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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意识”说到《吕氏春秋》的《不二》、《执一》与《贵因》——病后读书随感

朱永嘉

  从“四个意识”说到《吕氏春秋》的《不二》、《执一》与《贵因》——病后读书随感朱永嘉 (2018-02-25 10:13:09)[编辑][删除]转载▼
  前个时期上海流感大流行,尽管我足不出户,也在劫难逃,而且还反复了二次,病中实在无聊,就随便翻书。随手翻检那本《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看到其中第三节讲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问题,共列十四条,其第一条是这十四条的总纲,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核心意识”,这是前提,目的则是使全党和各级领导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伟大奋斗目标。在目的之实现上,还有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我们各项工作都能稳中求进。怎样领会和理解这个总基调的领导方法呢?我带着问题去翻古书,看看能不能从古人那儿得到一点启发,手边正巧有一本我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吕氏春秋》,其中有些内容今天看来对我们尚有历史借鉴意义。
  关于“四个意识”问题,说到底是要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基础上,达到全党统一认识、统一意志,齐心协力,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吕氏春秋》之《不二》与《执一》这两篇讲的是同一主题,即在国家治理上,集中统一之必要性。《吕氏春秋》这本书,是吕不韦召集一批知识分子,为秦始皇编的一部教科书。编书的时间是在秦始皇亲政之前,那时是战国末期,它也是为秦统一六国作理论准备的。当时正处于苏秦、张仪之类纵横家策士横议的时代,苏秦、张仪是古代中国的策士,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在美国基辛格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策士的身影。此人我在上海见过几次,毛主席称他为燕子,说燕子低飞,天要下雨,这个燕子可是有主的,他是为自己主子飞来飞去当谋士。那时他来中国,可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我们是要利用美苏冷战为中国谋利益。那时的中美关系是各取所需,是当时大国矛盾的产物。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世界国与国的关系,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围绕利益和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转化的。从奥巴马、希拉里到特朗普,他们的对华政策是一贯的,最近他们的国情咨文不是表达地更清晰了吗?其实美国的这些带有敌对性的言论由来已久,这是霸权主义观念必然的产物,对于这样的言论,毛主席曾对当年艾奇逊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说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也就是不要有任何幻想,霸权主义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它们的命运谁也改变不了。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事,静观其变。《孙子兵法·军形》有云: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不可胜在己,就是搞好自己国内的事,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这么广阔的疆域,没有任何敌人敢来中国大陆轻举妄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立,不能靠乞求,还得靠不断斗争才有希望。中国只要没有内部的分裂,大家团结一致,任何一个侵略者都难以占到契入点的。为了使自己处于不可胜的地位,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既定国策,这一点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会改变。千万不能把他们说我们几句好话便当真以为是好朋友了,那可要吃大亏的。在美国国内有不少说客,不断地发表各种议论,对于这些不三不四的说客的言词,一定要先看看他们说话的背景,以及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利益是什么,才能决定如何应对。对于这样一些说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惯于借纵横之策,“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顾炎武《日知录》)在这样一个众说蜂起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时代,国家的治理,必须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二》篇有这样一段话: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这里金鼓是喻指军队在指挥作战时,必须有统一的号令。古代作战时,以击鼓作为前进的号令,鸣金则是收兵的号令,士兵的行动都必须听从号令的指挥。在军队的众多士兵中,无论其个人是智还是愚,都要服从统一的号令来决定前进还是后退,无论勇者还是怯者,进退的步伐都要统一,这样才能保障战争的胜利。在国家治理上也是如此,它的中心议题是“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便有一条“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无论治军还是治国,在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从管理国家和指挥军队的各级党政领导讲,要懂得指挥和管理上的方法。从被领导的各级干部和士兵讲,不听教令而自行显示其才干和能力,自以为强悍而有意逞能、追求速度,脱离了大局的整体,不仅不能成其事,有时反而添乱。治乱、安危之分,关键在于能不能集中统一大家的意志。
  《执一》的主旨与《不二》是相通的,其内容亦是互相连接的。所谓《执一》,就是执守根本,坚持道义。“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的目的是为了权力和政令的集中统一,是“一则治,异则乱”这一命题的具体化。作者提出这一命题,在当时自然是为了秦统一六国及统一以后的治国理政提供理论依据。在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也可以不断找到反面的案例作为印证。如东汉末的党锢之祸,唐代的朋党之乱,宋代的元祐党争和明末的东林阉党之争,几乎都直接间接地导致了王朝的覆灭。《执一》的第一节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其云:“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所谓“骊”,是古代由四匹马拉的一辆马车,这样的马车只能由一个人来指挥才能前行。门闾,古代城市内都按照坊里来划分区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居民区。当时这些坊里都有围墙围着,有一个大门作出入,那就是门闾,闾门的启闭都有固定的时间,朝启暮闭。坊里的内部还有一横一直的道路,可供马车通行。作者假定由四个人各自执鞭来指挥马车前行,东西南北的前进方向又不一致,那么这辆车便很难跑出门闾了。为什么?因为指挥不统一呀!
