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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吴浩坤文——读《中国甲骨学史》兼论商周之间(三)

朱永嘉

  祭吴浩坤文——读《中国甲骨学史》兼论商周之间(三)朱永嘉 (2018-07-29 15:56:17)[编辑][删除]转载▼
  四
  
  作者在第十章讲了甲骨文卜辞与古文献记载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有印证古籍的作用,又有纠正古籍舛误的地方。
  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世系基本可信,亦订正和补充了商汤以前的世系。《史记·殷本纪》所列汤以前的世系为:
  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诸壬——主癸。
  依卜辞重订汤以前的王室世系:
  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
  二者相比增加了王亥(王恒)——上甲,报乙、报丙、报丁次序有异,主壬、主癸为示壬、示癸之误。
  成汤至帝辛三十一世,甲骨之世系与殷本纪之世系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有误。今列《史记·殷本纪》之世系于下:
  天乙(成汤)
  ——太丁
  ——大甲(太宗)
  ——沃丁
  ——小甲
  ——外丙
  ——太康
  ——雍己
  ——仲壬
  ——太戊(中宗)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阳甲
  ——盘庚
  ——小辛
  ——祖乙(中宗)
  ——祖辛
  ——祖丁
  ——小乙
  ——武丁(高宗)
  ——沃甲
  ——南庚
  ——祖庚
  ——廪辛
  ——祖甲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帝辛(纣)
  甲骨文的世系,中宗为祖乙,太丁为文丁,其他都是一致的。
  《国语·周语下》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今契至汤立国,恰好十四世。《晋语四》称:“商之飨国,三十一王。”韦昭注:“自汤至纣。”前后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其中多数先公先王的名号位次得到卜辞的证明,说明这一世系基本可靠。既然《史记·殷本纪》是可靠的,那么《世本》的史料价值也是可信的。
  《今文尚书》之《尧典》有四仲中星(鸟、火、虚、昴)的天文记录,竺可桢证明那是殷末周初的天文记录,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对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公元前2357年的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的所在点是帝尧时期的天文记录。郭沫若认为甲骨文“日之出入有祭,足证《尧典》寅宾出日及寅饯入日之为殷礼。”胡厚宣也说祖庚、祖甲已见祭日之卜辞,廪辛、康丁时最多。《尚书·高宗肜日》记武丁祭成汤时之事,甲骨文中有许多肜祭的案例。
  《山海经》中的文字,如今亦能得到甲骨文的印证。如《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卜辞世系中有王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称:“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之第四卷第八页,有‘贞之于王亥卌牛,辛亥用’。后编中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第二十八页‘曰贞之于王亥,口三百牛’。可见王亥在殷人祭祀中之地位甚高。
  《竹书纪年》系晋武帝泰康二年,因汲郡人盗墓,在魏襄王墓发现魏国的史记,记夏以来到三家分晋以后魏襄王时的历史,纪年所记殷商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与卜辞所记一致。关于殷王名号与世次,《纪年》所记亦与卜辞合。
  《易经》之《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即武丁,与卜辞合。《末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震为周之臣,武丁用周人击鬼方,三年胜之,故殷王赏之。《周易》系西周初年卜筮之书,所言殷商之事,亦可与甲骨文之记载相印证。
  此外,《诗经》、《周礼》及其它古籍中关于殷商的记载,诸子中有关殷商的记载,有不少也能在甲骨文字中得到印证,当然,甲骨文字也补充和纠正了古籍疏漏和舛误。
  于省吾为此著有《群经新证》,其中包括《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易经新证》三种,此外,《诸子新证》一书,包括《管子新证》、《晏子春秋新证》、《墨子新证》、《荀子新证》、《老子新证》、《庄子新证》、《韩非子新证》、《吕氏春秋新证》、《淮南子新证》、《法言新证》十种,那就是把古文字资料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这几十年来,甲骨文字的研究,亦为后人研究殷商历史开辟了新的天地,《论语·为政》孔子有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不仅礼乐制度,包括行政和司法制度,前朝与后朝之间都有因袭和变革的关系。以职官制度而言,卜辞中有卿士,《诗》、《书》中亦有卿士,为殷周的最高执政官,卿士称谓屡见于周初的金文及《诗》。卜辞有大史、大史寮的记载,西周之毛公鼎的铭文:“彶(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金文的卿事,即文献的卿士。《说文》:“士,事也。”《尚书·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诗·小雅·十月之交》有“皇父卿士”,其地位在司徒、太宰、膳夫、内史之上,当为执政大臣。卿事寮的职掌,分管“三事”、“四方”,三事是指王畿内的政务,四方指王畿以外分封四方诸侯的政务。卜辞中有大史、大史寮,还有六史、四史、三史、御史、西史、北史、女史等名称。西周职官有太史寮,其长官为太史,掌管册命、制禄、图籍、祭祀、占卜、礼制、时令、天文、历法、耕作等事务。太史可以说是周王的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宗教领袖,既是文职人员,又是神职人员。殷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王及王妃和大臣均参与占卜和祭祀的活动,而且天文、历算亦与占卜的日期相关,故太史作为史官的首长,不仅分管国王身边言与事的记录,还要管理天文、历算及占卜,故其最高长官与卿事并列。到了汉代,太史的地位不如殷周之时,故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这是司马迁在任安面前讲的牢骚话。
