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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大数据之外的苏轼:诗与政治的人生

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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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文化纵横》公众号刊发了本人所写《论苏轼》的第二部分,今在此重新刊载,供读者批评指正。
  [导读]今年恰逢苏轼诞辰980周年,近日,清华附小学生的分析报告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然而,撇开数据分析,将目光集中于苏轼本身,这一位先于我们千年的古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为何得以为历史所铭记?朱永嘉先生通过对《宋史·苏轼传》与苏轼诸多诗词创作的细读,尝试进入这一位历史人物。本文勾勒了他的前半生历程,刻画出这位历史上的文学家、思想者对于政治、人生的诸多思考,同时提出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具有不同的意涵与工作伦理,促使我们思考,今天,苏轼对于人生的诸多体悟以及他的工作伦理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离开京师后的苏轼
  
  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年)八、九月间离开京师的,十月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因遇大风受阻,在楚州逗留了一段时间,至次年的正月才到达杭州。苏轼这次在杭州大体上有二年半左右,在熙宁七年的上半年去过润州(今江苏镇江),一路上经过湖州、苏州、常州、丹阳诸地,都有他的作品流传。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徙密州(今山东诸城),苏轼怀念其弟苏辙的名作《水调歌头》即是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作于密州。其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史·苏轼传》称:
  
  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又称: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苏轼为地方官,不是惟上是从,而是想方设法维护地方民众的利益,他为官一任,总是想方设法造福一方。
  
  苏轼在密州呆了二年多,徙知徐州。他于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起程,先自汴京前往洛阳访友,之后东行,至七月到达徐州。他到徐州后,写有《徐州谢上表》,对往事略有表白,其中云:
  
  向者屡献瞽言,仰尘圣鉴。岂有意于为异,盖笃信其所闻。顾惭迂阔之言,虽多而无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犹坚。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无罪,实深恃于至仁。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空怀此意,谁复见明。
  
  对于往事,他还是实话实说。那年中秋他是在徐州过的,苏轼与其弟苏辙在这一年的二月相会于今山东郓城,苏辙即子由,随苏轼同行前往徐州。兄弟二人在徐州一起过的中秋节,当时二人同宿在逍遥堂,苏辙有诗《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应物)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箫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今河南濮阳)之间,相从来徐(今江苏徐州),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其一: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其二: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该诗与诗前小引既反映了兄弟之间感情深挚,又答复了苏轼在一年前写的《水调歌头》对自己的怀念,此时二人又将分别,苏轼在客人离去之前,故意烂醉如泥,"困卧北窗呼不起",以避免分别时的伤感情绪。离别之后苏轼再作《水调歌头》,其在序中云: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苏辙之所以劝苏轼早退,是因为他对苏轼日后的牢狱之灾已有预感。熙宁十年春,他们在汴京王铣的集会上相聚,王铣是功臣王全斌之后,尚英宗之女蜀国公主。苏轼在集会时有诗《满庭芳》,其中描写的佳人即啭春莺。苏轼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即与此有关,王铣因此被谪,啭春莺辈也流落他人。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思想上与苏辙的《逍遥堂会宿二首》的诗前小引是相呼应的,主旨在于"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苏轼在这首《水调歌头》中有这么几句: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这几句便是回答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的,意谓到了晚年,须早作安排,要脱掉官服,回到千里之外遥远的故乡四川眉县,沿途有好的风景可以停留。吾醉而高歌时,你与我相和。我醉倒时,你扶着我。唯有好酒可以使我们忘却过去的忧愁。苏轼前后二首《水调歌头》中的这些表白,也是他对兄弟情深一以贯之的表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对官场生活有什么依恋。所以苏轼为官,还是真诚地想为人民、为国家办几件好事和实事,至于他们的兄弟之情,还是真情流露的。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离开徐州转去湖州,他是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到达徐州,在徐州前后有二年零二个月的时间。这二年多时间,他在徐州做了些什么呢?《宋史·苏轼传》载: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在治水问题上,苏轼为当地老百姓干了一件实事,也是好事。
  
