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小陈在便利店的短期兼职工作》一文读后朱永嘉 (2018-06-17 10:33:05)[编辑][删除]转载▼ 　　牙齿晒太阳这篇短文，一是反映了工人在日系便利店劳动的收入及开支状况，二是反映了便利店基层管理状况，以及工人在企业生产劳动的状况，可以由此分析一下工人的社会地位。这二个问题，都是作者在便利店工作四年的亲身经历，它符合当前商业零售行业职工的基本状态。日系便利店在上海有近二千家，如罗森、全家、7-11等好几家日系便利店在上海发展。日系便利店在上海占主导地位，分析一个麻雀，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便利店面上的状况，日系便利店这些年在上海如此迅速发展，得益于两条，一是廉价的劳动力，二是驱赶外来户口的小商小贩，充当了它们市场的清道夫。便利店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上海已压倒了沃尔玛，这也体现了上海在商业零售行业贯彻对外开放的状况。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便利店职工收入的状况，便利店工人的工资收入是小时工，以小时计算，牙齿晒太阳在加盟店打工时，上夜班，有时一天工作12小时，每小时工资是16.5元，大学生到便利店打短工，每小时工资只有12.5元。牙齿晒太阳讲自己一个月只有2天休息，那么在这28天中至少应有6天属于加班，如果每天以10小时计算，按8小时工作日计算，每个月至少有56个小时属于加班工资，若以12小时计，那么有112小时属于加班工资，然而从未听说过加班时间的工资标准是什么？平时下班时，还有临时推迟下班的劳动时间，从未算入工时来计算。与他一起劳动的大熊，是单身汉，31岁，曾对牙齿晒太阳表示，他“这个月要跟店长说不休息，多拿点钱”，牙齿晒太阳说：“我就想多休息，一个月不休息，你受的了吗？”大熊说：“曾经三个月不休息一天，照样干。”牙齿晒太阳说：“一个夜班10小时，上完班，留给我休息的时间很少，人很累了。”他曾经在微信中一再表示，这四年夜班做下来，人老的快，记忆力差，感冒后好的比以前慢很多，对肾功能是一直损伤着。 　　上海地区最低的小时工资，2014年是每小时14元，这不是指夜班，2015年是每小时18元，2016年是每小时19元，2017年是每小时20元，2018年4月1日调整为每小时21元，劳动部门规定，用人单位应在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后10天内向本单位劳动者公示，看来便利店根本没有向劳动者公布地方法定的小时工资标准。上海地区保姆工资的市场行情一般在每小时30元，如果拿最低工资，则很难保证相应的服务质量。按小时工计算，如牙齿晒太阳在便利店工作几年了，如果按2015或2016年的最低工资计算，加上夜班补贴，节假日工资标准，应补发他多少工资啊！这笔钱是不是应让公司来负担呢？ 　　便利店的职工在如此工资标准下，他们月收入的情况又如何呢？大熊问牙齿晒太阳月收入多少工资，牙齿晒太阳回答说：“3700元，还押了一部分到下个月发，总共4000多出头一点。”如果家里有事请假，那收入就少了，小陈已婚，刚生了一个小孩，2016年10月份的工资他拿到手还不到3000元，小陈就说不想干了，小陈说，一个月房租就要1800元，靠公司发的一个月4000元工资，怎么够在上海一家三口的生活呢？光吃饭都很困难啊！所以他想考驾照，另谋生路了，去年12月他就再没有来上班了。大熊还没有成家，他想加班是为多挣一点钱，为成家做准备，他说自己家在便利店附近，一个月房租便1200元，所以他还在网上做了一份兼职，被管理层发现后便被清退了。看来便利店的月工资4000元左右，很难成家，更不要说有小孩的生活了。牙齿晒太阳三十出头了，还是一个单身汉，他何尝不想结婚，何尝不想有一点技术、换一份工作，靠自己的勤劳、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总是牢骚满腹。 　　那么除了便利店行业，其他行业的工人收入情况是否好一点呢？我在5月18日观察者网上看到一篇介绍中产阶级状况的文章，题目是《中产阶级状况——消费者拉动市场问题》。文章中称，申万宏源投行自去年年底调整薪酬制度，分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绩效工资占基本工资的20-50%，这样执行的结果，博士毕业生月工资到手的数字只有6000多，硕士毕业生的年轻员工到手的收入是4000多，收入的降幅普遍在40%以上。年初制订2018年的目标值，年度目标值按月分解，达不到绩效的就扣绩效，尽管目标与同业比较并不算高。 　　2017年分布来看，承销及保荐行业减收32.8%，资产及基金管理业务减收27.18%，证券及期货经纪业务减少21%，自营投资和信用增加81%，信用业务收入增65%，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41.96%。可见，这三年证券行业大多属于亏损状态，证券行业过去属于高收入行业，如今亦如此萧条。总经理拿出50万给困难员工作无息贷。如此薪酬状况下，按现在房价（与按揭月扣贷款）物价（影响日常生活开支）婚嫁等开支水平，必然影响职工的日常生活的安全与稳定，如果温饱问题都得不到保障，会带来很多矛盾。 　　如果从投入与产出比，那么一个硕士生、博士生从年幼到毕业后的收入也就是产出之比，实在不相般配，这个状况反映在农村，那就是读书无用论泛滥，在初中便出现大量辍学与退学的问题。牙齿晒太阳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听在农村乡下教书的熟人讲，中学围墙上用油漆写着“至少读完初中再出去打工”的大字标语，有时能听到同学十几岁就怀孕生小孩的事，当时把我们这些读高中的同学震惊了。在农村种田，或去城里打工的家庭都会催小孩早点结婚，当时我觉得他们荒唐，“刚毕业的学生有能力养活小孩吗？自己还是小孩，还是那么穷的家庭！我现在觉得他们的做法有很大的合理性，他们这群人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如果年龄大一些，女孩子的想法比较多，他们这些穷困的家庭很难娶上媳妇。”他还说农村人口的衰老比城市人口早，“一些二三十岁人就像四十多岁一样，很多农村乡下老人比县城里的老人苍老得多，他们过早的衰老了。很多公司都不招收年龄超过35岁的人，他们只能去干收入更低工作更累的活。”“所以很多农村人都想早生孩子，趁年轻力壮时工资高些把孩子抚养大（留守儿童还是奶奶爷爷带大的），早生孩子的花费可以少一些，况且物价年年在涨，十年前生养一个孩子和十年后的今天生养一个孩子的花费大不一样了，如高中的学费大不一样了，街边一碗牛肉面的价格大不一样了。” 　　