  我想“四个意识”的主旨,也就是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下,保障党对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执一》所举的这个案例说明,我们国家的行政领导体制与西方的行政领导体制不同,西方走的是多党制下的议会道路,若以美国的政治体制为例,白宫与国会的众参两院,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既有一致、也有矛盾的互相制衡关系,要在异中求一,便是一个很艰难的历程。如在联邦政府财政开支上一时不能求得一致,联邦政府便只能暂时关门,那就苦了要在联邦政府办事的老百姓。两党轮流执政,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往往言而无信,特朗普上台,就推翻了奥巴马许下的许多承诺,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不好办、也办不好的事,今后他们的对华政策的走向如何,我们还得走着瞧。如果在中国照搬西方的那套行政体制,那不就完全乱套了吗?因而读一下《吕氏春秋》中《不二》与《执一》两篇文章,对我们理解坚持“四个意识”,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体制之必要性及其中心主旨,还是有益的。从总体的行政效率上讲,集中统一的行政体制也要高于三权分立的体制,这是东方与西方在传统上不一致的地方。当然,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保障国家治理的效率上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只能建立在思想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上,也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之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大前提之上,如果偏离了这个大前提,我们也会遭遇严重的挫折和困难。故我们不断前进的历程,也总是多少带有波浪形的发展前进过程。
  《贵因》这篇文章的主旨,讲的是人门如何自觉地把奋斗的目标与客观现实之因果关系紧密而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顺利又快速地实现我们为之奋斗的既定目标。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身在中原某地,如何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其云:
  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静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行人之所以能静立安坐而至远途,是借力于车船之便也。因者,即善于因势利便,强调“因则功”、“因者无敌”,治水要“因水之力”,管理国家要“因人之心”、“因民之欲”。在对敌斗争中,也要善于因势利便,《孙子兵法》之第一篇《计》篇有这么一句话:“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势,是指两军相争时,各自所处之态势。利,是要分析,哪些因素对敌有利,哪些因素对己有利。权,指权变,那就是要计算在天时、地理、人和这些因素中,哪些因素对己有利,哪些因素对敌有利。计,即谋划,如何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因素,避免对敌有利的因素,从而制定作战的方略,权就是计算其中之利害与得失。这是战争中指挥官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个“因”说到底也就是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写了一篇《关心群众,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也讲了一个与《贵因》篇中相类似的比喻,他说: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这与前面《贵因》中讲的远行必须借助于车和船,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比摸石头过河要有把握一点吧。毛泽东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那时红军要在根据地扩充兵员,他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那么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我们对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提出我们一定要为民众做很多工作: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这里就讲了一个任务和方法问题,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是任务,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生活便是过河的船与桥,远行的车与舟。
  毛主席还把江西兴国的长冈乡及福建上杭的才溪乡作为案例,来说明只要能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生活,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那么就能很出色的完成革命任务。他说:
  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消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
  这几十年来,我们基层的县和乡镇这一级政府,缺少的便是如何主动全心全意地关心群众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缺少组织群众齐心协力地去解决群众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干群之间缺少革命战争时期那种鱼水之情,多的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官本位思想。政府的大门变成过去的衙门,门卫森严,老百姓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只能上门去求政府了,缺少政府主动关心和帮助群众。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大家就是把眼睛向上看了,而不是眼睛向下,认真关心群众生活的疾苦。在完成党下达的各项任务时,往往是官僚主义地停留在会议上,和书面与口头的汇报上,采取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方法,干群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考虑更多的是管理上的方便,而不是群众实际的需要。有时候对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而是简单化地强迫命令的办法,弄不好往往把好事也办砸了。这些正是我们在工作方法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思想观念上要改变当官做老爷的作风,要树立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作风,这才是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必备的条件和工作方法。