  苏轼在徐州任上,元丰元年(1078年)的十月,写了一份《上皇帝书》,其中分析了徐州的地理条件,历史状况,经济状况,呼吁朝廷注意这个地区,认为徐州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关系到社稷存亡。这件事他是受到神宗奖谕的,故他有《徐州谢奖谕表》,在谢表中他没有个人居功,强调的是"僚吏之劬劳"。徐州在古代叫彭城,地理形势非常重要。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说: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按:此言对于西边河南地区是居高临下)。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按:此为当年项羽阅兵场所)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苏轼从地理、历史、人文的状况,说明徐州在北宋王朝所处之重要地位。从这一段话可知,苏轼在地方为官,还是一个有心人,指出徐州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当时宋辽对峙的重要地区。现在我们缺少这样有远见的地方官,做地方官,要对当地在全局中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满脑子都是仕途的上升空间,缺少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思。
  
  苏轼的这篇《上皇帝书》,对徐州如何发展冶铁业,如何加强地方官的威权,如何选拔当地的人才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在地方上要慎择守臣,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略其小过,允许其法外处置应急事变,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安定。苏轼认为取士不能只凭文词,应别开仕进之路。其云:
  
  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
  
  这是以史为例,他还说:
  
  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
  
  他这是强调用人要不拘一格,不能仅凭文词,还是实践出人才。在用人的过程中,又要让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样如"江河所趋"、"蛟龙生之"。其实当年刘邦之所能够胜出,关键还是他善于用人。苏轼这篇《上皇帝书》还是有见地的,他对当年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并未耿耿于怀。
  
  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获悉将要离开徐州前往湖州的消息时,依依不舍地以拟人化的方式写了一首《江城子·恨别》: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摧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上阕描写离别之难舍,下阕描写他离开彭城的路径。隋堤是隋炀帝所修之通济渠,引汴水入黄河,与淮水沟通,渠广四十步,堤筑御道,并植柳树,故谓之隋堤。苏轼想象自己沿着这条通济渠南下,正是大雁北归之时,故云"背归鸿"。这是在前往湖州的途中,回首彭城,经过泗水与淮水,言自己相思之泪流不到江东,。这说明苏轼到一个地方,便流露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真情所在。他到湖州的职司是知湖州军州事,同一个品秩,换了一个地方。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五月间,经过扬州抵达湖州。他在湖州的作品不多,曾写有一篇《湖州谢上表》,报告自己上任以后地方的情况。其云:
  
  已于今月(五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乌台鞫诗案与赴任黄州
  
  苏轼到湖州不久,七月便发生了乌台鞫诗案。《宋史·苏轼传》载: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糵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
  
  乌台,指那时的御史台。"摭其表语"指那篇《湖州谢上表》中的话,这篇表文引起李定不满之处,只能是其中那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可能"新进"二字得罪了李定这批新进之人。牵涉到这个案子的不仅是苏轼,还有王铣等人,他们在苏轼前往徐州赴任时曾相聚在一起,苏轼在席上赋有《满庭芳·佳人》一词,佳人是指王铣家之歌妓啭春莺辈,词之下阕有这样几句话: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
  
  可能在这个场合,有人对时政发了几句牢骚,被人告发了,所以才有"鞫诗"的问题,因为仅凭"难以追陪新进"无法定罪,那首词下阕的几句话则可以推衍定以讪谤之罪,但也要有席上的具体议论作根据,故这个案子有好几个月定不下来。实际上苏轼对于王安石新政的不同观念还是坚持的,这在他《徐州谢上表》中表达得很清楚,说自己发表的那些议论"岂有意于为异,盖信其所闻",即不是故意唱反调,确实是感受到问题而说的。他还说:"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犹坚。"说明自己过去讲的那些话,出于忠心耿耿。"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意谓自己虽然已经离开京师,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因为不忍心朝廷改变祖宗之成法。其实这个话与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是对立的。还说:"言之无罪,实深恃于至仁。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说明言者无罪是中国的传统,深信皇上至仁,会知道我的这番议论出于爱护君王之心。苏轼以此表明自己在朝堂上说的是实话,是真话,没有个人私念,是为了朝廷好,深信皇上也懂得言者无罪的道理。那么再来看《满庭芳·佳人》所言"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应是有所指的,指的是那些新人的堕落,朝政的黑暗,不过没有明言罢了。至于"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在这次聚会时,狂客们对时政和新人阴暗面的议论要直白得多,这大概是李定他们利用这首词对苏轼等人往死里整的原因。这个案子在乌台拖了好几个月,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实证,仅凭言还不行,言者无罪嘛。《宋史·李定传》提到此事的经过,其云:
  