在文章中，牙齿晒太阳还与小陈讲到五险一金的事，他们在乎公司与自己“交过一金五险吗”？小陈：“自己干过的一家公司，便直接给领导谈工资都发给自己，不扣交五险一金，有次公司还搞过分二次发不扣税。”牙齿晒太阳说：“我也想不扣五险一金，以前待过一家国营大公司，好多同事每月收到一条短信，说扣了四百多三险一金，交了几个月后，我们几个同事到社保局一查，发现社保卡里只有一百多，钱都到哪里去了，说不定公司光发一条短信哄我们，我们没有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找工作，也给我们弄个劳务派遣工身份，搞的大家都很生气。”那么在便利店打工是小时工，明明是全职工，而定位是兼职工，所以也根本说不上五险一金的问题，这样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等的保险都没有，他们今后遇到意外就没有任何保障了，他们不计较这五险一金，一是因为目前的工资标准他们交不起五险一金，事实上是便利店只有店长有五险一金，而店长的工资被扣医社保后，有的还不如他们多。又如全家便利店职工的五险一金，是由加盟店老板承担的，公司的责任被转嫁到加盟店身上，而员工则以实际到手工资为上，扣了五险一金，那点收入应付日常开支就更困难了。上海的便利店不缺这些只会做家务的员工和店长，很多农村来上海打工的只能做日系便利店的简单工作，领断子绝孙的低工资。为什么叫“断子绝孙”呢？因为这一点月工资很难养家活口。 　　牙齿晒太阳在文章中说：“店长的上级我见识过一些的，有一些人结婚好几年都不生孩子，同事们说他们身体有问题，实际就是穷，现在的生活标准养个小孩得多贵，我们小的时候，见过有家庭困难的养小孩，即使吃得差穿得差，还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读的起书，现在试试，如小陈这样很勤劳的要养一家三口，光吃饭都吃不起。”小陈一个月的房租就1800元，靠公司发的4000元工资怎么够一家三口在上海生活呢？大熊说：“在上海夫妻二人打工的话，5000元钱没法活，一个月一万块钱日子都过得很紧。”有了一个或二个孩子，要夫妻二个人工作就困难，那就要拿退休工资的爷爷奶奶来带孩子了。故目前的工资水平，很难养儿育女，保持劳动力再生产，即使是白领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 　　他们的消费状况又如何呢？牙齿晒太阳在文章中说：“上海的物价全国最高，我在上海过生活也蛮节俭的。”时间到了双11，他跟店里上日班的女同事交流，她们都说“双11没买东西”，女同事有的全家都是在上海打工的，家里老人也在上海打工，全家人的打工收入加起来上万元，也不买打折的。我和在便利店附近租小饭店门口卖煎饼的大姐聊天：“双11买了啥？”大姐笑着说，双11前老公催着她给买条被子，她没买，老公就生气，一晚上不搭理她。小商小贩冬天都舍不得买打折被子，只有牙齿晒太阳是单身，还花了几百元买了几件衣服，这反映了大多数中低层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如阿里的淘宝也是一时起哄，恐怕日子久了，也难以维持，阿里公布的数字的真实性如何，恐怕也是一个问题，买卖人赚一个吆喝嘛！ 　　目前上海中低端劳动者的月工资，大体上维持在4000元到5000元左右，上海的最低月工资，2010年是1120元，2011年是1280元，2012年是1450元，2013年是1600元，2014年1820元，2017年是2190元，2018年是2300元，上海的最低工资是全国最高的了。 　　最低工资标准是怎么定的呢？根据劳动法第49条规定，应当参考下列因素： 　　（一）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的生活费用。 　　（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三）就业状态。 　　（四）地区之间水平差异。 　　一般可采取参照国家统计部门家计调查中对调查户口数的10%最低收入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数额乘以赡养人系数来计算最低工资额，再根据其他因素作适当调整并确定。 　　而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60%，法定工作时间每周五个劳动日，四十八小时，超时工资要另外计算，不能属于最低工资的范畴。 　　关于最低工资，170年以前马克思在1848年1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两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另一个地方，他还说：“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他还说：“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值资本而生活。”1848年1月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文中，也曾讲到最低工资，他说： 　　“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调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这就是说，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 　　“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心目中，这个工人的最低工资是为资本增值而服务的，故从本质上讲，最低工资的规定是一个不合理的规定，是资本占支配地位下的规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二回事。再说，从中国传统文化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论语·子路》有一段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段话是讲孔子路过卫国，冉有是他的学生，随从在左右。