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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为臣不易”究竟难在哪里?——以谢安晚年之困境为例

朱永嘉

  “为臣不易”究竟难在哪里?——以谢安晚年之困境为例朱永嘉 (2017-12-03 21:05:54)[编辑][删除]转载▼
  如果不在明君之下,为臣当然更难了。不妨以谢安为例,东晋晋元帝以后政局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元帝去世以后,继任的几个皇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暂。首先继位的晋明帝司马绍是元帝的长子,在位的时间只有三年多一点,去世时只有二十七岁。之后继位的晋成帝司马衍,是明帝的长子,即位时只有五岁,在位有十七年时间,终年只有二十二岁,实际上那些年不是他自己执政,执政者是权臣王敦。接替晋成帝的是他的同母兄弟司马世同,即晋康帝,在位二年便去世了,终年只有二十三岁。然后是晋穆帝,为康帝之子司马聃,即帝位时只有二岁,在位时间十七年,终年十九岁。此后即位的是晋哀帝司马丕,是成帝之长子,在位只有三年,终年二十五岁。继位者是司马奕,为哀帝的同母弟,在位六年时间,称海西公,后被桓温废掉,立元帝之少子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在位二年,终年五十三岁。继位者为孝武帝,是简文帝的第三子司马昌明,其即位时年仅十一岁,前后在位二十四年,终年三十五岁。从晋明帝即位到孝武帝即位,共五十年时间,换了七个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除了海西公被废,其余大都是青年时即病死,故谈不上君王如何执政,大权都落在权臣之手。江南地区的东晋政权,在晋元帝去世以后的五十年间,之所以还能维持下来,靠的不是君王的威权,而是王、谢这两个世家大族的支持,因而在风雨飘摇的过程中,还能生存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桓温早就有篡位自立的打算,只是碍于王、谢两个大家族。1975年8月5日,毛泽东布置我们标点注释《晋书》中的七篇史传,其中有《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孙恩卢循传》等,要我们印制为大字本,我把任务下达给复旦历史系。这些传记都涉及东晋后期政局的变化,中间有两类人,一类是曾经带兵的权臣如桓温,一类是起兵作乱的孙恩卢循,都不是好事情,也许是毛主席在考虑他身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最坏的局面吧。如果与1972年毛泽东要我们标点的那些古文相比较,如《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四篇传记,主题是讲东晋在孝武帝八年(383年)如何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其现实背景是中苏矛盾,如果苏联挑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我们应如何应对。中心人物谢安是指周总理,他能沉着应对,稳定大局。1973年要我们标点注释的大字本,亦都有所指,如《明史·朱升传》是讲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其中讲的缓称王、广积粮、高筑墙,便是后来提出的不称霸、广积粮、深挖洞的方针,也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观念现在还有效。中美关系的所谓伙伴关系,不是没有矛盾,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看一下赫鲁晓夫时的美苏关系及戈尔巴乔夫时期与里根的关系,没有警惕之心的结果,苏联解体,亡党亡国。此外如《三国志·魏书》的张辽、张郃传,《旧唐书》的李愬传,都有现实背景,说起来话就长了。有几篇传我还得说一下,如《史记》的陈丞相世家,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列传,也都有所指,借刘邦去世以后稳定政局的几个关键人物,喻指现实中对应的人物,如陈平就有所指。陈平是一个贪官,生活上也很讲究,而且好色,灌婴说他盗嫂、贪金。但这个人点子多,刘邦去世以后,他起了稳定大局的作用。可见那时毛泽东对身后事都是从积极方面考虑的。到了1975年8月,他要看《晋书》那几篇传,是讲西晋灭亡时的几个关键人物,都是从不好的方面考虑,要出问题的话会在哪一方、哪些关键岗位上的人物。我当时读那些传记,心中当然不是滋味,那时总理已病重不能视事,毛主席也病重了。西晋之所以亡,是哪一类关键人物,我想毛泽东心中是有所指的。毛泽东读史历来是古为今用,从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历史上找对应的关键节点来参照。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毛主席最后要我们标点注释《晋书·桓温传》的大字本给他,我读了之后,感到太尖锐了,因为此传涉及简文帝去世时,对后事安排的问题,以及桓温的野心,说不清楚毛主席当时要看此文,究竟何所指,难啊!1975年的8、9、10三个月间,怎么能借这些传记来预测毛泽东的身后可能起来发难的相关人物呢?那时中央内部矛盾那么尖锐,在那个时候我怎么能在毛主席生前去想他身后的事呢?从内心深处讲,真希望老人家健康长寿,如果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去想,那不是作孽吗?处于我这样的地位,只能不声不响地听天由命了。我不忍也不敢,但确实是有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我怕日后惹麻烦,于是就拖一下,后来不催我就不上送了。
  桓温是一个有能力、又能掌控军队的人,但又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桓温是桓彝的儿子,桓家在东晋也是大族,史称桓温豪爽有风概,明帝时桓温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他曾西进平定四川成都李势的割据势力,他还曾从江陵出发,北上关中,行军至霸上。海西王是他废掉的,简文帝是他主张立的。简文帝病危时四次下诏书要他赴京师。简文帝去世时,《桓温传》记载:
  遗诏家国事一稟之于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
  当时的形势,桓温掌握兵权,根据地在江陵,而政治中心则在金陵,掌握中央政权的是王、谢二家,遗诏是他们起草的。而桓温带着军队,人在今天的安庆,当时称为石城,亦称白石。桓温带兵沿江而下的话,在建康也就是金陵,即今天的南京,是没有力量可以抵御的。孝武帝即位那一年只有十一岁,那时在中央实际执政的是王坦之与谢安,桓温带兵进京的形势,桓温传有一段叙述,今录于下:
  及孝武即位,诏曰:“先帝遗敕云:‘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又诏:“大司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国,内外众事便就关公施行。”复遣谢安徵溫入辅,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温让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诏曰:“公勳德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又敕尚书(谢)安等于新亭(在南京市南江边,依山为城垒,是当时军事交通重地,亦为当时士大夫聚会的场所)奉迎,百僚皆拜于道侧。当时豫有位望者,咸战慴失色,或云因此杀王、谢。
  可见当时桓温抵达建康,驻兵新亭,东晋小朝廷内部一片惊恐的状态。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桓温有风疾在身,也很难有大作为。我们换一个视角看,《晋书·谢安传》记载他们见面的状况,今录《晋书·谢安传》相关记载于下:
  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为什么谢安能那么镇静呢,简文帝的遗诏、孝武帝的诏书执笔者正是谢安,诏书中提到桓温“兼有风患”,说明他知道桓温健康状况不佳,个人行动也不能完全自主,留下的日子不多了,自己身后事怎么办也是迫在眉睫,桓温不可能有大的动作。见面时双方都很紧张,谢安一句话“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把事情点穿了,大家都可放下戒备的心思。桓温到建康,之所以兵备森严,那是因为他也很紧张,在他看来,自己单身进入虎穴,那当然会有畏惧之心了。他的根据地在荆州,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桓温有野心,这么个健康状况,也已力不从心了。故桓温只在京师停留了十四天,回到姑孰(今属安徽当涂),便寝疾不起了,“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时年六十二。”从某种意义上讲,谢安这次与桓温会面时那句话,也可以算君子“一言而可以兴邦”了。那时的君权徒具形式,为臣者的一句话也能安邦了。为臣者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制约乱臣贼子,以维持国家的安定,那才算是忠君爱国。
  东晋孝武帝即位最初的十多年时间,从内部讲,都是谢安在维持这个局面的稳定。桓温的事毕竟算是东晋内部的事,这个时期东晋外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北方前秦苻坚的力量,威胁着东晋外部的安全。谢安处理完桓温这件事以后,《晋书·谢安传》称:
  寻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安总关中书事。(这时他取代王坦之,执掌东晋政治全局。)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梁,在今陕西汉中东部。益,今四川中部和贵州大部。前秦苻坚发兵取此两州。樊,指湖北樊城。邓,在樊城北。四地皆为前秦攻取,故当时东晋外部的压力很大。)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故东晋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还是靠谢安在维系,不仅在言上,还在行上,作为国之栋梁,言是要靠行来支撑的。谢安在东晋孝武帝执政前期,最大的功绩是打赢淝水之战,打败了前秦苻坚百万大军,才赢得东晋在江南偏安的局面,时间是在太元八年的十月。这一年八月,苻坚从长安出发,讨伐东晋,《资治通鉴》记载:
  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
  可见这次前秦南下伐晋,来势汹汹,期在必胜。这些消息传到建康,当然是“都下震恐”。谢安在这个局势面前首先需要镇静,不能慌乱一旦恐慌心理蔓延,会首先乱了自己的阵脚。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谢安以镇静安定大局。当时在前线负责指挥的长官是谢玄,他是谢安的侄子。《晋书·谢玄传》称:
  诏以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檀玄、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等距之,众凡八万。
  可见当时前线总指挥是谢玄,这个仗怎么打,谢玄当然要到建康向谢安求教。那么谢安是怎么处理这场与前秦之间的生死较量呢?《晋书·谢安传》载:
  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
  从这里可以看到,谢安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还是镇静自若,不动声色,考虑清楚之后,“指授将帅,各当其任。”那时谢安的身份是征讨大都督,用现代的语言讲,他就是这场会战的总指挥。他这样镇定自如的态度,把敌人大兵压境、“都下震恐”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的仗才能有条有理的打好。
  当时前线的形势,《谢玄传》记载苻坚先头部队的情况:“先遣苻融、慕容暐、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梁成、王显等屯洛涧。”颍口,在颍水入淮处,洛涧在今淮南市东。谢玄到了前线,这个仗怎么打呢?是先打前秦的先头部队,灭敌人的威风。《谢玄传》称:
  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雲,步骑崩溃,争赴淮水。牢之纵兵追之,生擒坚伪将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军实。
  最早与前秦的前锋部队接仗的是刘牢之,《晋书·刘牢之传》称:“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也。”“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他带的部队称北府兵,是东晋的精锐部队。当初谢玄以兖州刺史镇广陵,开始募集这枝新军,后二年(太元四年)玄加领徐州刺史,徐州镇京口(今镇江),时人称京口为“北府”,因此北军为北府兵。《资治通鉴》在太元八年十一月,记载了淝水之战的经过:
  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涧为阵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
  寿阳即今安徽之寿县,《晋书·谢玄传》具体记载了之后的战争经过,其云:
  坚进屯寿阳,列阵临淝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淝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决战淝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便由此而来,淝水之战以东晋的胜利结束,东晋度过了危局。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建康,《谢安传》记载: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指战报)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忧喜不形于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一个人始终保持理性、冷静地观察和判断形势有利。谢安不把个人的功利放在心上,早年任吴兴太守时,史称其“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这一点很重要,为官不能把前任的事功都留在自己名下,却给后任留下一个烂摊子,只求自己在任时政绩的数字,为仕途上升创造条件。离任后要不了几年,大家便怨声载道,那又算什么呢?身后还给人指着脊梁骨骂。如今这样的官员还不少呢,如果为官真能尽职尽责,那他就不会忘乎所以,才能处处事事以国之安危为重,为人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唯有如此,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谢安终年六十六岁,孝武帝即位那年他五十岁,孝武帝成年以后昏庸无能,嗜酒成性。《晋书·桓伊传》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谢安后期的处境,其云: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按:应为中后期,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应在孝武十一年左右),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醟(酗酒)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时任中书令)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按:谢安功成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外患消除,上层集团争权和腐败的现象必然随之而起,这一点古今皆然。)帝召伊饮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从这一段叙述,可见谢安在淝水之战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功高震主。为人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柳宗元讲的敌存灭祸、敌去召祸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情况,在《晋书·司马道子传》亦有记载:
  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
  可见东晋这个政权,没有亡在苻坚大军,却垮在自己的贪腐之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还是有道理的。王国宝是谢安的女婿,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都是简文帝的儿子,看来自己的儿孙也靠不住呀。这当然要具体分析,谢安对付外敌之百万大军还有办法,对于自己的下一代之贪腐堕落却无可奈何,这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这种情况下,谢安能做什么呢?《晋书·谢安传》叙述了他晚年的境况: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之步丘(今扬州市北邵伯镇),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东晋帝王在首都建康西苑开凿的游览池,池中有台),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他对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及王国宝的倒行逆施虽然不满,亦只能形于颜色,而无法采取有力的措施阻断这种堕落的趋势,君主不良,为臣更难。)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
  他回到建康,“安发石头,金鼓忽破,又语未尝谬,而忽一误,众亦怪异之。寻薨,时年六十六。”
  当年毛泽东要标点大字本《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当时他批示“政治局同志一阅”,如今想来,确实寓有深意。从张蕴古的《大宝箴》到这四篇传记,均可体味到“为君难,为臣不易”所蕴含之深意。
  接下来我们需要再回头思考一下鲁定公问的“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的回答是:“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对君王之言,为什么“唯其言而莫予违”是“一言而丧邦”呢?因为“莫予违”是有条件的,如果君王如孝武帝那样,即使如谢安那样的贤相,也难以有所作为了。如果在位的君主如孝武帝,臣子如司马道子、王国宝,那还不就是《论语·颜渊》中齐景公对孔子说的:“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东晋政权正是如此,在淝水之战后,由此走向亡国之路。故“莫予违”的条件不是取决于这个“言”是谁说的,而是决定于其言之是与非,善与恶,善的、正确的当然要“莫予违”,不善的、错误的当然要允许别人讲,允许别人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换到现在来讲,“莫予违”只能靠路线方针的正确,任何人的言语都要靠实践检验是否正确和合理,这个要求对为君或为臣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有例外。再者,真理是相对的,有时空的限制,都是可以分析的,任何人的话是否能站得住,那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所以任何时候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些老话还是有道理的,“谦受益,满招损”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传统的国家关系,实际上是三个角色:君、臣、民,由君、臣二者组成国家的管理机构,民是社会的劳动者和生产者,是被管理的对象。君臣之间关系如何,决定着国家管理的状态。所谓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那是借助于君民关系的状态来说明国家管理的状态,兴与丧讲的都是君臣如何相处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君臣之间,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儒家在君臣关系上,强调的是他们之间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这是问君臣之间如何相处。“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相向而行,一者待之以礼,另一者事之以忠,二者是和谐的相互关系。而韩非子看到的君臣之间则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故君对臣要处处设防。《韩非子·主道》称:
  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如果君王有好恶的话,《韩非子·有度》称:“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臣务交而不求用于法。”韩非子这些话也是君臣关系矛盾斗争的一个总结。这类情况历史上的案例不少,东汉末有月旦评,便是以誉进能,党锢之祸因之而来。如果以党举官,最典型的是明末东林、阉党之争。党争是东汉与明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因素。“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强调的是在国家管理上君臣间共同利益的一面,君臣之间发生矛盾有一个互相体谅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二者在国家管理上共同的必须遵循的相互关系。在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上,儒家强调的是《论语·为政》中孔子的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强调的礼法,以礼为主,以刑法为辅助。《论语·颜渊》中孔子还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处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重要的是如何不使诉讼发生。”民间怎么会不发生诉讼呢?通过礼治来形成良好的风尚,这当然只能是孔子良好的愿望,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生活中还不可能离开司法。故中国历代统治者基本上还都是儒表法里。君臣在国家管理上与民的关系是什么?进行国家管理的目的是什么?《论语·子路》有这么一段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离开鲁国到了魏国,冉有为他驾车,看到卫国人口不少,才有孔子与冉有的一段对话。人口增加了,下一步该如何?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既然大家都富了,下一步又该如何呢?那要进行教化。换一句话说,先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然后经过教化,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这个富之,应该是共同富裕,当然富裕会有先后,但不能是贫富两极分化吧。今天我们的问题,确实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国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大力抓扶贫工作,特别是针对农村的精神扶贫。那么富起来的人,便都很文明吗?不然,特别是一些暴发户,往往最缺少精神文明了,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暴富,有时往往是通过掠夺性的手段致富的,这类富豪并不爱自己的国家,更说不上什么精神文明了。不能把这些暴发户立为标杆,那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的。他们都不是劳动起家的,是靠搞资本游戏的巧取豪夺,以钱生钱,靠的是金融杠杆,拿了国内银行的金钱向外国溜,美其名曰出国并购,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们心中有数,国家也心里有数,老百姓也心里有数。阿里巴巴现在成为媒体上一个常见的专门名词了,这个名词的意蕴究竟是什么?大家去看一下《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便可以知道这个名字背后之财富从哪儿来的意蕴了。这个故事以阿里巴巴兄弟俩不同的结局,表达出获得意外之财后,应如何为人的问题,对于当今见之于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的那些骤然暴富的富豪,有着不言而喻的教育意义,那些富豪最终如何结局,不妨拭目以待。中国有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懂得财富有聚也有散,大家不妨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首富,陶朱公范蠡,是如何聚,又如何散的,范蠡在十九年中三次聚,又三次散,“散与贫交疏昆弟”,这个家族才能持续生存下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史记·货殖列传》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云:“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红楼梦》中亦有一句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要能聚又能散,那才是好汉。马云不是说过:“我对钱没有兴趣,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拿91块钱,我当老师的时候,那时我每个月省钱。”既然这样说了,还得要见诸行动吧,不妨把阿里名下的现金贷,即所谓的蚂蚁贷搞二十亿出来,作为救急济贫事业,一万元以下作为无息贷款,限期一年,以济他人一时之急难,在骤然暴富的富豪中带一个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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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评论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8/6 23:30:17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7/16 2:25:38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10:50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08:24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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