  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擿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李定抓捕苏轼时,弹劾其《湖州谢上表》只是一个因头,实际上要对苏轼自熙宁以来的议论算总账,称其"作为文章,怨谤君父",而"交通戚里"是指苏轼与王铣的关系,因为王铣尚英宗女蜀国公主,苏轼与其交往密切当然是犯忌的,故在这个案子中王铣与苏轼一起被贬谪。这样的小人执政,那就与王安石不一样了,王安石与苏轼在政见上不同,互相争论,但从未故意整过苏轼呀!苏轼外放杭州是自己请求的。那些小人执政则完全不同,他们是靠整人来树威的,那就不是执政理念上不同观念的争论,而是派系利益之争。到了元丰年间,已不是王安石在那儿执政了,而是吕惠卿等小人们的执政,他们在政见上以排斥异己整人为能事,这对北宋王朝不是好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任何党争,只要一露头,便不是好兆头。《宋史·舒亶传》记载舒亶"同李定劾苏轼作为歌诗讥讪时事":
  
  亶又言:"王诜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
  
  这不是要开杀戒了吗?那就成为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杀了,这只能是王朝行将终结的征兆。这中间有一个界限,可以有不同执政理念的争论,但不能允许派系的组织架构,更不能使派系之间的矛盾变成你死我活之自相残杀,这是北宋王朝灭亡的致命伤之一。当时宋神宗还是有所节制的,乌台鞫诗案有几个月久拖不决,神宗采取赦免的办法。《宋史·苏轼传》称:"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苏轼是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前往黄州赴任的,乌台鞫诗案前后半年不到,苏轼没有讲到自己在乌台的情况,那还是为了保全大局的安定。苏轼作有《到黄州谢表》,其中云:
  
  臣轼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敕,责授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所讫者。
  
  苏轼于元丰三年的二月初一日到达黄州,总算摆脱了案子。他在黄州是闲职,没有公务在身了。黄州的治所在今湖北黄冈,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一年苏轼四十岁,他在黄州前后不足五年,反而是他词赋最丰收的时间,他没有因鞫诗案而搁笔,也许这也是祸兮福所倚,对灾难怎么看,有时反而是激发人们前进的一个动力。
  
  苏轼到达黄州以后,所作的第一首词便是《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一日出京,二月一日到达黄州,寓居于定慧院,这首词应作于三、四月间,那时他还是孤身一人居于定慧院。其词云: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语义深邃,前半写景,后半抒情,情景融为一体。梧桐还只有疏枝,说明时令在二三月间。缺月,指弯月的日子。漏断,是夜深人静之时。幽人,作者自谓。他一个人在定慧院独来独往地漫步,正如天上飘渺不定之孤雁的影子。惊起是猛然,回头,指回望自己一生的经历,有恨无人省指有恨却无人懂得。拣尽寒枝不肯栖,表白自己从不偷安于高位。寂寞沙洲冷,谓宁可一个人寂寞冷落地安处于沙洲之上。全词不露痕迹地表现出他对乌台鞫诗案的控诉,这下半阙正是最打动我的挚友莫须有先生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有类似于苏轼那样有着切肤之痛的遭遇,诗词就是这样沟通古今之心灵世界。
  
  苏轼到黄州以后,所作的第二首词是《南歌子·感旧》,今录其词于下: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这首词反映了苏轼在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希望自己的小环境也就是家庭生活能够温暖一些,成为能够安顿自己心灵的一个温暖的港湾。苏轼在夫人去世以后,续娶了王闰之,这一年的五月,苏辙即奉苏轼的家小抵达黄州,苏轼到河口相迎,这首词是对其家小的呼唤。
  
  此词之上半阕所言"寸恨",便是指乌台鞫诗案时自己受诬系狱遭贬之恨,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这阴影绵绵留在心底,岂能轻易裁断。半年来其爱妾王闰之忧心忡忡未能展眉,希望有朝一日,两人在明月好风下之闲处相会,苏轼在猜测什么时候能来相聚。下半阙意谓,如果有相聚那一天,对苏轼而言是春雨消残冻,温风暖冷灰。留取曲终一拍,是指二人后半生能相聚在一起。这一曲是为了谁?是为了等待王闰之前来相聚。大丈夫在困难落魄时,还是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作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港湾,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是如此,生存才有温暖和乐趣,对此我深有体会。
  