孔子看到卫国的情况，说一句“庶矣哉”，是指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够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问：“他们富裕起来之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现在我们的人口是不少，应该使劳动者富裕起来，还有很多路走。至于“教之”，那更有许多事要做。中国还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实现的应是按劳分配，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这是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本质因素，我们目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与工人及劳动力再生产的实际生活的基本需要还有相当距离。从上海的情况看，历年关于最低月工资的规定，只够维持本人生活的最低需要，还谈不上如何养家活口的问题。如今这2300元的最低收入，在上海的生活水平下，怎么可能养家活口呢？一个孩子也养不起，如何生二胎？那么靠一个劳动力，如何能养活一家四口呢？即使是一个小孩，如何能靠一个劳动力养活呢？即使是白领阶层平均工资的水平，靠一个人的收入也无法养活一家三口。目前这个工资的一般状况，还是处于偏低的状态。 　　《工人日报》在2015年的6月3日有一篇报导，讲到2014年北京职工的平均工资为77560元，月平均工资是6463元，扣除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每月职工实际到手的不足5000元，这个收入水平，只够个人在北京的基本生活。作者举了一个26岁的杂志编辑张烨为例，每天上下班乘地铁要花2小时，房租1800元，手机费100元，水果零食150元，交通费250元，伙食费1200元，生活用品50元，这个年龄段正是同学同事结婚的高发时期，经常有少则300元，多则上千元的红包支出，这样他一个月的收入所剩无几。 　　27岁的李浩，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已有两年时间，房租1500元，每月的生活成本1500元，最大的开支是为女朋友买礼物，要成家的需要嘛，月收支以后，所剩无几。 　　夫妻成家的，若1990年出生的霍晓萌，夫妻俩与另一对合住四十平方米的居室，他们的卧室每月房租1500元，家具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简易的衣柜，一套木桌椅，夫妇俩人月收入加在一起11500元，但是不固定的消费经常打乱了他们存钱的计划，如学驾照的培训费5000元，回河南老家给奶奶祝寿，来回的路费及礼品花费5000多元。所以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有时还要接受家里的接济，个人账户的余额到月底常常是个位数。从《工人日报》的这份调查可以知道，这是属于中产阶层的实际收支状况。 　　据腾讯新闻，今年6月1日以前，全国至少有20个省份公布了2017年平均工资的水平，多数省份非私营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集中在6-8万元，而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集中在3-5万元，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河南较低，为5万5千元左右，私营企业平均工资最低的在山西，只有31745元。总的来看，全国各省平均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 　　关于最低工资及中等收入平均工资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牵涉到我国历史上的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的问题。用工制度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临时工制度问题，而临时工泛化由来已久，三年困难时期，为了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当时限制全国城市人口不能超过五千万，那么用工需要，就比较多地采用临时工制度，降低了工资标准。文革初期，临时工曾经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当时曾去北京，要求中央文革承认其为合法的组织，江青接见了他们，曾支持过他们合理的要求。周总理出来阻止了，为什么？国家负担不起这笔经费，所以红工造反司令部始终没有合法化。文革期间，临时工要求改变这个状态的请愿，反而变成经济主义的倾向，被压下去了。十八大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求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收入分配必然牵涉到用工制度上的问题，所以在2012年末及2013年初，全国各地报纸都反映了临时工制度的矛盾。《武汉晨报》2012年12月31日报导，河南遂平县78岁的张秀荣老人，从1976年就开始做环卫工，一做36年，但一直都是临时工身份，没有医保、社保、养老保险等，被称为史上最久临时工。我们的工人真好，这位老人说：虽然工资不多，但自己很满足，“领导们对我很好，很照顾我。”《湘潭晚报》2013年1月1日，张丽的文章指出这件事，称：“老人快80岁了，还在街头打扫卫生，整整三十六年，就算她自己不提转正的事情，历任领导就心安理得地假装看不见？”“2002年，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局于一天内清退342名临时工，他们大多在该局工作10年以上，最长的已在该单位工作30年。”便利店营业员的用工制度一律算作兼职，这样他们便不能享受正式职工的待遇，没有五险一金，随时都有被开除的可能。劳动服务公司的制度性设计，实际上是把临时工制度长期化，工人又多了一层中间盘剥，减少了事业和企业单位职工编制的负担。前一个时期，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罢工，就是与在环卫工人中推行劳动服务公司的用工制度有关，企业不直接对工人负责，这样一种用工制度在方方面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否符合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值得仔细思考。 　　