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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与三足的对话——说说东汉河南尹与外戚、宦官的故事

朱永嘉

  四轮与三足的对话——说说东汉河南尹与外戚、宦官的故事朱永嘉 (2018-02-04 18:32:14)[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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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朱老师,能不能再说说东汉的京兆尹,有没有变化,变化在哪里?
  朱永嘉:东汉时迁都洛阳,治京师的首长叫河南尹,原西汉之三辅,因陵庙所在,仍沿旧名。《汉官仪》记河南尹之沿革称:“世祖(即光武帝刘秀)中兴,徙都洛阳,改号为尹。尹,正也。《诗》曰:赫赫师尹。”《后汉书·郡国志》注称改名河南尹的时间是建武十五年(39年),改名原因是帝城多近臣、外戚、豪友,较州郡难治。《三国志·傅嘏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曰: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故东汉对河南尹选任颇重,如建武时王梁为河南尹,“前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郭贺任荆州刺史治绩卓著,“永平四年(61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静称。”袁安为河南尹“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以上均见《后汉书》本传)这是官样文章,要知道东汉的“豪门大族”主要是外戚,故此职亦常为外戚权要所必争,如和熹邓皇后之从弟邓豹曾任河南尹(《后汉书·邓骘传》),顺烈梁皇后之弟梁冀为大将军,即以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后汉书·梁冀传》),这是史书上有名有姓的河南尹。所以讲东汉的河南尹必然牵涉到外戚的问题,牵涉到太后临朝,以及选择何人来继承帝位的问题。这时的河南尹,实际上是由什么人行使帝王权力的延伸。
  郑重:如此说来,东汉河南尹有外戚做背景,他们的日子都还可以吧,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朱永嘉:实际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还得看当时君王实际执政的情况。如王梁是光武帝时的河南尹,他原为野王令,谶纬书《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这本来是一种迷信的谶言,刘秀深信不疑,认为野王是卫之徙地,玄武是水神之名,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拜王梁为大司空,数月以后徵入京师,代欧阳歙为河南尹。为什么如此选官呢?目的是调王梁到洛阳来治水。《后汉书·王梁传》载:
  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惭惧,上书乞骸骨。乃下诏曰:“梁前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百姓怨讟,谈者讙譁。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
  看来调王梁为河南尹,是为了解决洛阳的水资源问题,为什么看中王梁呢,是因为符谶所言。结果没有效果,只能调离了。至于其前任欧阳歙的政绩如何,史无明文,但《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大司徒欧阳歙是在建武十五年下狱死的,从他的结局亦可知其在河南尹任上,日子也不好过。与《王梁传》同卷的《刘隆传》记载:
  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
  从这条记载看,光武帝还不如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儿子显宗,即后来继光武帝位的刘庄,而南郡太守刘隆最终还是被免官了,由此可知河南尹很难做,豪右近臣,河南尹得罪不起。
  郑重:东汉时的变化是任用功臣的后代,贵戚做河南尹,可以说是信得过的京师的守护者,是不是有好结果呢?
  朱永嘉:那也很难,邓豹是东汉王朝功臣邓禹的后人,是邓骘的同族,他担任过河南尹。邓禹的第六子邓训,他的女儿邓绥在邓训去世以后,于永元八年冬入掖庭为贵人。汉和帝先立阴贵人为皇后,邓绥入宫以后,受和帝宠爱,阴后妬恨,永元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是年冬立为皇后。三年以后,即元兴元年,和帝崩,邓绥便以皇太后身份执政,立和帝少子刘隆为帝,实际上是太后临朝。邓骘是邓训之子,邓太后的哥哥,这样有一个时期是邓家以外戚的身份执政,作为邓骘堂兄弟的邓豹便出任河南尹。刘隆二岁便去世了,邓太后与其兄邓骘一起在宫中商议,立肃宗的孙子刘祐即位,是为汉安帝,即位时亦只有十三岁,仍然是太后临朝。十年以后,皇太后邓氏去世,其前后在位二十年,终年四十一岁。邓太后去世后安帝亲政,宫廷政治形势立即发生变化,起因是安帝的乳母王圣与中黄门李闰侍候安帝左右,称邓家策划立平原王刘得为帝,这样激怒了汉安帝。《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邓氏崩,五月邓骘及邓遵,并以谮自杀,而河南尹邓豹、将作大匠邓畅亦自杀,邓豹在河南尹的时间和政绩皆没有具体记载。从邓豹身上,亦可见作为京师的行政官员,固然可以依傍中枢权力的支持维持一段时间,但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弄不好便死得不明不白。
  郑重:东汉时,还有哪家以外戚身份担任河南尹的,其结局又如何?