  大数据之外的苏轼:诗与政治的人生 朱永嘉
  苏轼在黄州期间,作下名帖《寒食帖》。
  苏轼到黄州的第三首词是《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此词写作的时间,应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春天,临皋亭是苏轼最早在黄州落脚的地点。今先录此词于下: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
  
  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临皋亭,是苏轼初到黄州落脚之地,在黄州的朝宗门外。明弘治《黄州府志》卷四:"临皋馆,在府城南,即古临皋亭,宋苏轼初谪黄寓居此亭,有诗曰:‘临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后来苏轼作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即在此地。苏轼在黄州给友人的书信中介绍当地的风光,他说: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上阕说映照在杯中之静景,言山水之晚景映照在琼杯之上,在杯中看到的山水都堆在一起,认得这些景色似乎是岷山、峨眉山上之雪水在江中翻起的波浪。自己初来这儿,即有万顷葡萄酿的美酒。
  
  下阕描写抬头所见山水之动态,傍晚的细雨使山色暗下来,一阵春雨将山峦淋湿,好似女子着粉的脸腮,一阵东风席地而来,将雨水都吹散,夕阳照得江天对半分开。
  
  苏轼在黄州之第四首词是《菩萨蛮·七夕黄州朝天门上》,此词有二首,今录其第一首: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还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
  
  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这首词是苏轼继配夫人于五月抵黄州以后,七夕之夜在黄州城楼上赏月时写的。上半阕写天空之景,描写在黄州朝天门城楼上看到屋檐上挂着弯弯的月亮,月光还没有圆满便忧虑着再一次缺月,看那月钩所在之处,可能是织女洗梳的楼房。天孙,指织女。下阕言人间情。佳人,指继室王夫人。言语好,指其祝福的心愿。不愿求新巧,指不希望再有分离后的重逢,因为经历这一次分离的痛苦,他们才祝愿人间再无离别之恨。人们经过夫妻分离的痛苦,才感到重聚值得珍视。此词是苏轼兴到之作,发于至情。
  
  尽管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由于家人的相聚,慢慢恢复正常,但往事的绵绵遗恨岂易消散,他在黄州的作品中,仍不断地感慨人生之艰难,既不甘心,又出于无奈,流露出那种不羡人间功名利禄的超脱情绪。元丰四年(1081年)重阳日,苏轼作《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徐君猷是黄州的太守,这首词之下阕末二句为:"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这是对人生无常之无奈而又忧愁的感慨,如果仔细体会,苏轼的内心世界还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时期能代表苏轼思想的是元丰五年二月写的《江城子》,该词之序云: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苏轼以东坡为号,始于此词,他是借陶渊明以明己志。陶渊明有五言诗《游斜川》并序,该诗作于辛丑正月五日,那一年是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正是东晋衰落的时期。斜川的地理位置当在今九江庐山北面的长江边,近鄱阳湖水入江口不远。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辛丑年陶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的正月初五日,陶渊明与两三个邻居一起游斜川,其地在鄱阳湖(即古之彭泽)入长江口边。临长流,指在长江边上。曾城,是鄱阳湖中一小山,相传是落星坠水中所化,上有寺,称落星寺,西晋时称为曾城。在斜川可以看得到曾城,傍晚时分,鲤鱼跃出湖面,鳞光闪闪,水鸥在湖面上飞翔。南阜即陶渊明《饮酒诗》"悠然见南山"之南山,位于庐山南北两侧,陶渊明在柴桑可以看到南山。陶渊明《游斜川》诗中称:"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谓自斜川遥望曾城之美。苏轼《江城子》中提到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关于斜川及曾城的地理方位等背景情况,大体就是如此。
  
