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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与三足的对话——说说从司马懿起家到西晋王朝覆亡之历史教训(二)

朱永嘉

  四轮与三足的对话——说说从司马懿起家到西晋王朝覆亡之历史教训(二)朱永嘉 (2018-04-22 22:05:53)[编辑][删除]转载▼
  二
  
  郑重:诸葛亮可以说不负重托了,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话题,请你把他与司马懿对比一下?
  朱永嘉:诸葛亮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二人曾多次在战场上交手,魏、蜀两国基础和条件不同,胜败乃兵家常事,历史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却往往对人物的道德品质进行客观评价,如果对诸葛亮和司马懿二人作比较的话,优劣立显,一人高山仰止,一人卑劣难堪。如何为人,各有取舍,如何取舍,则视尔何以为人,何以立志。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司马懿何以为人?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在永安托付重任辅佐幼主时,“托付重任辅佐幼主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亦云:“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故刘备病危时,同时托付重任辅佐幼主辅佐刘禅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本地的。魏明帝托付重任辅佐幼主时,也是二个人,一个是司马懿,一个是曹爽。魏、蜀二个被托付重任辅佐幼主的两对人,蜀在前,魏在后,看看他们各自相处的关系,亦可见各自为人之人品了。我们先说司马懿与曹爽。
  齐王芳即位时,改年号为正始,以曹爽与司马懿辅政。曹爽是曹家的人,与曹操、曹丕是本家,其父曹真是曹家的族人,年轻时与魏明帝是小伙伴。为什么要司马懿来辅助呢?因为曹爽在此前没有带兵打过仗,一个政权当然要枪杆子来支持的,明帝时一些重要战役都由司马懿来指挥,司马懿有作战的经验。这样一文一武的搭配,才能支持这个政权的正常运转。中国历代王朝,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文官主持日常政务,武官则是备而不用。《三国志·魏书·曹爽传》称:“(明)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井受遗诏辅少主。”曹爽与司马懿共辅少主,魏是曹家的天下,那么在正始初年,由曹爽主持日常政务,也是正常的,故裴松之注云:“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之后在丁谧的策划下,以司马懿为太傅,史称:“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恆父事之,不敢专行。”论年龄,司马懿确是曹爽的父辈,曹爽早年是魏明帝的玩伴,而司马懿与曹丕为友,他们之间是两代人。当时曹爽对司马懿并未存戒心,而司马懿则是心机颇深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实际上是待机而发,这一点曹爽对司马懿的本质没有看清楚。既然是曹爽主持政局,那么由曹爽来组织班子自然也是正常的事情,“乃以(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何)晏典选举,(毕)轨司隶校尉,(李)胜河南尹。”同时以曹爽之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曹家兄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这个情况维持到正始九年(248年),那时齐王芳也已十七岁了。《三国志·魏书·曹爽传》称:“宣王秘为之备。”
  郑重:那么历史发展下去,即是曹氏皇族与司马氏家族的斗争,司马懿是如何秘密策划,如何把权力从曹氏家族转归司马氏家族的呢?
  朱永嘉:《三国志》没有具体记载,其细节见于《晋书》。司马懿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晋书》称司马师为景帝,称司马昭为文帝,《晋书·景帝纪》称:
  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害怕政变失败,后果严重)。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从这段记载,可见司马懿发动政变早有预谋,两个儿子中知情的只有司马师,连其次子司马昭也一无所知。司马师在魏明帝时,曾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管过首都的禁卫部队,他在禁卫军中有一定基础,他与曹爽所依靠的主要骨干皆往还密切。司马师字子元,史称:
  (司马师)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
  由此可知曹爽这个核心班子,对司马家族毫无戒心。而司马师与其父司马懿一样,十足是一个两面人,在曹爽、何晏面前扮演假面人,背后却处处隐藏杀机,在阴谋夺取国家权力上,司马家族没有任何人性可言。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载:“(正始)九年(248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往诣宣王。宣王称疾困笃,示以羸形。胜不能觉,谓之信然。”由此可知,曹爽还是事事都报告司马懿,而司马懿极有心机,装病麻痹曹爽。故曹爽对事变毫无思想准备,事后又充满幻想。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更加具体介绍了此事之经过,甚为生动,今引其文于下:
  爽等令胜辞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见胜,胜自陈无他功劳,横蒙特恩,当为本州,诣閤拜辞,不悟加恩,得蒙引见。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谓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赖明公。然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可见司马懿已经装病一个阶段了),何意尊体乃尔!”宣王徐更宽言,才令气息相属(装得真像),说:“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复阳为昏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错乱其辞,状如荒语。胜复曰:“当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谓胜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勋。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因欲自力,设薄主人,生死共别。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区区之心。”因流涕哽咽。胜亦长叹,答曰:“辄当承教,须待敕命。”胜辞出,与爽等相见,说:“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又云吾当作并州,吾答言当还为荆州,非并州也。徐徐与语,有识人时,乃知当还为荆州耳。又欲设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须待之。”更向爽等垂泪云:“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