  朱永嘉:还有梁家,先是梁冀。《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于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居职暴恣,多非法。”梁冀的父亲梁商,这里要补充介绍一下,汉安帝去世以后,继承帝位的是汉顺帝刘保,年仅十一岁,次年改元永建元年,永建三年时梁商之女梁妠,年十三岁,被选入掖庭,三年后的阳嘉元年,被立为皇后,这样梁商以外戚居大位。梁商去世,顺帝便以梁冀为大将军。建康元年,顺帝去世,时年仅仅三十岁。顺帝之子刘炳被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继皇帝位,当时年仅二岁,是为冲帝,梁妠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梁冀与赵峻、李固录尚书事,大权在梁冀手上。过了一年,这个小皇帝三岁便去世了,梁冀与其妹梁太后定策,立肃宗的玄孙刘缵为帝,时年仅八岁,是为质帝。《后汉书·梁冀传》载:
  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汉书·李固传》亦载其事:
  冀忌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鸠。帝苦烦甚,促使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随后在立何人为帝的问题上,梁冀又与李固发生争执,李固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主张立蠡吾侯刘志,原因是其当娶梁冀之妹,其人时在京师,论亲属关系清河王近。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梁冀让太后先策免李固,然后立刘志为帝,即汉桓帝,这个汉桓帝是肃宗刘炟的曾孙,这大概就是梁冀必欲置李固于死地的原因。一年多以后,又有人在地方上谋立刘蒜为帝,梁冀就借此诬李固为妖言而杀之,后来置梁冀于死地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冀所立的汉桓帝。
  郑重:汉桓帝为什么要置梁冀于死地,他又如何灭梁冀一门的呢?
  朱永嘉:这里涉及二个问题,一个是帝王的权力,也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力,在那个时代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说在姻亲之间,即使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为了权力的再分配,很多时候骨肉至亲也会弄得你死我活。中国历史上的东宫制度,之所以闹成皇帝家庭内部相互之间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上演就是这个原因。潜在的权力中心,与既存的权力中心,必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对立的双方,一旦矛盾尖锐,也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何况是姻亲之间。东汉外戚所以能专权,他们的办法,无非是利用皇位交替时,尽量选择小孩子来继承帝位,这样可以母后临朝,母后执政,当然要依靠自己娘家的兄弟姊妹。梁冀便是依靠自己的妹妹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政权,汉顺帝去世时,立冲帝,只有二岁,一年便夭折了,再立质帝,只有八岁,稍稍懂事,便被梁冀毒死了,在立谁为帝的问题上,梁冀与李固之间的争执必然成为你死我活的矛盾。如果幼帝一旦懂事了,那么矛盾就会立即尖锐起来,如质帝只有九岁,说了一句不满梁冀专权的话,梁冀便将其毒死。中国历史上培养接班人的东宫制度,之所以总是以悲剧告终,其原因就在于此。
  郑重:那我们是不是找一个机会谈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上东宫制度的来龙去脉?看看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现在先继续谈一下汉桓帝怎么对付梁冀专权的。
  朱永嘉:这里要先回顾一下梁冀是怎么上台的。梁冀是梁商的儿子,梁商的父亲叫梁统,与窦融一起在河西投奔光武帝刘秀,是东汉建国的元勋。梁商算是一个贤相,梁冀是梁统的第三代了。梁商生前就告诫梁冀做事要谨慎,梁商在顺帝永和六年秋去世以后,梁冀继梁商为大将军,那时谁也管不了梁冀了。其妹为顺帝的皇后,梁冀以外戚的身份掌权,使他有恃无恐。他由河南尹升为大将军,以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梁不疑为人比较正派,好学,善读经书,善待士人,因而兄弟二人为人行事和志趣都不相同,于是梁冀让自己的儿子梁胤任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容貌甚陋,河南尹这个职务成了梁家的私有财产了。梁冀还限制其兄弟梁不疑、梁蒙的对外交往,《后汉书·梁冀传》称:
  永兴二年,封不疑子(梁)马为颍阴侯,胤子(梁)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花无百日好,盛极而衰,这是客观规律,什么人也违反不了,为人还是要懂得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
  郑重:桓帝是梁冀所立,桓帝与梁冀闹翻,最后把梁冀一门诛灭,这段历史很有趣味,你说得详细一些。
  朱永嘉:梁冀靠姻亲关系上台,垮台也在这个问题上。《后汉书·梁冀传》载:
  初,掖庭人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梁纪者,冀妻寿之舅也。寿引进猛入掖庭,见幸,为贵人,冀因欲认猛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为梁。时猛姊婿邴尊为议郎,冀恐尊沮败宣意,乃结刺客于偃城,刺杀尊,而又欲杀宣。宣家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以白帝,帝大怒,遂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谋诛冀。
