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遗言》中的生死观朱永嘉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秋冬之际，李贽在南京与焦竑等一起读《易》。冬十二月间，河漕总督刘东星遣其子刘用相以信邀李贽赴山东济宁，李贽在《续焚书》卷一《复刘肖川》中说：“此时尚大寒，老人安敢出门？又我自十月到今，与弱侯刻夜读《易》，每夜一卦。盖夜静无杂事，亦无杂客，只有相信五六辈辩质到二鼓耳。”李贽建议刘用相接信以后到南京一起来读《易》，刘用相接信后即到南京。 　　次年，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七十四岁，这年春天，河漕总督刘东星以漕务巡河到南京，迎李贽前去山东济宁，三月二十一日到达济宁。李贽在济宁漕署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并节录成《阳明先生年谱》二卷。李贽对自己编的这部年谱很得意，他在《与汪鼎甫》中称自己做的这件事“至妙，至妙，不可形容”，在《与方伯雨》信中，亦称“此书之妙，千古不容言”。他在济宁漕署，还继续读《易》。此时利玛窦前去北京，途经济宁，他们还见过一面。李贽在济宁，马经纶来会，目的是迎接李贽前往通州。于是李贽与马经纶一起北上，到直沽看海，但之后李贽又想回麻城龙湖，他写信给刘东星称：“仆已决意从潞河买舟南适，令郎想必送我到彼，安稳停当，然后回还是的也。”（《续焚书》卷一《答刘晋川》）李贽在这年的夏秋之间回到龙湖，他在《与友人》一信中，说明自己回龙湖的原因，一是自己“今年病多”，“以病多，故归来就塔。”他准备死了，一是想给寺内众僧讲《法华》经，把《易因》改定，“了此二件，则吾死瞑目矣。”故他是抱着等死的目的回到龙湖的。 　　但这次李贽回到龙湖，那儿却是多事之秋，麻城当地的官绅不满李贽，称其为“说法教主”，风言要押送其回籍。李贽把麻城的情况告知焦竑，焦竑曾去信劝其还是回到南京相聚。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麻城地方反对梅国桢的一伙人与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结合在一起，扬言要“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这件事涉及到在龙湖出家为尼的梅国桢之女澹然，诬言其男女混杂，实际上李贽与她们也只是书信问学而已。结果澹然无端遭谤而死，年仅三十七岁。冯应京还纠集人烧了龙湖的兰芝佛院，拆了李贽的藏骨塔，要驱逐李贽离开龙湖。李贽的朋友李定见事先将他转移藏匿，前往河南商城黄蘗山之法眼寺暂住。此时马经纶自通州至麻城问《易》，恰逢李贽遭遇攻击之事，便入法眼寺见李贽，一起读《易》四十日。李贽在黄蘗山法眼寺写了篇《圣教小引》，其最后一句是：“忠信笃敬行乎蛮陌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可见其对麻城龙湖那件荒唐事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还讲了在这个阶段的经历，“圣教”二字是指儒家，孔子是圣人嘛，故称儒家为圣教。李贽在这篇短文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思想的变化，他说自己“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说明五十岁以前，也就是他在南京与耿定理、焦竑等一起讨论学问之前，他对学问还是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五十以后，大衰欲死”，是讲自己在五十岁以后，反思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一个否定的过程。这在他与耿定向的辩论过程中，把言与行对照起来，把言与其前后左右连贯起来，一反道学虚伪的一面。到了晚年，再读《大学》、《中庸》要旨，慢慢才能贯通其思想，最后“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李贽晚年读《易》，有其长期生活的积叠作底蕴。孔子亦是晚年喜读《易》，《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易》者，讲事物的变化，因者，则为如何应对事物之变易，这是人们生活中必须应对的现象。李贽一生认识的经历，说明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也是不断碰壁中不断深化的过程，不断地经过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没有止境。同时也说明没有什么天才，知识和才能的积累是勤奋的结果。李贽许多精辟的见解是他勤奋读书认真思考的结果。 　　李贽在法眼寺时，马经纶还写信给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称：“昔日相访时卓老以道自尊，不相假伪，门下以其慢己，怀恨而去。今日之举得非藉此以报之乎？”（《与湖广冯佥宪》）另作《与当道书》，驳斥所谓“异端惑世”、“宣淫”之谰言。次年二月，李贽便随马经纶前往通州，法眼寺主持无念命其侍常慵陪同一路照应李贽。四月间抵达通州，住在马经纶别业，李贽在这儿继续订正《易因》。次年正月李贽患病，袁中道《李温陵传》云：“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这一年的二月初五，他为自己身后事立下遗言，《续焚书》卷四有《李卓吾先生遗言》：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粧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 　　这一份遗言，是李贽关于自己身后土葬的安排，说得很具体，不用棺木，连一块板材也不用，贴身只有十张芦席，几根木椽，随身日常穿的衣服和一块白布，那是非常简朴的一种土葬方式。李贽原来是准备在龙湖塔葬以安置自己的遗体，因龙湖寺塔被毁，他被迫离开龙湖，在自己病时不得不如此先作安置了。李贽有一篇谈生死的短文，题目叫《五死篇》，在人的生死问题上想得很透彻。人的出生大家都一样，从母胎降临到人世，但人的去世，则又有各种不同的死法，他列举了五种死法，其云： 　　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 　　此言为义而死，死得壮烈。其又言： 　　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不屈而死义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睢阳。虽曰次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是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是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虽又次于前两者，然既忠于君矣，虽死有荣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优劣，均为善死。 　　李贽还说：“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然后讲到他自己如何死：“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则岂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间乎？且我已离乡井，捐童仆，直来求买主于此矣。”李贽把如何死看作一买卖矣，他直面死亡，没有任何恐惧，而是思考如何死才能体现生的价值。为人难，如何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显示生的意义，把死亡也看作战斗的一种方式，这是战士之死。他又说： 　　此间既无知己，无知已又何死也？大买卖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 　　李贽所谓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就是与生前之对立者斗争到底，吾虽死，我的作品可以让你们永不安宁，这是那些“不知己者”之失败，这便是我死的价值，也是李贽可爱之处。他最后写道：“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是嘱。”这一篇文章应写于万历二十九年到三十年之间，麻城龙湖毁塔那件事之后不久，也反映了李贽倔强的性格。生与死不可分，何以死，是对何以生的评价，有的人虽死犹生啊！有的人虽然活着，但他事实上却已经死了，何以为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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