  从这一篇文字,可以看到司马懿何等狡猾,而李胜又何等天真,司马懿装病是麻痹对方以等待时机。裴松之注引《世语》云:
  爽兄弟先是数俱出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由此不复并行。至是乃尽出也。
  郑重:看来如司马懿那样的人物,是典型的两面派,说的话是假象,说的不做,想做的却又不说,而是在背地里偷偷做准备。曹爽那帮皇族,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经过艰难,盲目相信他们的话,结果则是时机一到,他们就搞突然袭击而翻脸不认人了。
  朱永嘉:事变发生在正始十年(249年)正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载:“车驾朝高平陵(在洛水南,距洛阳九十里),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阻断曹爽兄弟还洛阳必经之路途)。”然后假借皇太后的名义下令:
  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郑重:这是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搞的政变,那么曹爽遇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是如何应对的呢?
  朱永嘉:《曹爽传》对此事叙述得很清楚: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太后召,矫诏开平昌门,拔取剑戟,略将门候,南奔爽。宣王知,曰:“范画策,爽必不能用范计。”范说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范重谓羲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令於天下,谁敢不应者?”羲犹不能纳。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爽於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还第。
  郑重:曹爽怎么不懂得放弃反抗和斗争是死路一条,到了这种时候怎么还能对司马懿抱有幻想呢?曹爽他们回到洛阳后的情况怎样?
  朱永嘉:裴松之注引《魏末传》云:
  爽兄弟归家,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兄弟举动。爽计穷愁闷,持弹到后园中,楼上人便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爽还厅事上,与兄弟共议,未知宣王意深浅,作书与宣王曰:“贱子爽哀惶恐怖,无状招祸,分受屠灭,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返,数日乏匮,当烦见饷,以继旦夕。”宣王得书大惊,即答书曰:“初不知乏粮,甚怀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寻送。爽兄弟不达变数,即便喜欢,自谓不死。
  由此可知,曹爽兄弟生于宫廷,嬉戏而长,不知世间之权变计谋,生活过于优裕,一旦面临事变则不知如何应对,死到临头,尚不知因由,可悲,可叹。
  司马懿进一步处置曹爽兄弟及其亲信,是选择黄门监张当作为着手点,先收当治罪,然后利用张当造作口供,借此将曹爽及其羽翼一网打尽。《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载:
  (张)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会公卿朝臣廷议,以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讬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由此可见司马懿手段之狠毒,曹爽与一般书生之天真无能,怎么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毕竟经历过战场上的出生入死,而曹爽等人是世家子弟,何晏等只是书生,毫无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
  初,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郑重:看来,司马懿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用何晏来穷治曹爽及其亲信。何晏这个人怎么那样傻,心甘情愿被司马懿当枪使?朱老师,你介绍一下何晏这个人的状况。
  朱永嘉:关于何晏这个人的出身,他是东汉末年何进的孙子,曹操娶了他的母亲,也就收养了何晏,之后何晏娶了曹家的公主,故他与曹家有密切的联系。魏明帝时为冗官,忙于研究哲学,注释过老子的《道德经》。《世说新语》之《可语天人》条云: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从这一点上可知,何晏在做学问上还是比较谦逊的,王辅嗣即王弼,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王弼为《道德经》所作的注,还能成一家之言。何晏作为一个书生,在生活作风上,有一点魏晋风度,比较超脱。《世说新语》之《服散效用》条云:“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鲁迅曾著文介绍过魏晋人服用五石散的风俗习惯。关于“正始玄学”,何晏得风气之先,在哲学上崇尚老子,“以无为本”。何晏有一篇《无名论》,他说:“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道者,惟无所有者也。”那个时代,大家议论多的是《生无哀乐》、《养生》、《言尽意》,都与《周易》相关,这大体上是魏晋玄学议论的主题,而何晏是始作俑者之一。从哲学上讲,这一股思潮起着反对传统和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作风上表现为放荡不羁,不受任何约束。抱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参预到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那就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了。
  郑重:看来,玄学只能用来清谈。这次政变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桓范,能不能也介绍一下这个人物的情况?