  延熹元年(158年)有日蚀,“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其实这是梁冀退一步的机会,但是梁冀得知此事后,“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汉桓帝要收拾梁冀,还得有帮手,那只能在宦官中培植自己的亲信,这一年汉桓帝已经二十六岁了。东汉大量使用宦官,也是因母后临朝,外戚专政而起。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称,邓后临朝时,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门,不得不委用宦官,所以宦官的队伍扩大了。那时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他们也参预立帝之谋,“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这样他们有了参预重大政治活动的机会,实际上也是母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情况下,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对立面,成了皇帝借以制衡外戚的一个力量。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的对立,成为东汉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桓帝要铲除梁冀,便是借助于宦官这股力量。
  郑重:朱老师,你具体说说看,汉桓帝如何通过宦官来收拾梁冀的。
  朱永嘉:时间是在延熹二年(159年),那一年梁皇后,也就是梁冀的妹妹去世,汉桓帝在上厕所的时候,单独叫宦官唐衡,问他宦官中有哪些人现在很不得意,唐衡告诉桓帝说:
  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即梁冀之弟),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
  宦官与外戚的矛盾起因,还是与河南尹梁不疑有关,他得罪了宦官,便为自己家族树立了对立面,正因为有这一个背景,所以汉桓帝便先召见单超与左悺,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迫胁外内,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何如?”《后汉书·宦者列传》载:
  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何如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复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超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
  由于诛梁冀有功,唐衡、单超、左悺、徐璜、具瑗都封为侯,世谓之“五侯”。
  郑重:这一年汉桓帝多大年龄啊,好像做地下工作一样,组织队伍诛灭梁冀。他们究竟如何采取措施,实施这一计划的?梁冀就那么俯首就擒吗?
  朱永嘉:汉桓帝那一年二十七岁了,不像冲帝只有三岁,质帝只有九岁,他们完全没有回手的能力。要实施这个计划当然有一个策划和组织力量的过程,本来这种事,不可能不走漏风声。《后汉书·梁冀传》载:
  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敛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悉收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让,及亲从卫尉淑、越骑校尉忠、长水校尉戟等,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
  从这个过程可以知道,汉桓帝与少数人秘密策划在前,以中黄门张恽入内廷为借口,发动了这场宫廷政变。对梁冀而言,这是一场他毫无思想准备的突然袭击,丝毫没有回手的机会,只能束手就擒。这一场宫廷政变,受牵连的包括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
  郑重:如此说来,这倒是一场典型的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变,颇有典型意义,那么政变以后社会反映如何呢?
  朱永嘉:当时历史记载称:
  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
  由于梁冀家族作恶多端,积怨太甚,虽然桓帝采取的是非常手段,但还是得到群众的拥护,汉桓帝从梁冀家抄出巨额财产:“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
  郑重:这件事留下什么后遗症?
  朱永嘉:这世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汉桓帝虽然借助于宦官的帮助,收拾了梁冀这个毒瘤,但宦官的势力因此膨胀起来了。单超第二年就死了,五侯留下四侯,《后汉书·宦者列传》称:
  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眊,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璜弟盛为河内太守,悺弟敏为陈留太守,瑗兄恭为沛相,皆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
  从这些记载可知,收拾了梁冀这个毒瘤以后,还是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毒瘤。另一方面,皇帝不可能没有姻亲,既有姻亲照样会诞生新的外戚集团。帝王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其权力中心的存在依赖于这两个集团力量之平衡,一旦二者矛盾尖锐化了,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最终是这个王朝的消亡。
  郑重: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的矛盾,使东汉王朝走向灭亡,这里有什么教训?
