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本人阅读《宋史·苏轼传》，写了一篇关于苏轼生平与为人、为学的文章，《文化纵横》杂志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为两篇发表，今在本博客重新刊载，供读者批评指正。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根据《宋史·苏轼传》的记载，苏轼是少数几个敢于直接上书批驳王安石变法的人，正义直言的个性使他敢于在王安石倡新法面前直言切谏变法之不便，这也极大影响了苏轼的政治命运。在本文中，朱永嘉教授细数史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在庙堂之上敢于担当的苏轼，并直指王安石变法之难即在于不得人心。 　　《宋史》卷帙浩繁，整体上后人对其评价不高，但其中的《宋史·苏轼传》还可以算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苏轼本传云：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苏）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苏轼与其母的对话，是他早年的立志，也就是他的初心，是要做一个如范滂那样坚持正义、敢于担当、不怕牺牲的君子，再大的困难和个人的委屈也能够面对，在这一点上，苏轼一辈子是坚持到底的。 　　苏轼母子关于范滂的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后汉书·范滂传》有一段范滂母子生死诀别时的对话，要理解他们母子的对话，先要知道他们母子诀别时的历史背景。范滂是何许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有《范滂传》，范滂是党锢之祸中受害者的代表人物，性格非常刚烈，《党锢列传》篇首云：“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奋，处士横议。”这是党锢之祸的起因，当时朝廷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处于黑暗时期，于是士大夫议论朝政，而执政的宦官则久已怀恨在心，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一件极为偶然的事件引爆了朝廷与地方官僚士大夫之间的一场火并，当时士大夫有名号的，依次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而范滂是“八顾”之一。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这个人敢于说话，曾为太尉黄琼所辟举，朝廷征求地方意见，“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因此名声大振。太守署其为功曹，他斥逐了一大批行为不端者，甚至连太守打招呼也不听，因此反被指为党人，捕系黄门北寺狱，后被释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数千人前往迎接，这样他便成为汝南地区党人的领袖人物。其本传云：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从这一段对话，可知范滂母子都是有担当的人。而从苏轼与其母对话的时间看，苏轼当时正是青春期有逆反心理的阶段，范滂的事例，使其敢于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抗争，在抗争时要敢于担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由此可知，苏轼早年便是一个能立志于坚持正义、敢作敢为、有担当而不怕牺牲的人。青少年时期正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时期，如何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青少年世界观教育是正向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是鼓励青少年积极向上，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亚当·斯密那个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极端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者，追求的是金钱、财富和时尚，它对今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不良影响，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儿童的教育还是要寓教于乐，但盲目模仿西方的儿童游乐设施的倾向不好，还是应当回归传统文化的长处，对青少年要加强励志教育，要发扬中国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 　　从苏轼与母亲之间的这段对话，可以知道其早年立志的初心就很高了，有这样生死以之的初心，为其成为国家社会未来的栋梁奠定思想基础。那么苏轼又如何不忘初心的呢？我们不妨看一下，苏轼是如何像范滂那样敢于担当，敢于说真话地一步又一步走上历史舞台的。《宋史·苏轼传》称：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比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为成年礼。这是说苏轼在二十岁的时候，已博通经史了。他喜欢贾谊、陆贽二人的文章，贾谊是汉代人，陆贽是唐代人，这两个人喜欢作议论时政的文章，记得毛泽东曾对田家英推荐过贾谊的政论《治安策》。苏轼读了庄子的集子，为什么说“得吾心”呢？因为他知道作政论文也可以如庄子那样汪洋恣肆，以适己为用了。《宋史·苏轼传》又讲到“嘉佑二年，试礼部”，这一年是公元1057年，主持礼部考试的是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结果排在第二名。苏轼这篇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文章中引用经典：“《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关于这两段话，苏轼说：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犹不及”、“仁者爱人”，功赏过了头则滥，但不至于伤人，刑罚过了头要伤人。苏轼这个话，在今天来讲就是疑罪从无。孟子说过：“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忍人之心也就是整人之心。苏轼这篇文章的主旨便是不能有整人之心，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则何忍以整人为能呢？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君臣之间有一次对话。次年二月，即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便拜相了。《宋史·王安石传》称： 　　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这时苏轼在宋神宗面前唱反调了，神宗召见苏轼，《宋史·苏轼传》称： 　　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苏轼这一番话锋芒所向，很明显是对着王安石而来，其所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便是讲神宗过于轻信王安石了。对此神宗的态度是：“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可见神宗愿意听不同意见，而且抱鼓励的态度。当苏轼这番与神宗推心置腹的话流传开来以后，“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那就是把苏轼调离馆阁，不让他有与神宗直接说话的机会，让他忙于具体事务。