即今之黍子，叫大黄米）、稷（小米）、麦（大麦）、（小麦）、稻等，甲骨文中“禾”是谷物的总称，商人已知酿酒的方式，有饮酒的习惯，在考古发掘中，不仅有那时青铜的酒器，还有三千年前的剩酒发现。除了农业以外，商代的田猎和畜牧业也很发达，甲骨文中已是马、牛、羊、鸡、犬、豕六畜齐全，而且有、牢、家等字，是圈养的家畜。甲骨文中有牧字，、，像人以手执鞭驱赶牛羊。殷墟祭牲坑中牲畜之种类与数量甚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狩猎和畜养业已很发达。 　　商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武王克商以后，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七族大都是从事手工业生产之氏族。分给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索氏为绳索工，长勺氏、尾勺氏为酒器工，陶氏为陶工，西周的手工业便是在商人大批手工业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代冶铸业，特别是青铜冶铸的工业已很发达，在商代遗址的发掘中，不仅出现大量青铜器还发现大规模炼铜的遗址，在郑州南关外就发现早商大规模炼铜的遗址。商代的纺织业也很发达，主要是麻布和丝织业。殷商的商业也很发达，在遗址中发现大量贝作为货币的殉葬品。商代甲骨文中从“贝”之字甚多，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之商代后期的墓葬中发现109枚铜贝，说明不仅以蚌贝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交换，而且有金属铸币在市场作为流通和收藏的货币，它反映了那时商业和市场交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它说明了原始的市场经济古已有之。 　　甲骨文中已出现舟（）车（）等字样，说明那时已有舟车作为交通工具，这是商业发展必须的条件，商品的运输要依靠舟车作为交通工具。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商代殉葬的马车的车辆结构，及殉葬马匹的饰物。再说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发掘中出现的鲸鱼骨，也都来自沿海。丹砂来自湖南广西一带，铜锡的采集也要来自采矿区，这些原材料在墓葬中出现，反映了为统治者和商业服务的运输业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相应之科学技术的认知和发展为条件，从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可以知道商代的天文历法已有相当的水平，卜辞中干支纪日，那要有相应之历法和数学的基本知识。董作宾写过一本《殷历谱》，说明商代以月之圆缺一次为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以一月为正月，以太阳之温凉寒暑嬗变一次为一年。有闰月来调整阴阳之差，又有三年闰，五年再闰，十九年而七闰之法，全年平均为365又1/4天，纪日用干支，白天称日，晚上称夕，日出时称旦或明，午后太阳西落，称昃。《尚书·尧典》所言之“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完整的体现。甲骨文中还有大量日月蚀的记载，还有风、云、雷、雨的记录，还有岁星（今之木星）、火星等行星运行的记载，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对天文历法有这样的认识和记载是非常了不起的。 　　卜辞中还有关于人们疾病的记载，胡厚宣根据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资料，曾撰写《殷人疾病考》，病的种类与当今之分科相差不多，甲骨文中有大量以祈祷占卜的方式寻求治疗和康复的记载。 　　在宗教信仰方面，甲骨文中还有图腾崇拜的现象，《诗·商颂·玄鸟》开头二句便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玄鸟便成为商人崇拜的对象。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对祭祀王亥的记载，往往在亥字的上面加鸟的图形。王亥是殷人特别重视的祖先，《殷墟卜辞综类》收录与王亥相关的记载有九十六条之多，而且祭礼最为隆重，用牲有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之多。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王亥条称：“卜辞中多见王亥事。”“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山海经·大荒东经》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在卜辞中王亥之亥上加一，这反映了商人早先的图腾崇拜。卜辞是殷王室的占卜记录，殷王对先公先王和先妣隆重的祭祀仪式，也就是古人祖先崇拜形式的表现，在殷人心目中，祖先能降灾祸或授福祐于时王，他们认为先王先公皆宾于上帝一旁，故殷人在求雨、求年、受年时，都先向祖先祈求，转请求告上帝，而不是直接向上帝求告。除了祖先崇拜以外，还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山川土地，全都人格化了，视之为上帝的使臣而加以崇拜和祭祀，这种现象往往还保留在民间的口头传说中。对自然物的崇拜，最终归结为对上天的崇拜和对天帝的崇拜，在周人那儿演化为天命，武乙“射天”的传说，成为无道暴逆的一种表现，故认为武乙是暴雷震死的。人间帝王制度的出现，反映在信仰上，便是对天帝的崇拜，先公先王也是天帝的化身，这样便把对天帝的崇拜与祖先的崇拜统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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