  从卿士寮与太史寮这二个机构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从殷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至秦汉,从制度层面看,既有因,亦有革,孔子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行政系统的架构,其名称会有各种变化,而其基本管理功能古今是相通的,它不会有大的变化。在军事管理方面,卜辞有多马、多亚、射卫等,此外有牧(中牧、左牧、右牧),是驻扎在边防的武官。卜辞中的B(师)是较高的军事长官,军队仍在卿士寮掌管之下,出征则临时派遣指挥官,如《周易·未济》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个震,是周人,殷王武丁时讨伐鬼方,震被派遣为指挥官。在正常情况下,卿士则是军政合一的最高长官。在古代,无论游牧生活还是农耕生活,其牧人和农民乡里的编制,都是兵民合一的,这在商鞅变法时亦能看到。因而在行政管理制度上,是兵农合一,或兵牧合一,往往是军政合一。卿事既是行政长官,也是最高的军事长官。武王伐殷时,太公望任卿士,同时也是太师。《逸周书·世俘解》讲武王取胜后,献俘祭祖时,由武王、大师、师、司徒、司马依次杀俘献祭,大师杀殷的高级贵族,师氏杀殷的诸侯四十人,司徒、司马则另外在郊室杀一批俘虏,从军出征有功者,可以与大师、师氏一起参与献俘礼,以杀俘作为祭祀的仪式。我们在殷代墓穴中发现的人殉,大都是战俘,在祭献礼中作为祭品被杀。商代作战方式,除了步兵、骑兵以外,已有车战,甲骨文中已有记载车战的文字。殷墟发掘中,已有战车殉葬的现象,而且规模很大,发现的五车一组,二十五车为一大组,每车驾马二匹,车上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矛,一人操弓箭,战车之后有步卒相随。可见商代后期车战已在战争中占重要地位。《尚书·牧誓》讲到武王伐纣时,“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野,作《牧誓》。”《史记·周本纪》称:“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当然是否真有那么多兵车,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交战双方都以兵车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当是事实。虎贲是随在兵车后面的士卒,《史记》称三千人,《孟子·尽心》:“武王之伐殷,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那么一辆兵车后面相随的勇士是十人。由此可知,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军事冲突,车战占了重要地位,以兵车数量来显示军事实力的强弱。武王那里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那就是步卒了。纣王发兵数量,《史记·周本纪》称有七十万人,不一定有如是之多,也应动员了几万人以上了。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当时战争的规模了。
  从商代卜辞的记载看,战争的记录仅次于祭祀,陈梦家据《殷墟卜辞综述》统计武丁时期讨伐的方国有四十多个,若土方、鬼方、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马方、大方、井方、周方、虎方等,其中尤以北方及西方地区的土方、方、鬼方、羌方位主要用兵的对象。在帝乙及帝辛时期,大规模征伐的对象是人方、盂方、林方等,对东南、江淮地区不断用兵,特别是人方之役用兵时间最长。陈梦家排列了帝辛时期讨伐人方的一次战役,起于帝辛十祀九月甲午,终于次年五月癸丑,中间还有一个闰九月,历时二百六十日,从商大邑出发,中经亳,过淮河,卜辞记曰:“王来自征人方。”在卜辞中,不仅有商人讨伐方国的记录,亦记有“方出”、“方来”、“方出作祸”、“方出祸我”、“方来入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等记录,这些战争实际上是殷商与周边各部落联盟之间的纷争。李学勤曾仔细整理卜辞中商与方国的关系,大体上土方与方为一组,其地望在山西中部,与商人接触的规模不大,不过侵若干田邑、俘十余人而已。危方、鬼方与微方是另一组方国,危方在山西西南部,与商的关系时叛时服,有一次战役,俘获的人数以千计。鬼方是商在北方的劲敌,王国维考证鬼方与允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商人与鬼方的冲突,是农耕与游牧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矛盾和冲突。商人在西方主要是与羌方的冲突,战争的规模可大到动员数千人,商人俘获羌方的人口则沦为农奴,或作为战俘而在祭祀时用作牺牲。董作宾认为人方是东方的方国,大体上是今天山东、江苏一带的农业人口为主的部落联盟。商人的势力,向南则延伸到江汉之间,这是商人卜龟的重要来源。后来对商人威胁最大的还是西边的周人,《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帝辛先后二次用兵于人方,帝辛十五年第二次出兵征人方。纣伐东夷,开发了淮河流域,不断对东南用兵的结果,造成西部和中央地区的极度空虚,为周人灭商提供了机会。
  
