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关系漫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四轮与三足之间的对话之四（下） (2018-01-21 23:00:42)[编辑][删除]转载▼ 　　郑重：那我要问一下，同样是贤良文学应征对策的公孙弘，为什么能安然做丞相六年之久，年八十终于丞相位？ 　　朱永嘉：尽管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贤良文学对策出身，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汉书·公孙弘传》记载了公孙弘与汲黯二人的关系，其中讲到： 　　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公孙弘这个人的本领是会抬轿子、拍马屁，《汉书·公孙弘传》称：“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载：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僣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郑重：看来，公孙弘是个小人，历史上又总是小人得势，占尽了便宜。 　　朱永嘉：公孙弘深谙如何迎合讨好于武帝，这是他得以久任的窍门。同时要知道，公孙弘还是一个尖刻损人之小人，《汉书》本传称： 　　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由此可知其为人与董仲舒不同，汉武帝喜欢的还是公孙弘这类小人。在汉武帝时，为丞相也是一个苦差事，公孙弘是在淮南、衡山王出事以后，看到形势不妙，主动上书请辞的，称自己：“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这样他才能于八十岁时终于丞相位。其后为丞相者，《汉书·公孙弘传》称： 　　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郑重：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究竟如何评论汉武帝这个政治家呢？ 　　朱永嘉：评价一个作为政治家的封建帝王，无非是观察其文治与武功这两方面。班固《汉书·武帝纪》的赞语主要讲了他的文治，其云： 　　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换一句话说，那个时代之文化风尚是汉武帝奠定的基础，那是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将之付诸实施。在武功方面，是两件大事，一是北伐匈奴，二是西通西域。先说北伐匈奴，汉初时，汉与匈奴的力量对比，汉处于劣势，典型的案例是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军击韩王信，信兵败走匈奴，刘邦带了三十二万汉兵北击匈奴，却遭遇白登之围。以后的吕后当权，也是匈奴入侵，又搞了一个“和亲外交”。 　　从上述两件事，可见那时汉与匈奴的关系，处于屈辱的地位。双方关系的变化要到汉武帝时，以卫青为车骑将军，先后七次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收河南地。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斩首虏十余万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 　　故中国疆域之奠定，汉武帝有功焉，自秦汉至宋元，能作为政治家之帝王，也就是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一诗中所列举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成吉思汗这几个人而已，并非做皇帝的都能成为政治家，需要以文治武功做基础的啊！当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并非没有任何缺点，即使伟人也都有不足之处，汉武帝也不例外，他的缺点很多的。 　　汉武帝统治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资治通鉴》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称：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当连坐者，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从这一段记录可知，汉武帝中后期社会矛盾已相当尖锐了，当然，一味依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杜绝社会矛盾。《通鉴》记载：“是时暴胜之为直指使者，所诛杀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他到了渤海，一个名叫隽不疑的人对他说：“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暴胜之将其推荐给朝廷，后来隽不疑出任青州刺史，《汉书》有传，称“不疑为吏，严而不残”。故汉武帝时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郑重：汉武帝晚年情况究竟如何？ 　　朱永嘉：到汉宣帝时，朝廷要给汉武帝立庙，夏侯胜提出异议，其云：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 　　夏侯胜离武帝执政的时间不远，所言当是实情，由此亦可知董仲舒所言非虚，只是没有夏侯胜说得那么明白。汉武帝末年之所以还能把局面稳定下来，那还是由于其知过能改，在他临终前二年，听了车千秋的上书，知道自己处理太子刘据的事误听了江充一面之词，是自己错了，对北方的穷兵黩武也过头了。为此，他下了罪己诏，也就是作了自我批评，还封车千秋为富民侯，汉武帝在诏书中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其将代田法推行于边疆及河东、弘农、三辅，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这样才慢慢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汉武帝七十岁时，车千秋建议为武帝祝寿颂德，武帝回答说：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人匈奴，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汉书·车千秋传》） 　　汉武帝能公开认错，并知错而改，正是这一点使他不同于后世之暴君。孔子说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子张》）子贡也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政治家、伟人有过失，并不足奇，问题是能否做到不掩饰，坦然承认，老老实实地去改正它，这才是为人之准则。汉武帝有一个妹妹隆虑公主，她唯一一个儿子昭平君，也是汉武帝的女婿，《资治通鉴》记载： 　　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以公主子上请。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资治通鉴》后元二年） 　　这是汉武帝最后处理的一件事，可见汉武帝既知是非，又有一点人情味，在这种两难的问题上，只能“哀不能自止”了。