  毛主席在1943年6月1日,为中央写了一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题目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两条:“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关于第一点,他说: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关于第二点,他说: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两点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般号召是从群众中来的意见集中起来的结晶,个别指导也就是到群众中去取得第一手的经验和认识,借以补充和修正一般号召所不足的地方,这样既使领导在反复实践过程中使一般号召变得更加正确,更加符合实际,也使领导和群众之间形成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血肉关系,而不是冷冰冰的官民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还批评了不良的作风,他说:
  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批评,也正是我们工作方法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当前反对四风及工作作风建设的问题上,突出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问题,新华社写了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中央领导为此专门作了指示,在去年12月25日与26日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上,特别强调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党的各项任务之落实,都依赖于有一个好的工作作风,就是必须牢固树立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一般号召与具体的个别指导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把党的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就以社会安全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如何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任务,要落实到城市治理上,确实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幸福着想,当这个任务具体落实到居民区时,便有一个拆除违章建筑的问题,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之老旧的居民区,那些老旧的房屋建筑,几乎普遍搭建着一些违章建筑,居民们之所以搭建这些违章建筑,也确实出于人口增加了,由于居住的需要而不得已而为之,许多居民都是屋上叠屋,把车库改造成居住场所,在天井中搭建棚屋,用以居住或者储藏杂物的场所。居民们之所以如此,亦出于居住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需要,这中间确实存在不少安全隐患。至于中小城市棚户区的改造,这一类问题更多,道路、下水道、电路、燃气一类问题不少,从防灾角度讲,都需要改造,这也是为了居民的安全问题考虑。究竟如何处理这一类问题,那就应该从关心群众生活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拆字,还是可以用各种办法来消除安全隐患,拆也只是其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一切都要和群众商量着办,既要消除隐患,该拆的拆,也要先安排好群众居住的困难,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如果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办法,通过行政命令采取一刀切强行执行的办法,往往会变成与群众处于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和冲突一旦有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更会引起舆论上的各种不满情绪。而被提到有问题的地方往往主动在网络上删禁而加以封堵,但是这种视频的传播也是堵不胜堵的,况且这种迫使“百姓不敢诽怨”(《贵因》)的做法不是一件好事。关于这个问题,《史记·周本纪》中周厉王与召公的一段对话讲得很好,周厉王三十一年,对民众的言论监督很严厉,民不敢言,道路以目,史载:
  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召公这些话还是千古经典之言,国家的财用,百姓的衣食,都是劳动者提供的,对于善和败,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体会最深,要让他们说话,可以分辨何者为善,何者为败,才能行善而备败。所以说堵民之口如堵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意谓堵水的话,水位高了总要决口的,决口也就是闹乱子,那伤人就大了。有人骂几句还是好事,可以使自己保持清醒,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和初始状态。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比古人理解得更深刻一些,而且二千多年来这个道理的正确性是屡试不爽的。所以堵不是好办法,有问题要分清是与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认理的,那样才能“事行而不悖”,否则的话,那只能是非不分,在民众中孤立自己。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是谁在那里堵,实际上事态相关之行政部门,他们也有一个不好的心态,说轻一点是家丑不可外扬,说重一点是怕影响了前程,现在叫作为官的上升空间,而这样做,伤害的是民心,是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具体的矛盾也不一定能合理的解决,即使一时掩盖过去,纸毕竟包不住火,过一段时间还会激烈地再在另一个问题上爆发,积叠多了,会总账一起算,那就断了你官位上升的空间了。说到底,这一切还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这个做法不是维稳的办法,相反,是给自己为官的前途埋下将来爆炸的地雷吧!故堵的结果,只能是民意不能上达天庭,那样欺上瞒下的结果,可是乱的源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纠正误报,如果确有失误之处,则认真改正,自然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否则的话,那就不仅达不到做好安全工作的要求,而且完全背离了“因人之心,因民所欲”(《贵因》)这个行政的基本宗旨。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反映在我们每一件具体工作的过程上。