苏轼却仍然抱着直言的态度，正巧逢上这年上元灯会，朝廷下令以低价收购浙灯，为此苏轼上疏言： 　　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 　　宋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即诏罢之。”宋的职官制度，有三司使，是沿袭五代的旧制，三司使的职务是统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其位亚于执政，目为计相，其待遇与参知政事及枢密使处于同等地位。三司使有使、副使、判官为其长官，下属有三部副使和三部判官。王安石建议在三司使之外，另设三司条例司，进行新法改革的制度设计，那些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的方案，由三司条例司来搞顶层设计，另外派四十余使者往全国各地去颁布和推行法令。《宋史·王安石传》记载这些新法的具体内容：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王安石这一套变法的制度设计，是几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关起门来所作的顶层设计，难免是闭门造车。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付诸实施，当然会带来很多问题，结果是“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苏轼是敢于在王安石倡新法面前讲真话、说反对意见的人，当然，反对新法的人很多，但如苏东坡那样，针尖对麦芒地说到点子上的人不多，《宋史·苏轼传》记录了苏东坡上书论变法之不便，有那么几个要点。 　　一是机构重叠，且以逐利为目的，其云：“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又言：“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 　　二是闭门造车的顶层设计，强行求利。“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换一句话说，这一套新法的措施，吏民惶惑，皆不以为然，失民心也。 　　三是列举新政的措施进行剖析，并指出其弊端。关于免役法，即以雇役代替差役，因而要收免役钱，苏轼斥其向单丁女户收费。其云：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按：意谓唐中叶，杨炎行两税法，已把租调与庸一起包括在内了，怎么可以再庸，即重复收取雇役之费。）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按：这是指责免役钱是复征庸钱，是加税的一种做法。） 　　关于青苗法，苏轼云：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青苗钱在古人心目中是一种高利贷的形式，利用农民急难时盘剥农民的一种方法。常平法是收成时谷价贱，予以收购，青黄不接时谷价贵，则以低于市场价销售，借此以平抑谷价来救济贫民。已有了常平法，没有必要再搞青苗法了。 　　四是作为万民之主的朝廷不应敛财。 　　其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这是针对王安石对宋神宗的一席话：“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把反对新法的意见说成是天下之流俗，把神宗变法说成是为了行先王之正道，这样就避开了新法言利与理财的宗旨。其实当初王安石在乞制置三司条例的奏文中说得很清楚，新政就是为了理财。他说： 　　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 　　王安石这些话是解释实行理财的新政之必要性，通过加强对州郡地方的管理，“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王安石整个新政设计是以理财为中心的，既然把理财的新政说成是先天之正道，那么就把借理财以谋利这个主旨掩盖起来了，所以可以“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换一个说法便是“人言不足恤”，所有议论上的不同意见，皆不必顾忌。对于这样的说辞，苏轼认为这是自欺欺人：“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苏轼的结论是：“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那就是停止以新政名义提出的各项理财措施，撤销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苏轼的话很尖锐，但确实是他的真心话，没有一句虚伪捧场的假意。 　　当时不赞同王安石新政的有不少对王安石友善的师友，若文彦博、吕公著、韩维，是王安石赖以立声誉者；欧阳修是推荐他的；富弼、韩琦当年推荐他为侍从，司马光与范镇与他也颇有友情。但王安石对他们的意见全都是完全排斥。当时的御史和谏官也大都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宋史·王安石传》）这一方面可以看到王安石行新政的阻力之大，另一方面，对于王安石一意孤行而力排台谏的做法，苏轼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上书神宗时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苏轼这一大段议论，是为那些因不满新政而去职的台谏而言，批评的矛头又是针对王安石的。王安石为了在台谏这个系统寻求对新政的支持，于是提拔迎合自己的小人李定为御史。这个李定何许人也？《宋史》有传：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宋神宗与王安石听不进君子们的不同意见，于是如李定之类的小人就主动投上门来了。苏轼见宋神宗以王安石独断而专任，因试进士发策，即进士试策论时，苏轼出了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样一个策问题目，直指宋神宗独断专任王安石，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里关键是独断专任某一人所提的政策建议，用现在的话讲，一是提出的那套政策方针，在思想路线上对不对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有没有心地正直、作风正派的干部队伍去执行根据这一套政治思想路线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的话，那个独断专任非失败不可，苏轼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对的。还有一条，便是那时人心之向背，用现在的话，那就是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苏轼上书的开头就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 　　王安石新政之难，难在不得人心，朝堂之上，得不到君子们的支持，庙堂之下得不到民心的支持，靠一帮子小人是难以成大事的。王安石当然是君子，但红花要有绿叶相衬，王安石仅仅依靠神宗的支持，得不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当然会有一种悲壮的感觉。他那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有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一面，但也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拥护，没有君子们同心协力之相助，因而又有悲壮的一面。王安石之为人与他周边的那群小人还是有区别的，苏轼的策问题目，当然激怒了王安石，二人处处对立，互不相容，当然在庙堂之上难以共事了，王安石派御史李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便请求外放了，于是前往杭州任通判，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北宋的京城开封的。苏轼与王安石的争论，从熙宁二年到熙宁四年，前后有二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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