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曾批转过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名发表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那么我们过去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而且有下滑的趋势。二，税收在GDP收入偏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挤占了居民收入增加的空间。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 　　以2010年为例，当年的GDP为四十万亿（现在已接近80万亿）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约为16.7万亿，占GDP的42%弱（美国当年国民收入与GDP之比是占56%），居民收入偏低的一个原因，是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力处于生产的低端，实际上是农民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低，这带来了大量留守儿童问题，今年6月2日，最高法院公布近五年未成年人犯罪率，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占了80%，城市里面如北京、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的，大都是外来人口。而未成年犯罪的年龄段主要在16-17岁，案情主要是盗窃，教育程度大都是初中，这既跟农村留守儿童有关，也与农村并校问题有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过去农民工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现在转化为社会为留守儿童付出的相应代价。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在一个时期以来农村主要是妇女和老人充当农业劳动力，土地被抛荒。叫了多少年农业和农村的三农问题，一个重要因素还在农业劳动力外流上。第二代农民工就不一样了，他们劳动力再生产回不了农村，如果压低了他们的工薪收入，势必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带来的重要后果必然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当独生子女进入老年，他们的第二代成家时，上面要供养的人口之比是四比二，到了第三代则是二比八了。生产者、劳动者少了，要供养的老人之比例大大升高，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为了眼前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 　　居民收益之分配中另一部分是资本的收益，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劳动的收益，它表现的现象便是贫富两极分化。城镇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前面已经说了，现在再说一下富豪的情况。以中国福布斯富豪榜为例，2013年上榜的有168人，2014年是242人，2015年是319人。如果从1995年算起，20年来还留在榜上的有126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1995年平均数是29亿美元，2014年增加到110亿美元，增长了3.8倍，远远超过同期全球GDP的2.5倍增速。2015年福布斯中国400名富豪上榜，前100名成员的财富总和也从一年前的3760亿美元增加至4500亿美元。若从2005年至2015年来看，这10年间上榜富豪的财富总额从5915亿元人民币攀升至52688亿元人民币，增长近9倍。这些数字说明这些年来，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加速度的扩张。如果从行业分布来看，2015年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有91名具有房地产行业背景，以万达集团王健林为例，其资产从2014年的807亿人民币增长到福布斯榜排名的第一位。科技行业也是财富增长的生力军，如阿里的马云与腾讯的马化腾，分别以1384.3亿人民币和1117.6亿人民币，在资产排位居于第二和第三，小米的雷军以838.2亿人民币位列第四，李彦宏则以660.4亿人民币排在第六。这些数字，无非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年来，贫富两极分化在加速并加剧。从富豪榜的情况也可以知道，这些年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少数人巨富，多数工人背上了房贷的按揭，抑制了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背后有银行信贷的支持，如王健林的资产中，信贷占了很大的比例。互联网使阿里等电商暴富，实际上挤占了传统商业的利润，支付宝则挤占了银行的存款和利润。而且现在手机支付流行，消费者用支付宝买一次东西，商家都要被支付宝收手续费。目前企业总利润与GDP之比，大体上在40%左右，如果一年的总收入为100元，城乡居民收入是42元，企业的投资收入是38元，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0元左右。2012年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1%，高于GDP的增速，政府的收入与百姓的收入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们用基尼系数来描述居民收入的状况，该系数越大，说明收入差距越大，全球平均水平为0.44，而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个调查说明，2010年中国是0.61，说明贫富差距很高了。