  实际上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确实也有不少很好的经验。如今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第12版介绍了距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兴街道电化生活区改造的经验,那就非常好,从2014年至今,石家庄共改造老旧小区866个,仅2017年石家庄就一共投资4亿多元,拆除私搭乱建一万余处,一个个老旧小区变得方便、干净,也更加安全了。当然,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也曾经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河南位于中原大地,是人口大省,也是洛阳、开封这些古都所在,这个时期,不知为什么,那儿的衙门老是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事。1月30日,《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刊登了一件河南郑州城管抽梯事件引起的悲剧。1月23日,一个工人在一家企业楼顶安装户外广告,城管人员赶来制止,以非法安装为由制止安装工作,但在安装人员下楼之前,拿走了搭在楼上的扶梯,一名工人通过安全绳滑落,失手坠落,不治身亡。结果这位城管人员被停职,并移交纪检机关处理,文印店主也被刑事拘留。我想到的是楼顶广告属于违建,为什么不广为宣传和告知呢?发现了问题,作为执法单位的郑州航空港区执法局的管委会之领导,为什么不亲临第一线做说服工作说清楚利害关系?执法时领导全都不在场,对方已经同意拆除了,人已上屋顶了,因没有电,一时动不了工,城管把梯子搬走,工人只能沿着安全绳滑下来,从而不幸坠亡。死者是贫困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只有31岁,未婚,对于这个家庭可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事后那个单位的党政办副主任李自强接受采访时,说安装广告牌是违规的,《郑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条例》在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在网上可以查到全文。这充分说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他们为什么不亲自到第一线与群众一起来用妥当的办法处理这件事呢?这中间还是有一个相关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也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领导为什么没有到第一线来做好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大家为什么不协同一起来做好这件具体工作呢?悲剧发生以后,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党政办副主任李自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墙上贴着醒目的“禁止吸烟”的标识,而李自强却手上拿着烟雾缭绕的香烟在吸烟,面前放着大大的烟灰缸,嘴上还说着管理人员要依法执法。对于该案要严格依法办理,那么有文件规定,公务员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规定嘛,这样的言行不一,怎么能对群众严格执法呢?这样的作风与共产党的作风恐怕是两回事吧。再说这个梯子是商家自己买的,凭什么搬走这个梯子呢?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执法局的副局长秦新东说,拿走梯子是为了登记保存,这也缺乏法律依据。这个案子的相关法律责任究竟应该怎么算呢?现在可以知道,协议三方赔偿死者家属123万,郑州航空港区执法局赔偿20万,公司赔偿10万,承接广告牌的文印店赔偿43万,可见主要责任在郑州航空港区执法局,那么相关领导部门成员的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还没有向社会作过交代,处理的过程还是就事论事地避重就轻,如果不提到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高度来提高认识,那么在别的部门,在别的工作上,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在其他事情上也会表现出来。为官者如果没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坚持高高在上的官本位,处处以管理者居高临下地对待民众的生活,这也说明我们一些基层部门的党组织缺乏合格的党员,缺乏好的带头人,一旦出了问题,能推则推,实在推不掉了,那只要花一点公家的钱就能消灾,那就很难做好工作了。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类事例,尽管在郑州发生的问题,还都是小问题,但如果讳疾忌医,如果不能拿这些问题作案例,深刻解剖和分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话,这类事例还会不断再现。要知道,如果有客观条件的话,一点火星也会引爆燎原大火的。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任务,至于产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根源,有历史与现实二方面的原因。从历史这个视角,这是二千多年来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必然的伴生物,其在行政管理上必然是官本位的“管”字当头,历史传统中这个消极影响还是在继续发挥作用,当官就可以作老爷嘛。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不少人受这种影响,缺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年来,我们不少同志缺少如何做群众工作的好传统,在工作方法上简单化,自然会在干群与官民之间产生对立和冲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来克服的一个问题。郑州航空港区执法局只是个案,这可是教育我们广大干部的好教材。
  如何从实际工作中推广和宣传好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也许改正作风问题是当务之急,也许还有一些问题被捂着呢,中国有一句老话,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遮遮掩掩不是好办法,现在最迫切的,还是应该如毛主席说的,让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维护群众的实际利益,这才是在拆违问题上必须贯彻执行的党的优良作风,千万不能在拆除违章建筑、做好安全工作时,借机实现地方上其他不应附加的、寻求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的小目标,那更会使群众对党丧失信念。“四个意识”不是有一个“大局意识”嘛,做什么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能因小失大啊。从这个案例的政治意义上讲,正如中共中央所不断指出的,在作风问题上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我们强调“四个意识”与端正党的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这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吕氏春秋》中《不二》、《执一》、《贵因》中反复阐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古今贯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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