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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朱永嘉:一场历史误解——“批林批孔”并非批周公

朱永嘉

  转载 朱永嘉:一场历史误解——“批林批孔”并非批周公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8-01-08 19:01:04)[编辑][删除]转载▼
  
  今天是周总理去世42周年,胡杨文化在微信上又发了此旧文。对周总理我是怀念的,他每次陪外宾来上海时如陪尼克松访华,陪田中角荣访华时,总理在席上都与我碰杯祝酒,并关心我的健康(那时我因为胃出血正住院治疗和休养)。他还曾二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我去北京科教组、文化部工作。张姚不愿我离开上海。我也不想离开上海,特别是离开复旦大学的工作环境。在工作上,我离不开自己老师和同学的支持。然而总理于我有知遇之恩,我终身不忘,特转载此文,以示怀念。
  
  朱永嘉:一场历史误解——“批林批孔”并非批周公
  
  原创 2018-01-08 朱永嘉
   转载 朱永嘉:一场历史误解——“批林批孔”并非批周公
  编者按: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2周年纪念日。一直以来,有关周恩来晚年的历史境遇是大家谈论颇多的话题。打倒“四人帮”后,有一种说法:上海的“批林批孔”、“尊法评儒”运动中,“四人帮”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公开批判或影射周恩来。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朱永嘉先生通过梳理史料,认为:“尊法评儒”思想运动是“批林批孔”的深入,毛泽东没有公开批判周恩来的意图。在这件事上,江青不代表毛泽东。“批林批孔”并非批周公,这是一场历史误解。
  
  
  《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9月下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咏荆轲》。10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同样在10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我印象中,柳宗元《咏荆轲》这首诗,最初只要我们标点,没有要求注释,后来又要我们注释这首诗的最后六句,因为已上送而未来得及做。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也只要求标点,没有做注释,我们是在10月5日接到姚文元批示的,10月16日上送,印制七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我们接到的通知并没有要求注释,只要标点和分段即可,我们是10月间接到指示,当月即上送,只要了五份,后来又要求我们加做一个题解,也因为已经送出,来不及做了。
  
  《咏荆轲》、《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三篇文章都与1973年的尊法评儒有关,尊法评儒是批林的延伸,评法则是批林批孔的深入。因为历史上,批孔还是法家代表人物比较尖锐而又彻底一些。黄永胜书写的章碣的《焚书坑》那首诗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诗中所言“竹帛烟销”与“坑灰未冷”是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黄永胜此时此刻借书写此诗来指责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运动。祖龙是秦始皇,黄永胜在此指代毛泽东。“关河空锁”与“山东乱”,是指秦始皇身后事的结局不妙。“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讲秦始皇焚书坑儒阻止不了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对黄永胜写这首诗的用意了若指掌,因此耿耿于怀。他当然不仅是对黄永胜的个人不满,而是如何消除这种观念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毛泽东想从古籍中去寻找与此相反,以及更有力的论述,来肃清它的影响。那就是扬法贬儒,尊法评儒运动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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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到1974年间,出现尊法评儒的高潮。“文革”后,许多人都把它与批判周恩来联系起来。我应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历史上有过矛盾,那主要是发生在红军江西时期的事情。“文革”开始后,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所有的领导人都被红卫兵批判和冲击。当时调到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陶铸在接见北京医大红卫兵时就公开说:“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之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怀疑。”1967年的5月间,有“首都五一六兵团”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和张贴攻击反对周恩来的传单,于是在北京街头就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毛泽东同志在1967年的8、9月间,三次审阅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章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处,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大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明白。”这段文字我记得在文章中是以黑体字标出,那就明确告诉人们,这是毛主席加的最新指示,在全国范围开展清查五一六反动集团的运动。“文革”期间,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事情,我当时只听到关于外交事务的问题,一次是在1973年7月,外交部《新情况》简报对国际形势估计上的失误。《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7月15日,毛主席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另一次是在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批评了周恩来、叶剑英,这次批评起因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11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事后,毛主席也做了周恩来的工作。我没有听说过其他的问题,毛主席从未有公开点名批判周恩来的意图。那时候国内一片烂摊子,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鼎力相助。加上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患癌症,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是中共党内普遍形成的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说毛泽东晚年要将周恩来置于死地而后快。
  