  苏轼词中所言壬戌是元丰五年(1082年),他讲到自己躬耕于东坡,《苏轼诗集》卷二《东坡八首叙》: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东坡实际上是官府给他的一片荒地,面积数十亩,苏轼在这块地上垦荒以种粮食,在东坡筑了居所,号为雪堂。苏轼有《雪堂记》一文,其文云: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堂周边的情况,南面是四望亭之后丘,西边有北山流下来的泉水,苏轼感到这个地段与斜川的风光近似,借此以喻自己那时的处境犹似陶渊明《归园田居》所言"复得返自然"。弄清此词之背景,其词意便容易理解了,今录其词于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上阕首句是反其意而用之,意谓人间之是非,怎能在梦中了断,醉中清醒,所以说梦中了了醉中醒,从本意上讲是一种无奈,只能在醉梦中求解了。然而也不能说全无此事,酒后吐真言,不就是醉中醒吗?有的事你朝思暮想,有时也会梦想成真,这类事例生活中也能见到我就见到过,这毕竟是强权之下无奈的表现。作者把陶渊明的遭遇看作自己的前生了,他自己如陶渊明那样,看不惯现实的政治生态,最终只能退而躬耕于田园。苏轼以东坡自号,何尝不是一种对黑暗的抗争。昨夜东坡春雨,早晨乌鹊明胶,报告天气终于晴朗了。
  
  下阕讲雪堂的地理位置与陶渊明所游之斜川相似,西边有泉水流动的声响,北边山上有小溪流下来,向南看则有四望亭,有孤山那样如同曾城一样耸立,完全是斜川当日的景象。我老矣,如陶渊明那样,这儿是我归宿之地。
  
  该词所表达之思想倾向,那是既胸怀不平,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借陶渊明《游斜川》诗的情景,显示自己筑雪堂以东坡为号的情绪。一般人都是如此,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这种不平的心情历久不灭,总会找各种方式流露出来。苏轼的诗词和文章,则借此给人以美的感受。还是韩愈当年说的"不平则鸣",而鸣也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这才是文学得以发展的源泉。
  
  苏轼在黄州所作之词很多,大多都寓有深意,其内容与黄州的地缘和人际相关,人生如梦始终是他词中的主体,但读来都有一种美的感受,我也只能略举一二,供读者欣赏。其所作《水龙吟》云:
  
  闾丘大夫孝终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胜绝。元丰五年,余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词。公显时已致仕在苏州。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该词写作的时间是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是年苏轼四十七岁。这是一首说梦的词,梦到自己乘扁舟自江中望栖霞楼,看到故人在楼上寻欢作乐。此故人即闾丘大夫,闾丘为其姓,名孝终,字公显,曾任黄州太守。苏轼于熙宁七年九月自杭州赴山东密州时,路过苏州,曾访闾丘。熙宁十年,闾丘过彭城,二人在徐州有过相会,故苏轼在《浣溪沙·赠闾丘朝议,时过徐州》一词之首句即云"一别姑苏已四年"。闾丘曾任黄州太守,在黄州筑栖霞楼,为黄州绝胜,据称此楼就在赤壁之上。黄州与武昌隔着长江对峙,故其序中云"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在江中回望赤壁上的栖霞楼,只看到和听到楼中歌乐的声响,舟中人称,这是闾丘公显在那儿会客。这是梦中之事,梦醒作《水龙吟》记梦,那时闾丘公显已退休在苏州了。此词苏轼借梦来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与《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之词意相同。
  
  《水龙吟》上阕言梦中所见,说自己在梦中乘小舟横渡长江,在船上卧看栖霞楼之翠壁红楼景象,只听到他们如同在云间的欢声笑语,那是使君在楼上高朋满座,佳人半醉,以歌乐伴饮。危柱哀弦,指弦乐器奏着哀怨的音乐。佳人的歌声,一起萦绕在云水之间。想到故人已经年迈,但当年之风流未减,再回首,却都在烟波飘渺之中。
  
  下阕讲梦醒后的感慨,醒后推枕而起,梦中的景象惘然皆不可见,但见江面上空荡荡的,只有月光照泻千里,据说范蠡携西施乘扁舟泛五湖而去。云梦南州,指黄州在云梦泽之南,与武昌是隔江相望,闾丘大夫在这儿昔日之游应有所记忆,如今依稀带病在梦中前来相会。
  
  全词的中心和题意,仍然是那个"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的意思,可见乌台鞫诗案对苏轼打击之深远,在作品中随时随地都会有这种情绪的流露。
  