  朱永嘉:桓帝在延熹二年处置了梁冀以后,继续在位的时间不到九年,终年也只有三十六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短命的是大多数,长寿的帝王不多,姬妾太多是一个重要原因。桓帝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结果是没有子息。桓帝之后是灵帝刘宏,他是肃宗的玄孙,即皇帝位时也只有十二岁,主持皇位交接的是窦皇后,她的父亲名叫窦武,桓帝去世,她便以太后临朝,与其父议定以刘宏即帝位,窦武辅朝政,于是外戚与宦官再次发生争夺权力的斗争。《后汉书·窦武传》载:
  武既辅朝政,常有诛剪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时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百姓匈匈,归咎于此。今不诛节等,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
  窦武请了一批名士如李膺等列于朝堂,会有日食,陈蕃向窦武建议,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窦武白太后,请诛废宦官,太后认为:“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窦武只能先诛杀当时的中常侍管霸和苏康。窦武再次要求诛杀曹节,太后犹豫未忍,事久不发,结果还是曹节他们先下手为强,曹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矫诏将兵诛窦武、陈蕃。此事牵涉到一大批士大夫,由此引发党锢之祸。灵帝在位的二十二年,始终是宦官执政,其终年也只有三十四岁,当时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灵帝最后一个皇后姓何,其哥哥名叫何进,灵帝去世后,十七岁的刘辩即皇帝位,由何太后临朝,其兄大将军何进录尚书事。何进与窦武一样,想诛灭宦官,他先诛杀领禁兵的宦官蹇硕,与太后商量诛宦官,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所以这个事又搁下来。何进召董卓屯兵关中上林苑,为尽诛宦官作准备,同时以袁绍为司隶校尉,以王允为河南尹。何进谋泄,宦官惧而思变,何进入宫见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何进出宫后,张让等复诈以太后诏召何进入宫,斩何进于嘉德殿前,张让、段珪为诏以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以许相为河南尹。从这些事变中,可见河南尹这个位置是双方必争的职务,很难有置身事外的命运。外间闻何进被杀,袁术、袁绍与董卓之弟董旻勒兵进宫城,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结果是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东汉政权实际上也因此而亡,政权落在董卓之手。董卓杀何太后及刘辩,立刘协为天子,即汉献帝,那时的汉献帝实际上成了军阀手中的傀儡,东汉政权变成了地方政权割据混战的局面。外戚与宦官争夺时,河南尹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何进准备诛宦官时,以王允为河南尹,宦官张让杀何进以后,即任命许相为河南尹。河南尹是王朝权力的立足点,争夺权力的双方都注意河南尹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梁冀当年也是如此,让子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董卓掌握权力以后,也想到要掌控河南尹,从而实际掌握京师洛阳的权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掌控京师行政权力的重要性。
  《职官分纪》卷三八引《英雄记》中这样一段材料:
  董卓废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唯京兆尹盖勲长揖争礼,见者咸为失色。卓问王允曰:“欲得快司隶,谁可者?”允曰:“唯有盖京兆可。”卓曰:“此人明知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乃以为越骑校尉,复出为颍川太守。
  董卓知道河南尹和司隶校尉必须是自己手下听话的人,盖勲还是幸运的,以他的耿介和董卓的专横,倘若继续留在河南尹的位置上,其结局可想而知。除了当权者是否容纳,还有权臣贵戚从中掣肘或者作梗,因而京兆尹实在难有作为。
  郑重:如此看来,在两汉要真正做一个称职的京师行政长官实在不容易,处在各种力量夹缝之中,哪一尊神都不能得罪。两汉以后,历朝的情况是否差不多?
  朱永嘉:大体都是如此,这个官职很难久任,聪明的人都懂得乘早换一个地方好,时间久了,往往很难有好的结果,因为方方面面的矛盾都很难处理,如果真要一个又一个朝代说下来,篇幅也太长了。
  郑重:好吧,明眼的人应该也懂得如何以史为鉴,不一定要讨个没趣才肯收场的!
  朱永嘉:我讲的那些历史故事都是历史上封建统治王朝的首都行政长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记得毛主席说过,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便是为人民服务,无论工农商学兵,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并没有依照户籍所在地划分人民的等级高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有平等这一条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应以贫富来区分高低贵贱。
  郑重:官员不是有那么多等级吗?什么科级、处级、局级、部级,现在甚至又有了国家级,这么多等级难道不都是等级吗?你怎么解释平等这二个字呢?
  朱永嘉:官员的等级不应该是什么身份的等级,不应该以等级的高低为高低贵贱的区分,如果那样的话,不是回到封建王朝去了吗。我的理解这个等级只是为人民服务责任之大小的区分,决不是人的高低贵贱之区分。如果把这个等级作为身份高低的标志,那么从观念上讲,他就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忘了初心。做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为这个官位谋取任何特殊的利益,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背道而驰了,违背了所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朱永嘉:我是读历史的,做学问有什么用处?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借古为今所用,为今天极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服务,这才是学问的价值所在。如果仅仅是为学问而学问,当然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地,未始不可。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要为人民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利益服务,不能大家都来为科学而科学,那只能是少部分专家去做。
  郑重:朱老师啊!你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做不到的,现在的形势与建国初期不同了,许多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有时也只能将就一下。当然如你这样大喝一声也有好处,但实际效果也有限。反正有人说两句也好,让老百姓出口气嘛,如此而已。如果不给老百姓出气的机会,社会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说实在的,你这番话有些人是否领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至于故意胡作非为,给领导难堪的人,那也该另作别论。敢于担当,敢于作为,与胡作非为毕竟是两回事,事后的效果是检验一个人之品德最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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