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关系漫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四轮与三足之间的对话之四（中） (2018-01-07 20:42:38)[编辑][删除]转载▼ 　　郑重：那你就说一下“天人三策”，董仲舒怎么与汉武帝对话的。 　　朱永嘉：董仲舒在第一篇对策的开头便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 　　郑重：这是董仲舒在辅导小皇帝汉武帝读《春秋》，董仲舒对策这个头开得不错，完全是投汉武帝所好，其实以《春秋》作话题，可说的事情很多，为什么要抓住“天人相与之际”这个话题？ 　　朱永嘉：孔子编《春秋》，这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便可以借助那个时期的灾异来说人事。从这一点上，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对话，也有他的难处，问题往往不是你说得对不对，而是中意不中意啊！即使借天人关系来说，如果说的不中意，还是有掉脑袋危险的，董仲舒便经历过这样的危险。 　　郑重：我知道，你是在讲，思想家要与政治家对话，还是要冒风险的，你先说说这次对话，以后再说董仲舒碰到的危险事，董仲舒究竟说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结果？ 　　朱永嘉：董仲舒接着说：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关键还在你皇上的心地是否正直，否则的话，一切无从谈起。汉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心地就那么正直吗？这很难说。 　　郑重：你在《春秋繁露》的注释中也讲了，董仲舒这次讲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君臣对话。 　　朱永嘉：汉武帝在第二篇制问中说： 　　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注：指清官与贪官）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 　　他的意思是，我作为君王，该做的都做了，问题还是那么多，找你们这些贤良来，请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 　　郑重：那么董仲舒又怎么回答呢？ 　　朱永嘉：董仲舒对汉武帝第二次策问的回答，他是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于是他说了两条意见，一是贤士大夫需要培养，二是目前不称职的地方官僚需要整顿。他说：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这一大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各级地方官的素质太差，他们“暴虐百姓，与奸为市”，那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责任不在你皇上，是地方官不称职的缘故。二是要提高官僚也就是干部队伍的素质，要从教育抓起，要办各级学校，那就是“仕而优则学”，用现在的话讲，便是让干部到各级党校去轮训。“学而优则仕”抓好现有的大中小学教育，培养优秀的后备队伍，造就贤明的士大夫，提高各级官僚队伍的素质。这两层意思，一是要大力整治贪腐，借以整顿官僚队伍，使上令得以下达，否则的话，行政管理会出现肠梗阻。二是要加强教育工作，办好教育事业，造就人才，才能使干部队伍后继有人。董仲舒接着还说了目前官僚队伍来源的状况，以及提拔任用的办法不妥的问题。他说：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 　　此即谓官员的来源，都是来自官二代，或者用钱买来的。所谓郎中与中郎，都是地方选拔上来，先在宫廷中作宿卫和值日的成员，皇帝与他们相处，觉得有能力就可以外派任官了。其次是对现任官员的考察，董仲舒说：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 　　用现在的话讲，对现任官员的考察，应是从他的政绩、德行和才能为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循年资来提拔任用干部，问题在于： 　　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 　　用现在的话，就是官员的选拔完全依照资历来，不是根据官员的才德来选拔，那样的话，清官与贪官分不清楚，好官与懒官混在一起，官员们都在熬时间，结果助长懒政，当官不办事，有事则推三阻四，这是循资格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坏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出了乱子，还要你皇上负责，那更要给你皇上添乱呢？董仲舒对此提出建议： 　　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这是让地方官每年荐举二人，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那么地方官自己也要以身作则才能荐举贤能之人，借此以整饬和鼓励官僚队伍向良好方面转化。这是汉代流行的办法，究竟有多大的效果也很难说，官二代和富訾者仍然是任官的主要来源，因为贤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它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 　　郑重：汉武帝第三次策问又提出什么问题呢？ 　　朱永嘉：汉武帝在制文中说：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这是说从唐虞即尧舜之所以为圣，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其中天道变化之微妙的表现在哪里？他还说：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意思是要董仲舒把历史上天人之间的变化和今天治乱之端倪畅开思想，把问题和原因都说清楚。 　　郑重：第三策问才接触到现实的本质，董仲舒如何把他所处时代之矛盾的端倪真正说清楚呢？ 　　