这就是十八大以后，在2013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历史背景。这五年来，收入与分配问题实际上依然非常严峻，近几年GDP的增速由二位数降为一位数，今年的增速估计在7%左右，政府工作的重点不得不转向经济发展工作，于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三去一降一补，去过剩的落后产能，若钢铁、水泥；去库存，处理房产积压；去杠杆；去地方和企业债务比重过高的问题。降成本，指压缩税费；补短板是发展高新技术，从数量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能推迟。实际上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摆在政府工作面前，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到今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高校毕业生820万，中专毕业生500万，军人转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需要保障，农村新增转移劳动力也有三、四百万，2.8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还要保持。在这个大背景下，再要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工资就显得很困难了，而经济的发展还得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这个过程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关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需求，如今出口的形势在变，投资的扩张要靠需求的增长，如果靠消费贷，蚂蚁贷，那是寅吃卯粮，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会滋生高利贷，只会给社会生活添乱。说到底需求的增长还得靠劳动者，靠大多数人收入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的矛盾关系，低水平的劳动工资，很难扩大市场的需求，而富豪们的消费，人数很少，在消费市场所占的份额不高，奢侈品消费的增长不是方向，也很难对整个经济起拉动的作用，而且会带坏社会风气，所以要扩大消费市场来拉动经济，还得靠增加劳动者，也就是增加工农劳动大众的收益。当然，一部分老人还有一点积蓄，但这是他们晚年养老的保障，不可能动得太多，而且其中有一部分用来贴补第三代的养育费用。从劳动收益讲，至少要保障好劳动力的再生产，才能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如北京建集体宿舍，解决工人租住之难题，减轻住房问题上的负担，也是提升大众消费能力的一个好办法，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老办法也要作分析，邓小平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两者都可以用，问题是如何用，使用恰当，可以两者相得益彰。收入与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动摇，在这个前提下考虑资本、技术、管理诸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说到底这中间有一个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各方都要有一个大局为重，长远利益为重，也兼顾眼前利益的问题。不讲别的，就讲减税的问题，是减轻企业还是减轻职工的负担，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相互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说过的那段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美国特朗普的减税是优惠大资本与削减职工的医疗和福利并行，我们可不能走这条路，而是要把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缩小贫富差距，这毕竟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些最基本的目标不能动摇，否则还叫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困难很多，但方向不能动摇，中国的工农大众是顾全大局的，这个顾大局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至于保障基本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既要看到这方面欠账很多，同时它又是一个长期奋战的目标，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看到眼前利益，更要看到长远利益，要相信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觉悟和远见的，问题是要向他们交底，使大家心中有数。对资本而言，同样也有一个教育和改造的问题。至于基层对工人和生产管理上如何发挥工人主人翁的作用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牙齿晒太阳这篇文章在这一点上，把矛盾也反映得很具体，如南瓜店长与刁姐这样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从问题的角度看，也有典型意义，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只能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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