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论，既批评他说： 　　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另一方面又肯定他： 　　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这说明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也要有分析，既指出他的不足，也要肯定他的功业过人之处，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分析，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评判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郑重：依照你这个标准，汉武帝可以算是一个政治家，那么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后还有没有政治家呢？董仲舒可以算是一个思想家了，那么在董仲舒之后，西汉还有没有思想家呢？ 　　朱永嘉：历史大概就是如此，要成为一个政治家并不容易，要成为一个思想家也不容易，要二者兼而有着那就更加困难了。我是研究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我还没有看到过。在汉武帝之后的汉代帝王，我们不妨排列一下，先后有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个人，都无法做到像武帝那样有文治武功的君王，并非有了帝位便能成为政治家的。 　　郑重：那你就说说这六个皇帝的情况。 　　朱永嘉：继汉武帝之位的是汉昭帝，他即位时只有九岁，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位十三年，到二十二岁便去世了，这十三年都是霍光在执政，那他很难说是什么政治家了吧。 　　郑重：继昭帝之位的是汉宣帝。 　　朱永嘉：汉宣帝是十八岁即帝位，在位二十五年，终年四十三岁。汉宣帝名刘询，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巫蛊案时，他刚出生数月，也被收押在郡邸狱，管理这个监狱的邴吉，可怜孩子的遭际，使人乳养，并给衣食，照料他的生活。刘询依靠邴吉的照料才得以存活下来，遇赦得以属籍宗正。长大以后，刘询娶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祖母史良娣之家得以生存。史称其：“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故其在民间长大，因幼时多病，故又取名病已。昌邑王刘贺被废以后，霍光才选刘询继位，追溯刘询出身，其祖父戾太子刘据是卫子夫所生，而霍光是卫子夫姊夫之子，是霍去病之同父异母弟，某种意义上霍光与刘询还有间接的姻亲关系，这大概也是霍光选刘询即位的一个因素。五年以后霍光去世，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宣帝方始亲政，他起于闾阎，知民间生活之艰难。他实际执政时间有三十六年，班固赞扬他说： 　　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宣帝只是汉武帝以后六个皇帝中的佼佼者，是一位中兴之主，但还算不上政治家。此后元、成、哀、平四帝是一代不如一代。 　　整个西汉，从刘邦到刘衎，十二个皇帝，能算得上政治家的也只有汉武帝刘彻一个人而已。故在一个皇朝做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不容易，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虽有过失，但有过能改，文治武功都能摆得出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已经可以算有崇高的地位了。 　　郑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出现，有时是相对应的，汉武帝之后的汉代诸帝没有政治家，那么思想家呢？难道仅仅只有董仲舒一个人？难道董仲舒以后就没有思想家了吗？ 　　朱永嘉：董仲舒以后，谶纬神学化的东西得到发展了，谶是民间预言和占验吉凶的文字，据说出于河洛之书，《说文》、《仓颉篇》都是这样说的。谶言在秦时已有了，如“亡秦者胡”这一谶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便出现过，也见于《洛书·摘亡编》。《史记》中谶也作策，或者属于占梦书一类。纬是依傍六经的经义，使之神学化的民间作品。纬的起源后于谶，二者都是民间神学迷信的作品。汉代中后期谶纬之书有不少都依附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董仲舒的作品中，孔子还只是普通人，在谶纬的作品中，孔子成为神了。董仲舒的后学们也往往向谶纬神学化的方向发展，捉摸上层的政治意图，成为搞政治投机的一种方式。这样进行政治投机弄不好还会掉脑袋的，不妨以眭弘为例来看一下。眭弘字孟，故亦称眭孟，是春秋公羊学系统的传人，其称董仲舒为师。据《汉书·儒林传》，董仲舒诸弟子中有东平嬴公，他是汉昭帝时的谏议大夫，而鲁地的眭孟则是其弟子，严彭祖与颜安乐为眭孟的弟子，二人以后各自专门教授，这两派在汉元帝、汉成帝时都有相当影响，眭孟在《汉书》有传，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在上林苑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孟推《春秋》之意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后来他又说：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他还想办法通过宦官上书，其目的是为霍光篡汉张目。那时昭帝年幼，霍光执政，这样的文字完全是窥探霍光篡汉夺权之心，但霍光怎么会要这个空名，要了反而遭忌，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了，霍光不仅不领情，反而说他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予以处死，这下子把命也给搭上了。汉宣帝即位以后，让眭孟的儿子为郎，因“公孙病已立”这几个字应验了。今文经学堕落到如此程度，不可能再产生什么思想家了。哀帝、平帝时，也有如李寻这样的人，专门制造符命来讨好王莽篡汉的企图，但时机还不成熟，结果有的被杀，李寻被流放，可见今文经学完全堕落了，不是在做学问，而是搞迷信来迎合野心家的需要。至于刘歆以古文经学成为王莽的国师，他也造作照搬古文经学上明堂、辟雍、灵台之类的建筑，迎合王莽这个野心家的政治需要。历史证明，在董仲舒之后，汉代之经学趋向末流，当然不可能再产生一个像样的思想家。想凭借权势来制造一些谎言的人，怎么能成为思想家呢？ 　　郑重：如此说来，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家不容易，要产生一个有历史影响的思想家更不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上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都成不了什么气候，更不要说成为思想家了，他们只图什么虚名，在场面上做文章，当名家，不只是自己堕落，也把学术引向堕落，有些是政治环境恶劣迫使知识分子堕落。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总是不断重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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