  至于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包括在北京、天津和山西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与毛泽东无关。毛泽东事后曾多次批评过她,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例如1974年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毛泽东就批评江青在会上的发言:“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1975年9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不久,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那次批评周恩来的起因,是1973年11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照例向中方通报了美军侦察卫星探测的苏联军队在远东地区的最新情况。针对盛传苏军计划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基辛格提出美中军事合作,包括互通情报;美方向中方出售有关核武器;建立双方间防止核战的热线通讯;必要时,美方愿意向中方提供核保护。基辛格还提出作为回报,希望中方能够允许美方在内蒙古和新疆的中苏边界上,设立针对苏联的军事侦听站。周恩来表示事关重大,需要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当晚,周恩来便向毛泽东电话请示,但值班人员说毛泽东已经睡觉了。第二天,基辛格临登机前又与周恩来会谈,问起美中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周恩来含蓄地回答:中方对此要请示毛主席以后再说。
  
  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会谈后,翻译员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谈情况,并谈到周总理有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主席,还说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误信了翻译员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国右倾投降。即便是毛泽东布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事后还说:“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可见无论是批林批孔、尊法评儒、评《水浒》,在重大政治斗争问题上,历来都是毛泽东指挥江青,而江青始终左右不了毛泽东。毛泽东曾说过: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江青不代表毛泽东!毛泽东只是在党内有关的场合上批评过周恩来,在党的领导成员之间为了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而江青却要公开张扬此事,当然违背了毛泽东的本意。话说回来,中共执政以后,历届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之中,有谁没有被毛泽东批评过的,包括党内老人朱德虽然早年在江西内战时期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争执的,但毛泽东最终还是称朱德是我们的红司令嘛!毛泽东的批评一般都是对事论是非,不是对人的人身攻击。也就在11月21日批周的同一天《毛泽东年谱》记载:阅上海市崇明县堡镇酱酒二厂一名党员的来信。来信对张春桥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怀疑,认为张做一个中央委员基本可以,做一个政治局委员是十分勉强的,做一个政治局常委是根本不行的。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此种攻击不妥,但知有此类意见是必要的。”
  
  同日,阅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批评江青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来信提出八点意见:第一,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和其他各条战线比起来还显得落后,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究其原因,是怕放,怕乱,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代表这种领导思想的,是江青同志。第二,江青同志相信自己多,相信群众少;民主作风较差,不太善于走群众路线。第三,由于江青同志所处的地位,有时把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分。现在,还常常听到这样的口号:“一切为样板戏让路!”恐怕也是不恰当的。第四,对革命样板戏的赞扬声中,言过其实的地方多了,要允许别人批评。第五,现在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对地方的文艺工作不管;另一种是地方党委领导搞出东西来了,送到中央,又往往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一两句话就给否定了。文艺创作,必须坚决采取放的方针。第六,有些同志不作具体分析,只要有谁对某人、某部门或某些作品提出意见,就判他是“黑线回潮”,或是“黑线人物”,这是不科学的。第七,今年一月一日,江青同志批评和自己一起搞过样板戏创作的一些同志时提到“亲者严,疏者宽”这两句话,是不恰当的。江青同志是作为政治局的成员接见大家的,“亲者”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第八,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设立统管全国文艺工作的机构,重申和切实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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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对这两封信的批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江青与张春桥这两个人与他的关系都很亲近了,江青是自己的夫人,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了,第一封信对张春桥的批评,没有具体内容,只是人身攻击了。毛泽东不赞成,只是要政治局知道这类意见,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信的作者是上海崇明县的,我在上海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张与姚都没有给我们说起过。至于给江青提意见,没有署真名,署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从所提八条意见看,还是有道理的,切中江青在文艺工作上的缺点和问题,这个作者起码是在文化部工作了相当长时间的工作人员,而且曾经在江青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文艺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有相当了解,而这些意见也切中时弊,也是江青在文艺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故毛泽东的批示是“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丝毫也没有要查问和追究提意见的人。信是批给政治局同志的,江青当然也看到。毛主席这样做是为党内高层批评与自我批评立规矩,换一句话说,在外事工作上批评周恩来,也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分清是非,不是人身攻击,那么批林批孔怎么联系得上是攻击周恩来呢?
  
