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转给我一篇微信，讲一些县委书记敢于大胆放手搞贪腐的问题，关于目前一部分地区的县委书记敢于大肆贪腐的原因，文章中说：“可以说县委书记、县长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独行的新霸王。由于县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大都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那么他所在的一方山水和便成为他的独立王国了，他们可以在那个地盘大搞一言堂，“我的地盘我做主”。在那里的情况是：“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一千个副手，抵不过一个正手。”在那个地区招商引资，发展市场经济，结果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很多落马官员都是这样“出政绩”而落马。这就使我想起了《论语》中孔子与鲁定公那段对话的故事了。 　　《论语·子路》记载有一段鲁定公与孔子的对话，是鲁定公问，孔子作答，问答的主题是讲君臣关系。那个时代的国家管理机构是君与臣二者，君是决策者，臣是执行者，是行政机构。而庶民则是被统治的对象，那当然不会有发言权。据《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八年到十四年（公元前502-公元前496年），孔子在鲁定公手下为官，从中者宰升任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九年时孔子五十岁左右，到定公十四年孔子是五十六岁，那么孔子与鲁定公的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定公十二、三年，即公元前498——公元前497年间。这段对话仅见于《论语》，但《左传》没有具体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离开鲁国，原因是鲁定公荒于齐之女乐，三日不听政，子路对孔子说：“夫子可以行矣。”于是孔子去鲁适卫，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史记·鲁世家》的记载有一点差异，当时鲁国的实权不在鲁定公手上，而是被世卿季氏掌握。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4年），孔子“使仲由（即子路）毁三桓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女乐，孔子作为鲁相国，无法改变世卿的地位。孔子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诛齐淫乐，现在季桓子又把齐女乐请回来了。孔子在鲁国任官从大司空到大司寇，他执政的基础，是贯彻执行两条措施，一是抑制世卿的地位，即派遣子路墮三都，以失败告终。另一项措施是在鲁定公十年诛齐淫乐，用现在的话讲是反腐败。结果两条措施都失败了，这样孔子只能离开鲁国。 　　分析鲁定公与孔子之间的对话，总离不开相应之时间和空间的位置。那时鲁国之世卿桓子托人问孔子所以离鲁的原因，桓子听了孔子之言以后，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这里的群婢是指齐国送鲁之女乐，故《论语》所载鲁定公与孔子对话的时间只能在鲁定公的十二、三年间。从地理位置讲，春秋时，鲁国的都城在曲阜，鲁国的面积不过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兖州府，大致是今天一个地级市，鲁定公这个诸侯，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地级市的书记，或者大一点的县的县委书记。今录二人对话于下：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这个对话，可以分成两段讲，第一段讲什么是“一言而可以兴邦”，第二段讲什么是“一言而丧邦”。孔子第一段的回答的意思是，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完全说得清楚的。有人讲“为君难，为臣不易”，在孔子的理解，这句话的重点是对于为君者而言的，如果知道为君之难，那么便可以知道这句话几乎是一言而可以兴邦了。鲁国只是一个诸侯国，最多是一个诸侯王吧，孔子与鲁定公怎么能君臣相称呢？那时周天子的地位已下降了，不能再监督和管理诸侯王了，这样鲁定公俨然可以以君王自称，孔子与鲁定公变成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故孔子此言是要为君者懂得为君之难也，这个难，难在何处？君王是一个决策者，是发号施令者，你所言，并不因为你的权势便能保证你发布的号令都能付诸实施。关键不在你所拥有的绝对权势和地位，而在于你的号令是否正确，是否可行，你的号令臣下能否执行，如何执行，执行的结果是否符合百姓的要求。要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使你的愿望是好的，还有一个能否顺利和贯彻执行的问题。还要看能否知道臣子们在执行号令时主客观的条件和情况，能否依照实际效果调整自己的号令。用现在的话，就是为君者思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这是能否巩固自己权力和地位的前提条件。要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唯有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保障国家的兴旺和发达。即使如此，为臣也不易，从令到行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便是为臣不易的地方。懂得君臣各自的难点，并能正确处理，这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如果为君者不知为君之难，那么在如此君王之下，为臣也就更不容易了。孔子这句话是话中有话，有一些意思并未直说，是批评鲁定公在处理齐国女乐的问题上出尔反尔，鲁定公有了女乐，三日不听政，荒于国事，那就不像一个为君的样子，那么孔子在他手下为臣就很困难了，这也就是孔子在定公十四年要离开鲁国的真正原因。这一次齐女乐是季桓子转手送给鲁定公的，所以季桓子会说“夫子罪我以群婢”。这件事换到现代来说，作为领导，要像一个领导的样子，要敢于担当，作风要正，讲话和作决策要正确，更不能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否则的话在其手下当干部、办正事就很困难了。现在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除了外交、军事、国防外，地方上的人、财、物、事的最终拍板权都在县的一把手身上，连公、检、法都要仰书记大人的鼻息办事。不妨以重庆垫江县的县委书记为例，2002年12月到2006年12月，他在任上，那里的工程都要由他拍板决定，建筑商要招美女进行攻关，只要有了不雅视频，就能从雷政富手上拿到工程.雷政富最终倒在美女裙下，这与鲁定公有了齐女乐三天不听政不是一样的嘛。孔子没有办法让鲁定公下台，鲁定公十五年便死了，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 　　至于“一言而丧邦”，是指为君者之言，谁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那就有亡国的危险了。为什么？言者之权势 和地位，并不保障其“言”之正确与可行，更不意味着其“言”所代表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作为决策者的政治地位，不能保障其所言便是真理的化身，即使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它也有时效，社会和形势都在变化，即使一时作为真理，也只是相对的，这世上的绝对真理也只能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它没有终点。对于君王之言，也要区分，有善与不善，有正确也有错误，作为臣子不是绝对服从君王之言，而是执行他正确的部分，抵制他失误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为臣者便更困难了。如果把王者之言绝对化了，那便是亡国之兆。 　　孔子与鲁定公的这一番议论还是非常珍贵的，在孔子心目中，君臣关系不是绝对的僵硬的等级关系，臣事君以忠，是忠于真理。君使臣以礼，是要尊重臣子人格和尊严，在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上，它只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基础上。为了社会正义，为了百姓的幸福，对君王负责与对百姓负责要统一起来，对人民负责是前提。如果这个县委书记沉迷于“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问其言究竟善与不善，而且以权谋私，利用市场经济搞官商一体，他到哪里，便有一群商人跟在身后一起赴任，那就难了，不仅其所在地区因其“政绩”遭殃，而且最终他也必然落入牢笼，跟在后面的商人也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案例，我们还见得少吗？那就是“一言而丧邦乎？”现在我们重温一下孔子这两句话还是有意义的，在我们县、市一级的一把手周围，总会出现一些迎合讨好你的群体，不能说他们都坏，但对那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一味阿谀奉承的小人，要保持距离。在上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只会溜须拍马说好听话的不一定都是真心向着你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吧，要善于识别这类人的小把戏。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你手中的人、财、物、事之大权，目的是借你手以谋其私人之利益。当然，我们对一切恶意攻击者保持高度警惕，必须揭穿其险恶用心，批判其一切歪理，那样的斗争要靠说理，靠说服，才能争取多数人的认同。提高群众对各种谬论的辨别能力，这才是正道。仅仅只是封堵和压制，只能收到一时的效果，不用很久，又会变换形式再冒出头来的。善于识别这两类人物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君之难处啊！故孔子这两句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光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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