  苏轼流传最广泛而且久远的作品,还是他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所言赤壁,便是在黄州之长江边。关于赤壁故址,有二说,一说在长江南岸,武昌西边的赤矶山,一说在黄州城西北的长江边。苏轼在这个地方先后写了三篇作品,《赤壁怀古》是词,此外还有《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两篇长赋。今录该词于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地点在黄州,要理解此词,需要先读苏轼的《赤壁赋》,该赋亦是名篇。二者皆作于同一时间点,但侧重点不同,赋重点在讲曹操由盛而衰,词则重点讲胜利者周瑜之潇洒。在观念上,二者主题都是讲英雄"而今何在哉?"只有山水和月光依旧,人事无论其成败都是短暂的,"万事到头都是梦",所有的成败得失、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很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对作者而言,大概也是给平常人之心以心理安慰吧,以词赋的形式描写山水,能给人一种美感的享受。
  
  《赤壁赋》以苏子与客问答的形式叙述。其文稍长,全赋共四段,第一段叙述江边的场景,第二段叙述主客在船中扣弦而歌,第三段叙述赤壁之战及作者的思索,第四段叙述只有天地自然才是永恒的。今摘引其首段文字于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此言苏轼与客于七月十六日在江面上的情景,他们以扁舟游荡于赤壁之下,江面上清风徐徐吹来,水波不兴,月亮自东山升起,月光与水面在天边相接,船若苇叶在万顷水面上茫然漂泊而不知所止,此时船上之主客似乎远离当今世俗,如同迈入仙境。其第三段云: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这一段话是告诉人们,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暴发与骤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它不可能给你留下什么。曹操轻易拿下荆州,结果给他带来的是赤壁之战的失败。反之,如果你遭遇不公正的对待,若苏轼之乌台诗案所带来的悲情之遗响反而能长留于人间,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回归自然,在自然中获得永恒。故还是老子讲的二句话有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回头再看《念奴娇·赤壁怀古》,若周瑜、诸葛亮那一代豪杰,即使作为千古风流人物,毕竟皆已大江东去,哪有如画之江山永恒呢?对于苏轼而言,应笑我多情而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在黄州之江边,只有长江与月光才是永恒的。赋与词所贯穿的是同一种思想和情感。
  
  《后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的八月中秋,写的是作者与两个客人一起自雪堂步行到临皋亭作故地重游,叙述艰难爬山的经历和感慨。该赋首先叙述其故地重游之经历: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这一段落写了他与两个客人自雪堂步行到临皋亭,然后取了武昌鱼和酒,乘船游于赤壁山下的江面上,描写所见山水景色。这一年苏轼四十七岁,最后一句是感慨自己人生还有多少时间,如此江山如画的景色,以后能否再见呢?这引出他第二段爬山的艰难经历: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这一段是苏轼借丛林之野蛮的原始生活以喻官场的阴暗经历。文章最后写其回到江面,随波逐流地在梦中回归自然的境界,比喻自己如孤鹤那样自由翱翔于天际,赤壁之下,只有自然,再没有人事之纷乱了。其云: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苏轼在元丰五年七月到十月,围绕赤壁,先后写了三篇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赤壁赋》作于七月,《后赤壁赋》作于十月。前两篇作品告诉人们,赤壁之战无论胜败都是短暂的,唯有那里的山水与月光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迅即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抵达黄州,自临皋亭到雪堂,躬耕于东坡,以陶渊明自喻,再自雪堂步行至临皋亭故地,在江面上漂泊,经山林中跋涉,回到江面上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只有听其自然,才是自己心灵安顿之处,这是古代士大夫因在政治上失意后,以一种豁达的心态保持自己生活的乐趣,使自己不再受人生名利禄的拘束。这也是在人生无奈中的选择,借此保全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同时也曲折地保持自己不屈不挠、不忘初心的倔强性格,形式上是消沉,骨子里是不畏豪强,外柔内刚。只有这种情况下,山水的永恒才有历史意义。人的一生,总有顺境和逆境,在顺境中不忘乎所以,坚持不忘初心、堂堂正正为人的准则,在逆境中不垂头丧气,仕途上你们能阻断我的道路,在文学上我照旧能放出异彩。苏轼仍然在骨子里傲视一切,走自己的路,保持一个人的尊严,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原因就在这里。苏轼在为人上是一个有骨气和风范的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不结合他的处境去理解,弄不好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那才是消沉了。他的长处是傲视政治上的挫折,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换一个角度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赤壁是一个空间,是一个舞台,在时间或者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各色人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过许多悲喜剧,苏轼看赤壁之战是一种景象,这个景象与他在黄州时因乌台诗案的影响有关。赤壁之战对曹操是一次大的失败,《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载:"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在郭嘉去世以后,曹操对荀攸等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曹操还说过"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为什么?郭嘉的聪明才智反映在他能谋划全局,用今天的话讲,郭嘉对国际国内的矛盾有一个全局性的谋划,这才是制胜之道。其他人对郭嘉亦有不同的评论,其本传云:"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郭嘉不以人言为意,他有自己的主见,曹操看重他的就在这一点。一个人要有骨气和自己的风度,不随风摇摆。这说明曹操用人是看才能和骨气,不是看与他人的相互关系,随风倒的人大都靠不住。毛泽东让林彪读《郭嘉传》,着眼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林彪小人焉,只看到小家庭的利益关系,结果是折戟沉沙。各种对于九一三事件的胡乱猜测,都没有从大处着眼,只是小人的眼光。在大人物身边难免总有被宠信的小人,如王安石身边便有那么多小人,搞乌台案陷害苏轼的不就是曾被王安石宠信的小人嘛!空间只是一个舞台,变化的速度很慢,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时间段会有各色人等上场表演,作为历史保留下来,是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登场的是丑角还是英雄,都会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每一个登上舞台的人也应考虑一下,你准备为后人留下什么,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
  