朱永嘉：尽管董仲舒讲了一些大道理，但他还是把实质问题给点出来了，他说：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用现在的话讲，便是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用现在的话讲，扶贫是维权的第一要义）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郑重：董仲舒这一段话算是点到治乱之端倪了，问题还提得相当尖锐，说到底还是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由于官员利用职权兼并民业，乱拆民居，霸占民田，一场大火之后，又以防火为名，强拆民间房屋，这叫“趁火打劫”。另一种情况就是官员利用家属搞商业经营，结果是官商不分，贪腐成风，看来这个问题古已有之，也算是中国之另类吧。 　　朱永嘉：是啊，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之间的分工，还是很明确的，无论你作为士大夫还是官员，不能从事工商业，也不能大规模兼并土地。如果这一条界线被打破以后，那么贫富的两极分化就很难避免了。《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还说了一段更加尖锐的话，他说这段话的背景是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所谓“而民去本”是指，工农业的实体经济不兴旺了，关键是税负太重，以及吏治腐败。在董仲舒之前，汉文帝时，晁错就曾说过：“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看来三农问题那时就有了。他还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现在我们商人的地位与往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马云便是商人暴发户的一个不良典型，现在不是要宏扬企业家的优秀精神嘛？看样子要整顿一下那些暴发户们到处炫富的不良风气了，也该让他们多少收敛一些，别那么张牙舞爪。而董仲舒没有晁错直白，他是借秦朝来说当时的社会矛盾，他说：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实际上董仲舒所言皆是汉武帝当时的社会状况，董仲舒的建议是：“限民名田，以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治也。”归纳起来是三条，一是限制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二是盐铁官营，发展国家所有制，三是减轻税负。其实这只有盐铁官营可以实施，其他只是董仲舒的空想，汉武帝不可能付诸实施。《汉书·食货志》称： 　　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当然，对策以后，董仲舒的建议有一条是付诸实施的，那就是董仲舒在对策的最后说的一段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郑重：董仲舒的这段话代表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 　　朱永嘉：可以这样说，这一段话的中心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大一统，不仅是国家治理要统一，还包括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大一统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呢？起源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个大一统是指各诸侯国纪年皆以此为标准。董仲舒借此强调为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把儒家作为法定的意识形态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郑重：思想家总是希望得到皇帝的重用，采纳他的意见，结果呢？还是需要你交代一下，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发表了一番政治主张之后，遇到过什么风险？ 　　朱永嘉：《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讲天人关系，喜欢讲灾异与人事的关系，史称：“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指董仲舒先后任易王之江都相及胶西国相，后来废为中大夫，《汉书·董仲舒传》载：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从这件事看，董仲舒几乎遭灭顶之灾，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才想到董仲舒所言还是有道理的。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发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之二月与四月，董仲舒对策是在建元五年，董仲舒写这份草稿的时间，应是在建元六年以后，一直放在那儿没有上送，而主父偃窃奏此书。至于董仲舒写的那篇文字，题为《灾异之记》，篇名见《史记·儒林列传》，内容见《汉书·五行志》，他将这两次刘邦陵园的火灾与几百年前鲁定公、哀公时期的几起宫廷火灾作了对应的比附，认为汉武帝“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于是认为这是上天在告知陛下： 　　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出。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 　　这可事关重大，要武帝对诸侯王及近臣中有劣迹斑斑者开杀戒。其实从当时而言，侵削诸侯贵族，剪除异己，可能正是汉武帝想做也是该做的事，但还不敢贸然去做，时机还不到。结果董仲舒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任胶西相之后，不仅下狱，差一点被处死，还是汉武帝手下留情，后董仲舒被赦免，“废为中大夫”，于是董仲舒恐久获罪，病免。《汉书·本传》这件事印证了“伴君如伴虎”。 　　郑重：董仲舒为此还写过一篇文章，抒发自己的感想。 　　朱永嘉：董氏晚年有一篇《士不遇赋》，系董仲舒垂暮之作，收于《艺文类聚》及《古文苑》，其云：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这里所说的“屈意从人”的人只能泛指，其实是指今上汉武帝，作为后人，我们对这位古贤，也只好感叹，大体也是知识分子心态的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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