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关系漫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四轮与三足之间的对话之四（上） (2017-12-31 10:51:38)[编辑][删除]转载▼ 　　郑重：这些天在读你那本新译《春秋繁露》，你提出了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区别与联系，既是历史问题，也有现实意义，我们能否就这个问题作些深入的交谈？ 　　朱永嘉：这本书是2007年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已印了二次，第二次印刷是在2012年，现在大陆也有人关注这本书了。《春秋繁露》这部书是汉武帝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总结，其主题思想是天人合一，正是这一点引起人们的关注。 　　郑重：人与自然是当今的热门话题。 　　朱永嘉：现在人们讲的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董仲舒与汉武帝之对策，即天人三策。汉武帝接受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从此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儒学在中国又不同于前三十年了，习总书记曾前往曲阜参观，孔子的地位提高了，孔子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在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以我新译的《春秋繁露》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汉武帝与董仲舒也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关系，政治家负责国家的治理，思想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提供思想体系，二者既有分工，又互为依存。 　　郑重：有关儒家问题，谈的人很多了，我想请你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区分，从这方面进行思考的人还不多。 　　朱永嘉：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政治家当然要有思想，思想家也要懂政治，但这两类人都有各自的职责，政治家的职责是做好国家的管理工作，思想家的职责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政治家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这两者之间既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又有互相分工的关系。作为政治家，日理万机，做思想家也要有时间，《汉书·董仲舒传》称其“三年不窥园”，宋人司马光写过一首题为《独乐园咏读书堂》的诗：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郑重：政治家很难做到“三年不游目”把？ 　　朱永嘉：是啊，政治家很难有那么多时间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和写作的，毛泽东建国以前还能写许多系统的理论著作，建国后就很困难了，他是挤出时间来读书，废寝忘食的读书。1956年的9月30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说： 　　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传》第520页）这一年毛泽东只有六十三岁，健康尚佳，尚且说自己写文章不行了。故在一般情况下，这二者很难兼而有之，如果一定要勉力为之，那一定吃力不讨好。如果真要双肩挑，那就苦命了。而且这两头，总有一头做不顺心。这一点，也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郑重：你所说的“双肩挑”是不是指要集政治家和思想家于一身，两者兼而有之的人物是很困难的。 　　朱永嘉：我这样说，当然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中，曾经有这样几段话：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 　　郑重：请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作一个通俗的解释。 　　朱永嘉：如果我们概括一下上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之生产的基本观念，由于分工，亦使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出现分工。在国家治理上，也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个统治阶级，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把精神生产与国家的治理分为二个部分，一部分人是思想家，他们以此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另一部分人则实际执行着国家治理的工作，那么前一部分人便是思想家，后一部分人便是政治家或者官员，这就是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工。 　　郑重：这是讲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分工，如果只有分工，会不会造成一种混乱？ 　　朱永嘉：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分，政治家当然要有思想，才能管好国家大事，即使是一般的官员，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思想理论修养，才能做好管理工作。思想家也要懂一点政治，要懂得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懂得国家治理上的实际需要，他们才能提供理论方案，为国家治理提供自己的思想，并以此来谋生，他们中有一些人属于智库的范畴。故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在某些时候或场合也会有一些交叉，思想家有时也要做一点实际的管理工作，才能由感性到理性。管理者有时也要脱产搞一点研究和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在管理上有所突破。《论语》中便有子夏说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郑重：你找马克思、恩格斯和《论语》中的话作根据，我当然也不能驳斥你，那么理论家、思想家与政治家有互相分工合作的一面，他们有没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呢？ 　　朱永嘉：当然有了，他们之间既有互相需要和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两方面的逻辑结构不同，政治家的逻辑来自生活，是实际利害的较量，思想家是思维逻辑结构的推演，理想化的成份多一些。 　　郑重：二者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呢？ 　　朱永嘉：这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政治家占优势时，当思想家违反政治家当时的政令，那思想家们就会倒霉，有的甚至是悲剧结局，历朝历代都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执政者尚未成年，一切听凭思想家依照经典来作为，弄得不好会导致那个王朝的垮台。 　　