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在今年8月31日开学典礼时，面对新同学作了一个发言，他发言的主旨，是强调做学问为学有专攻，但不能太狭隘，在人文科学，历来是文史哲不分家，专攻文学，怎么能没有历史和哲学方面宽广的知识面，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如此。因此在大学里面，中文、历史、哲学各系的课程都是可以交叉的。至于东西方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他转引了一位学者的话，外语不好的人，就失去了反观本国语言的独特视角，如果中文水平不高，外语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这个话前半句是对的，我们可以用外语的视角来反观汉语，那确实是另一个视角，因为中国文字是以形意字为主，由象形文字转化而来，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文字的构造不同，为了注音，当然可以借用西方的拼音字母。在中国可以这样讲，中文水平不好，外语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但如果是在美国长大的，始终受英语文化熏陶，他外文可以很好，对于中国的文字那就很难好到哪里去了。一个人的思想文化，总是在他生长和生活环境长期熏陶下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地点和个人经历，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我们有些富家子弟，把孩子从中学、甚至小学便送到海外就读，这一批富家子弟长大以后，很难说他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当他们进入高等学校以后，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是西方的了，除了血缘关系与华裔还有关系，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这种情况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留在国内的父母很多都是空巢老人，他们出国留学的子女真正有成就的也是少数。我自己深有体会，对留学潮我是持保留态度的，总的说来，我认为失大于得，白白送了许多白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西方有的国家，把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他们的生财之道了。现在有那么多出国留学的中介机构，那么多培训机构，这背后的利益驱动便可想而知了。再说海归们回来以后，不少人也没有得到高人一等的待遇，许多人还是到外资公司，为外国资本服务。从得失上思考，或许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奉送自己积叠的财富，最终是人财两空，自己成了空巢老人，晚年的生活也无人照料，嘴上还要说国外好，显得很光彩，而心里则苦的很。如果自己去了海外，无非是带孙辈的免费的老保姆，有的则孤苦伶仃在养老院等死，一切都是当初自己的选择，这不是自讨苦吃嘛，有苦也说不出啊，实在可怜。为什么？因为还得给儿孙留一点面子。再说，自己一辈子的学术成就，为了儿女，却不得不付诸东流。但家里那一点养老金还舍不得放弃呢，哀哉！哀哉！总之西方不是极乐世界，我不反对学外语，也不反对出国留学，当然，现在少年出国很风行，这中间也有对现行片面的灌输式及产业化的教育制度不满的因素。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有一个为什么去学的问题，投入和产出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如果只是跟潮流，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的过程，缺少自主意识的话，那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语言和文化传统是相涵接，西方语言学习的过程，也往往是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被灌输的过程，说得通俗一些，也就是被洗脑的过程。语言不仅仅是人与人通过声音互相沟通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处理相互关系之准则的传递过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文化学习，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过程，这中间的得失也要具体分析，即使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二个口号，也要作具体分析。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民主与科学还得看是为了什么人，如何为？怎么为？我们的民主，是讲民主集中制，西方的民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照搬西方民主的结果，是苏联解体。看看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状况就明白了，我们能走那条路吗？现在普京醒悟了，敢于与西方世界斗了，不仅俄罗斯自身需要强大，世界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作伴，可以平衡各种力量的对比。所谓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的结果，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乱局，苦了那里的人民，这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对科学技术也要作分析，自然科学和技术是工具，必须适应是为人类服务的需要。实际上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好，它也会伤害人类生存的基础。原子弹便是这样的东西。用核能发电可以造福于人类，处理不好它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日本核电站的事故便把当地的日本人搞苦了，对当地的土壤和海洋生物都是长期的灾难。所以还得看科学技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分析它带来的得与失，检验它的安全性能，可不能迷信啊！我不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他们在有一些地方比我们先进，但也要有分析，有取有舍，西方的月亮并不比东方圆啊！我不反对东西方的学术文化交流，不反对中国的学者去海外考察作做访问学者，有一些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确实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需要注意的是要有主心骨，要有国格和人格，要有取舍。对西方学者研究东方的东方学、中国学的成果，我并不完全排斥，但我始终认为要以我为主，持分析的态度，取其合我情理，弃其荒谬和有害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与某些所谓公知精英是两股道上的车，走不到一块儿。 　　