  朱永嘉:《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治下邳。……正始中拜大司农。范前在台阁,号为晓事,及为司农,又以清省称。范尝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范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及宣王起兵,闭城门,以范为晓事,乃指召之,欲使领中领军。范欲应召,而其子谏之,以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疑有顷,儿又促之。范欲去而司农丞吏皆止范。范不从,乃突出至平昌城门,城门已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呼之,举手中版以示之,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侧。范南见爽,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徵四方以自辅。爽疑,羲又无言。范自谓羲曰:“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倒矣!”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谓诸从驾群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过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独有以不合于远近耳!”遂进谓帝曰:“陛下作诏免臣官,报皇太后令。”
  郑重:实在书生气,不知死已临头。
  朱永嘉:是的。《魏略》接下去说:
  范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义也。范乃曰:“老子今兹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还宫,遂令范随从。到洛水浮桥北,望见宣王,下车叩头而无言。宣王呼范姓曰:“桓大夫何为尔邪!”车驾入宫,有诏范还复位。范诣阙拜章谢,待报。会司蕃诣鸿胪自首,具说范前临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诬人以反,于法何应?”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范于阙下。时人持范甚急,范谓部官曰:“徐之,我亦义士耳。”遂送廷尉。
  看来桓范是曹爽的老一辈,经历比年轻人多一些,他读《汉书》,写历史文章,懂得一点历史知识,对问题看得比较透彻一些,知道事情利害,事前他就警告过曹爽兄弟“不宜并出”,但这次曹爽他们还是全都出城了。事发以后,桓范也知道如何化解,但曹爽实在是扶不起的纨绔子弟,不知后果,一厢情愿地向别人的圈套中钻。
  郑重:处理完曹爽集团以后,司马懿是否就安心了呢?
  朱永嘉:没有,中枢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带兵在外的人,是否听命于他呢?特别是在南边与东吴对峙的王凌,司马懿一直不放心。他先把正始的年号改为嘉平,司马懿是在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去世的,在去世之前的那年六月间,《晋书·宣帝纪》称:“帝寝疾,梦贾逵、王凌为祟,甚恶之。”
  郑重:司马懿为什么会梦见这两个人作祟呢?
  朱永嘉:那是司马懿心中另外一件亏心事。王凌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侄子,《三国志·魏书·王凌传》载其事云:
  初,凌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及临兖、豫,继其名迹,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是时,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凌就迁为司空。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凌为太尉,假节钺。凌、愚密协计,渭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凌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广。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三年春,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凌阴谋滋甚,遣将军扬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凌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宣王遂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乃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
  裴松之注引《魏略》叙述了一个细节,记载司马懿使人解王凌缚后二人相见的情况,其云:
  凌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馀丈。凌知见外,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使人送来西(指送还京师)。凌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凌行到项,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遂自杀。
  又引干宝《晋纪》:
  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遂薨。
  郑重:这些细节之记载,只是当时士子对司马懿之为人的一种反映。
  朱永嘉:《晋书·宣帝纪》之末有一段话,讲司马懿性格及曹操对他的看法,其云: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曹丕与曹睿都没有上过前线,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没有经历过艰难和战场上生死考验,怎么会识人呢?《晋书·宣帝纪》还有一段唐太宗李世民为司马懿所作之制文,其中有一段话是从人品的视角评价司马懿,其云:
  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指东对辽东之公孙渊,西对西蜀之诸葛亮)?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指其事遗臭万年),溺于利者则伤名。
  李世民这一番议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那些想“隐过当年”的人,很难避免“见嗤后代”的结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迟或早,历史自会给他以定评的。再说,当时真正想废掉齐王芳的,还是司马懿,魏明帝忍死托付重任辅佐幼主的事,司马懿并未真正放在心上,在当时条件下,这件事他自己不便做,留给儿子司马师去做了。
  郑重:那么司马师如何设法废掉齐王芳,另立一个傀儡的?
  朱永嘉:司马懿去世是在嘉平三年,次年其子司马师继其位。到嘉平五年(253年),齐王芳也已二十三岁了,照理应还政于齐王芳,司马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起大案,《晋书·景帝纪》有段简单的记载: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羡以车迎丰。丰见迫,随羡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因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镮筑杀之。逮捕玄、缉等,皆夷三族。
  这件事涉及皇后之父张缉及其家族,“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晋书·景帝纪》载:
  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庙。”
  这样便启动废除齐王芳,议立明帝之弟高贵乡公曹髦,实际上曹家王朝已经被司马氏所取代了,当年司马懿以王凌要废齐王芳而夷其三族,最终废掉齐王芳的还是司马家族。
  郑重:在这个事件中,有什么关键人物可以说说吗?