  五
  
  关于周人的起源及其与殷商的关系,考古上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遍及陕西泾渭流域的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周至等处,周的始祖有两个,即姬姓与姜姓二族世代联姻的产物。周的建国是从公刘迁豳开始的,《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多耕种,行地宜。”公刘原来居住在邰,是从邰迁到豳的,先周建国是从迁到豳开始的。豳的地址,在汉代属右扶风栒邑梁,即今陕西彬县西北泾水以东的地方。先周从公刘迁豳,到古公亶父,中间有八世到十世,这个时期或相当于殷武丁时期,那个时期的卜辞中,多次提及商对周的征伐,把周称为周方或周侯,在卜辞中有关心“周方弗其有祸”(《殷墟文字缀合》片一八一),有“贞周氐(致)巫”(《殷墟文字乙编》片七八〇一),氐,是致送的意思,是周方向殷纳贡的文字,周以“巫”和美女作为贡物送给商。“辛卯卜贞,令周从行止,八月”(《龟甲兽骨文字》卷一页二七,片十六)这是命令周的行动。这些文字,说明在商代武丁时期,周是商的属国,周的封号,也许就是武丁给予的。古公亶父率周人从豳迁到岐下,迁都的原因是“犬戎寇边”。《后汉书·西羌传》:“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岐下的今址在陕西扶风北,岐山东北六十里京当、法门黄堆这些地区,周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都城周原,其遗址的面积大体上有十五平方公里,曾出土大量青铜器,在其宗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占卜的甲骨。周不仅祭祀自己的祖先,也祭祀商人的祖先。周开拓领土是从季历开始,季历奉命讨伐鬼方,如《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尚书·大诰》中,周公自称为“小邦周”,称殷人则相对而言便是“大国殷”了。伐鬼方,便是在山西地区开拓自己的影响和地盘,那时周在山西已建立有虞国作为前进的基地,而季历主要开拓的则是在今山西地区,对殷人在北方形成包围的态势。
  殷周更迭之际,需要了解一下武丁以后殷周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汉书·西羌传》:“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武丁,即殷之高宗,征西戎、鬼方之事亦见于《周易·既济》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之九四:“震用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个“震”是指周人,前面有“小人勿用”,当是指伐鬼方的过程。用周人,为周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为殷人留下了后患。其《诗》是指《诗经·商颂》中的一句:“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西边氐羌的区域,自成汤以来,便是商人控制的区域,此后这个地区一度成为氐羌的天下,殷商的统治处于失控的状态,让周人去讨伐这个地区。《后汉书·西羌传》续云:“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当是文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当是文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武丁至文丁,中间经历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据《史记·周本纪》,先周是古公亶父带了部落民,“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周人定居于岐山,这个地区原来是属于殷商的地盘,周人到了那儿,只能从属于殷商,成为商之属国,分离时称其为周方。那个阶段殷人武丁以后的世系,为武丁之子祖庚,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之后其子廪辛立,然后是其弟庚丁,庚丁崩,子武乙立。关于武乙这个时期,《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即文丁)立。”这时周人古公亶父之少子季历在主政,因其讨伐西戎有功,《后汉书·西羌传》称:“太丁(即文丁)命季历为牧师。”然而《晋书·束皙传》提到《竹书纪年》则称“文丁杀季历”,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其父武乙在河渭之间死于暴雷,死得不明不白,或有隐情,他不能坐视周在这个地区坐大,故而杀季历,既是为父报仇,也是为了压抑一下周人坐大的趋势。文丁死后,子帝乙立,殷益衰,帝乙不得不对周人采取安抚的方针,《周易·归妹》:“帝乙归妹。”帝乙把其少女嫁给周文王,而以其姊作为陪嫁。一般情况,都以其妹为陪嫁,帝乙反以大女儿陪嫁,因妹是帝乙之嫡女,故处于正位,以嫡女之贵而往嫁也,其姊则是帝乙之庶女,故为媵妾,这就违反了先秦贵族嫁女一般以姊为正、妹为陪嫁的情况,故《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然而这件事,总是帝乙为了笼络周人,故把女儿姐妹两个一起嫁给了季历之子周文王姬昌。先秦贵族婚配,有不少是以姊妹俩嫁给同一丈夫,比较典型的案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讲到尧以二女妻舜这个传说,屈原《九歌》中《湘君》便是歌颂尧的二个女儿娥皇与女英,在洞庭湖的君山闻讯虞舜巡视南方时死于苍梧,葬在九疑,她们便投水殉节,化为湘水之女神。《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之女,舜之妻。”韩愈《黄陵庙碑》以湘君为娥皇,湘夫人为女英。
  纣王帝辛是帝乙之子,而文王昌则是帝乙之婿,故殷周二家是亲属关系,因而殷人封文王为西伯,代表殷人在西方的霸主。帝辛与周武王发,实际上是甥舅关系。《后汉书·西羌传》还讲到文王为西伯以后,如何帮助殷商在西方和北方讨伐不服殷商的方国,其云:“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可见那个时期商周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纣即帝辛,是帝乙之少子,辛母为正后,帝乙长子为微子启,启母贱,故微不得继位,可见子以母贵的宗法关系,在殷商早已存在了。后来的牧野之战,实际上是外甥打娘舅了,即使仰仗于姻亲关系建立的联盟,由于利害冲突,也会转会为敌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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