格非先生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几段话，我反复读了几遍，实在有点难解，我先把他的相关原文复述于下： 　　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所谓内部的真实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喜欢照镜子，我们且不管这个人长得美还是长得丑，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很舒服：长得美的人越看自己越觉得美；长得有瑕疵的人，比如脸上有个痣，他在镜子前左看右看，总觉得这颗痣长真是长对了地方。他可以用一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长得不赖，至少还过得去。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我们在端详照片中的形象时，会发现很难接受照片中的自己，甚至会觉得，照片中的人一点也不像自己。和照镜子的舒适相比，照片显得冷酷而陌生。可能有同学会反驳我，今天的照片也可以修饰，那是另一回事。 　　话说回来，为什么照片所反映的自我形象有时候让人难以接受？那是因为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参与了形象的产生。而照片来自于他者，来自于外部的视角。所以说，没有他者的介入，没有外部视角的参照，没有外部知识的刺激，我们就会越来越自恋，我们的想象力也会越来越贫弱。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点到为止，大家对此要有充分的思考。 　　格非先生在讲话的结尾，花了那么多语言左兜右转，而且说自己只是点到为止，要大家好好去深思，卖关子地让刚进清华的学子们去深思。深思什么呢？其实这几段话中的关键词就是“自恋”二字。这个自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故，那就是“夜郎自大”。夜郎，今贵州地区的古代小国，汉武帝时曾遣使前往西南地区，《汉书·西南夷传》记载：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子、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 　　夜郎自大作为一个典故便是由此而来。格非先生关于照镜子的说法不能成立，人们照镜子时的自我欣赏，那是有条件的，与照镜子时那个人的心理状态有关，如果苍老了，头上有白髪了，心境又不好，那时照镜子看到自己憔悴颓废的状态，怎么可能总是感觉到很舒服。看照片也一样，老人看自己年轻时亮丽的照片，当然会高兴，如果看到的是自己倒霉时候垂头丧气的照片，自然会一肚子不满意。如果是别人拍的丑化自己的照片，当然会更加不高兴。无论是照镜子还是看照片，都与主体的心情、客体的状态相关，这与人自恋的心情有相关度，但还是取决于主客体的实际状态。格非先生这个譬喻如果是针对新生进入清华这样的大学，不要以学霸自居，不要自以为了不起，那还说得过去。同学们刚跨入清华的门槛，后面的人生道路还长着呢。如果是把如今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社会心态当作夜郎自大，那就存在疑问，因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和个人情感上的自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没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又何以自立于世界之林呢？前一个时期北大有位汪玉凯教授，公然主张中国实行总统制。要知道埋葬苏维埃制度的正是提倡新思维模仿西方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总统，搞西方的总统制，多党制和走议会道路的结果只能滋生乱局，最终是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讲什么在在共产党长期执政下的总统制，那个长期共产党执政，只是一个幌子，这骗不了群众的眼睛。清华和北大如今是全国高校的领头羊，这二所大学的教授们，是带领学子前进的榜样和引路人，可不能带错了方向，领错了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带有这种思想倾向的还不是个别人，在高校教师队伍中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有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便转弯子说罢了。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他们的市场不是很大。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对西方的学术刊物和舆论有某种依赖，故他们会不自觉地讨好西方的权威。这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与我们对教师评价的指标有关。所以他们在西方名牌大学面前有一种自卑感，没有充分的自信，多少有一点似法门寺里那个贾桂，有一点奴才思想，这要不得。教授们如格非先生那样说起话来，不摆几个西方权威的名言，就好似站不住脚了。其实刚跨进大学门槛的青年，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准备呀！他们如此没有足够的底气，没有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尊严，怎能胜任办好自己大学的重任呢？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尺，既不是以哈佛，也不是以牛津为榜样，还是看能不能充分满足国内社会的需要。我并不对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但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为人要有骨气，为学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必自轻自贱，在为人上，既要有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也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教师的岗位上，自己总要有一点为人师表的品味吧！一个人如果没有骨架，岂不成了软体动物了吗？ 　　最终，我还要说一点，对于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不能完全靠管和堵，还是要采取疏导的办法，只能靠说服，不能靠压服，有一些问题不经过的一定的辩论，是非不易分清，即使一时压下去了，大家心情也不舒畅，一有机会，还会有更猛烈的反复，知识分子内心的不服，有一些是在我们治理的方式上，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总之，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不能完全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还得晓之以理，这个理要能服人，动之以情，这个情要真正能感人，要真心关注并帮助他们一起去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唯其如此，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收到实效，收到长期可持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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