  朱永嘉:此事件的关键人物是李丰,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也。……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后转骑都尉、给事中。帝崩后,为永宁太仆,以名过其实,能用少也。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仆射。……曹爽专政,丰依违二公间,无有適莫,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至嘉平四年宣王终后,中书令缺,大将军谘问朝臣:“谁可补者?”或指向丰。……丰为中书二岁,帝比每独召与语,不知所说。景王知其议己,请丰,丰不以实告,乃杀之。其事秘。及死后,有司籍其家,家无余积。
  关于司马师与李丰之间的对话,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大将军责丰,丰知祸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大将军怒,使勇士以刀环筑丰腰,杀之。
  这次事件中,另一个被牵连的重要人物是夏侯玄,《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云:
  玄字太初。少知名,……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
  可见这件事不是夏侯玄主动,是被李丰牵涉进去的,史称:“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巿,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四十六。”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太傅薨,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子元、子上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二人的字)。”玄尝著《乐毅》、《张良》及《本无肉刑论》,辞旨通远,咸传于世。玄之执也,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大将军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玄自从西还,不交人事,不蓄华妍。”这次夏侯玄被牵涉进去,可以说是飞来横祸,也许其威望太高正是他招忌的原因吧,可见那个时代做人之难。夏侯玄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主持过关中的军事,还能读书著述,讲历史人物,在曹魏诸公子中,他算是一个佼佼者了。
  郑重:这个大案以后,司马师又如何废齐王芳的呢?
  朱永嘉:《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叙述了司马师废齐王芳的过程,其云:
  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王出后,景王又使使者请玺绶。……景王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
  从这个过程看,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是司马师一手包办的,其中司马孚的态度略有不同,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舆情,禅代的过程并不得人心。所谓太后之令,也是废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形式,实际上都是执政者假借的一个程序化的形式,太后哪有力量来抗衡呢?这世上没有什么抽象的程序正义,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双方力量的抗衡。
  郑重:司马师废掉了齐王芳,那么他立的高贵乡公曹髦的结局又如何呢?
  朱永嘉:曹髦字彦士,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次年改元为正元二年(255年)二月,司马师便在许昌去世,司马昭继位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曹髦只做了四年半皇帝,就被杀了,当时曹髦只有二十岁。可见在司马氏手下,做一个傀儡的日子也不好过。比较起来,汉献帝在曹魏那儿做傀儡日子要好过一些,至少还能寿终吧!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其事之经过云: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贾逵之子)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这里可以知道,司马孚的态度略有不同,至于这一事件的过程,《魏末传》所记更加具体,其云:
  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这件事毕竟是弑君之罪,要有人来顶这个罪名。《世说新语》之《但见其上》条云: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郑重:这也是借刀杀人,事成后,这些人又当了替死鬼。
  朱永嘉:指挥杀死高贵乡公的是贾充,而执行刺杀的是成济,于是以成济兄弟二人来顶这个罪名。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这大概也是做狗腿子的下场,死有应得。
  司马昭是如何辅助只有二十岁的高贵乡公曹髦的呢?有一句成语,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事后,司马昭杀二个小人物作替罪羊。此后,司马昭立曹操之孙,也就是燕王曹宇之子陈留王曹奂为帝,那时曹奂只有十四岁。立未成人之少帝便于掌控,这是权臣们立帝之惯例。其实高贵乡公曹髦即位时,也只有十五岁,在位五年,到二十岁就忍受不了而被杀。曹奂在位也只有五年,司马昭去世,时年五十五岁,由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国公,次年陈留王便禅位给司马炎,是为晋武帝,魏朝转为晋朝了。退位以后的陈留王,反倒活到五十八岁,由于远离了最高权力之争,反而没有了生命的威胁。
  禅代问题,毕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司马氏以晋禅代魏的过程,如果从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件算起,前后有十六年之久,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尽管他们的权势炙手可热,在朝堂上还有李丰谋划政变,在南方还有王凌、毋丘俭、诸葛诞这三股忠于魏室的势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加以平息,所以要到司马炎才完成以晋禅代魏的过程,有那么一段时间,不仅是曹魏残余的军事政治力量需要消化,而且舆论压力也相当大,如竹林七贤,特别是其中领袖人物阮籍和嵇康,就始终对司马氏的权势抱不合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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