郑重：你是搞历史的，又注释过《唐六典》，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颇为深入，讲讲你的体会。 　　朱永嘉：从历史上看，在先秦二者之分野还是很明显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是王者，属于政治家，孟子是思想家。再早的孔子与鲁国的君主鲁定公，二者分野很清楚。在战国时，儒、道、墨、法、名、阴阳家，与王者相处，一般都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思想家个人的人身悲剧还缺少这方面的案例。 　　郑重：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臣可以择君的时期，思想家还不大受政治家的制约，到了秦代就有些不同了吧。 　　朱永嘉：到了秦始皇时，思想家的风险就大了，如秦始皇是政治家，韩非子是思想家。秦始皇非常喜欢韩非子的作品，但在李斯的挑拨下，韩非便死在秦始皇的牢狱之中，是一个悲剧结局。汉武帝是政治家，董仲舒是思想家。政治家出题目，思想家做文章。 　　郑重：不错，汉武帝与董仲舒，也就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汉武帝可以算是一个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事功可以数得着了。董仲舒是思想家，他与汉武帝究竟如何相处？ 　　朱永嘉：《汉书·董仲舒传》开头便讲了他们之间对话的历史背景，“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郑重：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和时间、地点有关系，汉武帝与董仲舒对策的历史背景怎样？ 　　朱永嘉：空间当然没有问题，是在西汉时的咸阳，今天西安汉宫的遗址。时间上就有问题了，《汉书·董仲舒传》没有讲具体的时间，只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武帝即位的时间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是指曾参加贤良文学之对策的人数。《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五月，诏贤良对策，记录有汉武帝的制文，其最后一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看来问与对都是书面的，不是面对面口试。接下来有一句：“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有记载的贤良文学对策出身的还有严助。司马光《资治通鉴》把贤良对策系于建元元年，有误。《汉书·公孙弘传》称： 　　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 　　可见贤良对策在武帝初有两次，这两次公孙弘都参加了。公孙弘与董仲舒一起参加的是元光五年那一次，公孙弘是第一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来公孙弘当官做宰相去了。 　　郑重：对话的时间可以确定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话的形式，就像我们的访谈一样，有问有答。 　　朱永嘉：是的，这次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对话，是三问三答，史称天人三策，可见议论的焦点是天人关系。 　　郑重：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对话会把焦点集中在天人关系上呢？ 　　朱永嘉：周人取代殷商的统治，其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观上，天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故历代皇帝诏书，往往以“奉天承运”起首，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以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对话、讨论，集中在天人关系上，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郑重：汉武帝登基时还是个孩子，中国历史上小孩子当皇帝都会闹出一番是非来。 　　朱永嘉：是的，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即位，那一年他还只有十六岁，什么事还不能自己做主，真正做主的是汉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后来是汉文帝的皇后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在做主，还有汉武帝的母亲皇太后，原来汉景帝的皇后在做主。汉武帝早年受儒家的影响，那时的丞相赵绾及郎中令王臧都是倾向于儒家，太皇太后窦太后是主张黄老学说的，并不喜欢儒家。汉高祖刘邦去世以后，曹参为丞相，他奉行的是黄老无为而治，而建元元年那次各地荐举贤良之士，丞相卫绾奏议，认为各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些被荐举的贤良之士大都属于道家、法家和纵横家，卫绾的意见自然引起窦太后不高兴。次年以文学贤良成为公卿的御史大夫赵绾建议朝廷的大事不要再奏事太皇太后，那就是剥夺太皇太后干政的权力了，结果是赵绾和王臧因此下狱自杀。故那时汉武帝还不能自己做主，还得听命于祖母及母亲。从那以后，武帝的本纪上有不少灾异的记载，那年的二月丙戌“日有蚀之”，四月“有如日夜出”。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九月，日有蚀之。四年，“有风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五年之五月，有大蝗。六年二月，有辽东高庙灾。四月“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崩，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在古人的心目中，上天可是有意志的神灵，天文上的异象，便成了苍天告诫君王的一种讯号了，为君王者由此要了解自己治国理政上有什么阙失，这时他可以听得进一些谏诤之言。在那个时代，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不可能是平等地议论治国理政问题上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所以只能借着灾异来说一些现实政治上的矛盾和问题。若从说话技巧上讲，那就叫做“顺说”。《吕氏春秋》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顺说》，它强调的是：“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就是要求进说者能揣摩君主心理，顺其思路，投其所好，然后因势利导，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换一句话说，便是借助于对方的需要，顺其势来说自己想说的话，从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古代的君王都相信自己的权力是天命所归，而灾异又是汉武帝当时的一块心病，董仲舒便借汉武帝策问中所言：“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故董仲舒的对策，只能围绕这个中心，顺着汉武帝在思维上的困境，来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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