  打倒“四人帮”后,有一种说法:上海的批林批孔、尊法评儒运动中,“四人帮”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公开批判或影射周恩来。“文革”期间,我协助徐景贤分管上海市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当事人,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毛泽东和直接领导我工作得张春桥、姚文元都从来没有公开或暗示过我们,要结合批批林孔运动、尊法批儒、评《水浒》来公开批判或影射周恩来。我也没有授意和同意过写作和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据我所知,全国的批林批孔和尊法评儒运动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人指令过要在文章中含沙射影地暗中批判周恩来。至今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打倒“四人帮”后,在上海,市委曾经派出两批调查组,对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几百个文人举办学习班,人人写检查,个个受严格审查,对骨干份子还进行过残酷的逼、供、信,对上海所有在报刊杂志发表的上百篇文章逐一审查,最终都没有找到任何批判周恩来的直接证据。什么批评历史上的宰相便是影射周恩来,什么影射史学之类的大帽子,那完全是无中生有和作者的主观想象,仅从表面的文字来推测作者的主观意图,那还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这样无端地罗织罪名,怎能成为历史定论呢?
  
  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过一个注释法家著作的高潮。那年的7、8月间,在全国召开过一次注释法家著作工作的会议。我从上海带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参加这次会议,有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王守稼、朱惠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杨宽教授,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的代表林耀华。这次会议是国务院主持召开的,负责的是李琦(他原是周总理的秘书,后来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他恰巧与我住在对门,在会议期间常和我来往,谈话也很投缘。先是吴德接见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地代表团长,最后是江青接见全体代表。北京的名流都参加了会议,冯友兰在会上发了言,周一良与我在这次会议上重逢,大家握手言欢。记得在1956年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大纲讨论会,我与他住在一个房间。这次会议是儒法斗争讨论的总结,讨论的议题是法家的历史地位。最后落实到法家著作的注释和出版,规划了全国各地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实际上是一次学术讨论会,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波澜。记得迟群有一个发言,他话不多,情绪很低落,大概因为“三箭齐发”的问题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始终处于垂头丧气的状态。我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主要讲思想史上源和流的关系。源是当时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流是思想家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源是基本的动力,流是从属于源,不能把源和流的关系倒置,看不到时代和社会生活对思想家的影响。法家思想的史观,是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影响。荀子是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但已经向法家那一边转了,而他的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另外,杨宽与林耀华也都在会上发了言。这次会议根本没有涉及所谓批判或影射周恩来的问题。
  
  如果说一定要把批林批孔与批周公联系在一起,是为了批判或影射周恩来,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来讲,那完全是无根无据的。记得在1973年10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过一篇刘修明写的《孔子传》。那时候写《孔子传》那样的题材,当然是带着批判和否定的眼光去写的。他在文章结尾时用了一句:“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而且用这句话作为最后一节的小标题。这一句话的根据是《论语·述而》有“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是表示自己年老身衰了,所以不再梦见周公了。这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一笔,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含义,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影射周恩来的意思。文章的选题是我定的,但没有人授意他要在文末写上这句话呀。同时,在我们发表过那么多的批林批孔文章中,也只是这么一个孤证。何况周公姬旦这位数千年前的大政治家谁也没有说过他是反动的,他与周恩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选自朱永嘉著《毛泽东晚年荐读古文八十六篇》,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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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朱永嘉先生解读明代思想家李贽的重要论著。朱永嘉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精梳史料,抉幽发微,剖析了李贽的出身、仕途、交往以及为人宗旨和思想发展脉络,尤其结合史事,详尽解读了李贽《史纲评要》二十三条有关古代历史人物的评点,展现了这位独立启蒙思想家的言论风采。作为明史专家,作者也对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作了深入阐述。朱永嘉先生一贯秉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读史旨趣,行文时有针砭时弊、发人深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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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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