  综览苏轼这前半生,他是一个有怀疑精神,并且抱着批判态度、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文学家。苏轼还是一个有行政工作能力的思想家,他在密州、徐州、杭州做地方官,都是有成就的。为政不在当时之誉,而在人们过后之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工作的实践,及其精神上的超脱,正是他思想的源泉,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源泉。苏轼在官场上,能够始终保持特立独行。他的性格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是一个思想家,却一心想做一个政治家,而且要做一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人却都有些不合时宜。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轼比王安石幸运,这是指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人对他的思念远远超过了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了,但是王安石那种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勇往直前的那种精神,始终值得人们尊敬。所以每当社会矛盾叠加,需要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怀念王安石,从而对他的评价便会上升。在社会生活趋于平稳时,对他的评价便会有所下降。所以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如市场商品价格一般,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其价格以价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苏轼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落者,然而他务实的批判精神,其言论之精辟与深刻,在如何真诚为人的人品上,他都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的。从他为后人留下了那么多作品上讲,特别是那么多词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人在心灵上不断地产生不可磨灭的共鸣,不论他在何种境遇下的作品,都能深刻地扣动读者的心弦,这就是作为有深刻思想的文学家最高尚的历史品味。
  
  本文上篇到此应该结束了,我还有一段多余的题外话要说,从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使我想到政治家和思想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职能上之分工有其客观的需要,社会的发展需要杰出的政治家,也需要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要有思想,王安石便是有思想的政治家,苏轼是有思想的文学家,同时他又是有政治抱负和高尚人品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思想家有共同点,也有区分,二者的位置不同,职能不同,又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一定要兼而得之,那就太苦命了,其结果往往难以两全。我不知道历史会不会幸运地创造奇迹,如果真有奇迹,那么在这个人身上,在不同时期亦还有主次之分,一个时期以思想家的角色为主,另一个时期以政治家的角色为主。在作为政治家时,他有思想萌发,那也只能出题目请人帮着做,能不能产生理论家的系统著作,结果也很难说。思想家之思想发展的动力在哪儿?在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来自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故问题意识是思考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那就是要有怀疑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发现问题。此外还需要什么呢?那就是爱憎分明之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这两条,也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不断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便是不断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分清矛盾的主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从而爱憎分明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使之理论化,在逻辑上保持论述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为政治家提供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这也是从社会生活出发,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形成系统的理论,最终又回到社会实践,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7·26讲话中要求广大干部从问题意识出发,直面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好好反复学习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并借以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其原因就在于此。要充分认识我们继续前进的起点在哪儿,不是陶醉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胜利,而是直面我们自己的问题,直面世界矛盾所赋予我们的机会和困难,考虑如何开始我们新的长征。这就是问题意识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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