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对儒家的批判朱永嘉 (2018-03-12 00:17:53)[编辑][删除]转载▼ 　　按： 　　《李贽对儒家的批判》是本人《论李贽》中的一个章节，现在博客刊载，供读者批评指正。 　　 　　 　　李贽对儒家的批判朱永嘉 　　 　　李贽对儒家始终抱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如他在《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历代统治者所作的政治结论，往往是“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都是相对的，有时限的，很难成为绝对的东西，这一点对今人也有启发意义。如他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一反儒生的观点，把陈涉列在本纪，称其为匹夫首创。李贽在《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中贬低儒臣，认为“名臣未必知学而实自有学”，“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李贽针对汉代元、成、哀、平时期的儒臣误国之事，他强调“受人家国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因而李贽对后代的儒家，无论汉学还是理学，他都抱批评的态度。李贽在《世纪总论》中提出治乱与文质之间的周期性关系，实际是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问题，其云： 　　一治一乱若循环，自战国以来，不知凡几治几乱矣。方其乱也，得保首领，已为幸矣。幸而治，则一饱而足，更不知其为粗粝也。一睡为安，更不知其是广厦也。此其极质极野无文之时也，非好野也，其势不得不野，虽至于质野之极，而不自知也。迨子若孙，则异是矣，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行阵之险，惟知安饱是适而已，则其势不极文固不止也，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虽神圣在上，不能反之于质与野也。然文极而天下之乱复起矣，英雄并生，逐鹿不已，虽圣人亦顺之尔。（《世纪总论》） 　　治乱在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地反复出现，从社会风气这个视角看，那么它与质文之间的往复相关，盛世往往是衰世的起点。李贽在许敬宗传之末，有一段议论，讲西晋武帝时的风气，其云： 　　世谓晋人多风致，何曾日食万钱，风致尚矣，曾尝指诸子孙曰：尔辈必及于难。怀愍二主首领不保，何有于金谷园，何有于石季伦、潘安仁、张茂先、陆士衡诸名士等哉。然则（何）曾之智早矣。（《藏书》卷三八《儒臣传·词学儒臣》） 　　西晋这个王朝便败在其子孙手上，八王之乱，不就是司马氏的子孙搞起来的。司马氏以诈起家，报应在其子孙身上，掘祖坟的正是自己的子孙辈。再说唐代开元、天宝的盛世，接下来的乱世便启于安史之乱。前一个历史时期，舆论热衷于宣传盛世的大国崛起，我很反感，有人问我宣传盛世有什么不好，我反问盛世下面是什么？是衰世也。质文的关系，对比一下建国初的社会风气与十八大以前的社会风气，便可以知道文质的差异了。故看一个社会的趋势，还是要看其坚持勤俭持国、厉行节约的风气占主导，还是以奢侈豪华为尚的风气为主流，这始终是一个阶段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志性符号。县里面的城隍庙与土地庙都变成高楼大厦了，那就不是一个好兆头。红楼梦中贾府那个轰轰烈烈的场面，最终还只能是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言还是自己儿孙好，总不至于掘自家的祖坟，其实不然，真正掘祖坟的往往正是自己的不肖儿孙辈，这是为中国千百年来各个王朝的历史所反复验证了的。治乱与文质的周而复始的规律不能改变，而周期的长短却因人的认知是可以改变的。 　　在如何用人的问题上，李贽在《智谋名臣论》中表示，他不喜欢那类真正节义之臣，他认为： 　　士之有知谋者，未必正直；而正直者亦未必有智谋，此自然之理也。世人之贵正直也久矣，余谓惟智谋之士不用，而后正直之臣见节义之行始显耳。节义者，败亡之徵也，东汉之末事可见矣。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 　　汉兴，陈平之谋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勋，亦且有安社稷之烈。 　　所以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唯才是举”之令有其合理的一面，曹操重用的将领，便有不少是从袁绍那儿过来的，曹操并不追究张辽、张郃的历史问题，郭嘉也是先到袁绍再到曹操那儿的，只有吕布才因为反复无常而被曹操所杀。李贽认为，“智谋之士可贵也，若夫惇厚清谨，士之自好者亦能为之。”他们的特点是：“以之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是亦不足贵矣。”用人还得看人的才能与时势的需要，有一点必须注意，乡愿式的人物千万用不得，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战国时期荀、孟二派，李贽倾向于荀子，他在荀卿传后称： 　　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轲也。中间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藏书》卷三二《儒臣传·德业儒臣》） 　　他批评孟子的“王霸之辨则舛谬不通甚矣”，最能代表孟子王霸之辨的，当以董仲舒所言：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 　　李贽批判董仲舒时指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可正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他指出，董仲舒讲灾异不是为了利吗？自己差一点为此送了命，赦免以后，不敢复言灾异，不正是为了保身吗？怎么不讲利呢？李贽在孟轲传中说： 　　夫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二百余年之周，借是以延长不灭，谁之功耶？而以为“无道桓文之事”，可欤？盖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实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概为门弟子云耳。（《藏书》卷三二《儒臣传·德业儒臣》） 　　李贽在孟轲传附乐克论中，强调士大夫要有一点狂狷的性格，狂者，任性傲慢，狷者，耿直不阿于世，为人要如此，作文也要如此。他说： 　　文章亦然，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以不知也。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虽心源莹徹，未知何如。予独怪其论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后，一眼觑破，如日镜之于形影也。如死者复生立而在于前，相对语笑，复欷歔涕泣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苏氏兄弟，一为狂，一为狷，坡公论议节概颇与谪仙相似，第犹有耿耿忠爱之意，卒至坎懔以死，亦其宜耳。当其时，君相知之矣，但所谓知公者，亦不过以其才之奇耳，则谓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祢正平之狂與。嗟夫！世无孔子，则古今天下无真是非。世无司马，则谁为继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语狂狷也，知狂狷则知善人矣。（《藏书》卷三二《儒臣传·德业儒臣》） 　　李贽这一番对汉代史学、唐宋文学诸人之评论，颇有见地，实际上也是李贽夫子自道也。其为人为文，既狂又狷矣，因其狂而又狷，才能有独到见识。最为精辟的是，李贽在柳宗元传末，说了一段评语：“柳宗元文章识见议论不与唐人班行者，《封建论》卓且绝矣。”难道毛泽东推重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是受李贽的启发吗？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要我们标点注释过《旧唐书》的李愬传，而李贽在李愬传下的评语是“大见识力量”。记得在1958年时，毛泽东曾推荐高级干部读《三国志》的张鲁传，而李贽关于张鲁传的评语，则称： 　　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已信，号祭酒，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之，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踞巴汉垂三十年。（《藏书》卷五七《贼臣传·妖贼》） 　　更为奇特的一点，李贽在李勣传后，有一大段对武则天的评论，李贽说： 　　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夫所贵乎明王者，不过以知人为难，爱养人才为急耳。今观娄、郝、姚、宋诸贤，并罗列于则天之朝，迨及开元，犹用之不尽。如梁公者，殊眷异礼，固没身不替也。宋璟刚正嫉邪，屡与二张为仇，武氏亦不过也。何也？贤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爱惜而敬礼者也。彼其视庐陵王、相王懦而不足与有为，不待他日有天下而见也。然则武氏决非女主也审矣。善乎贾生之言曰：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兢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观之，帝王卿相所责者固大矣。（《藏书》卷五六《武臣传·贤将》） 　　李贽这样来评价武则天，在当时多少有一点犯忌了。关于《藏书》我就介绍这一点，其中可言说者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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