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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何以为继?关于高考报道的对话——四轮与三足的对话之三

朱永嘉

  郑重:6月7日、8日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所以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有不少报导,估计有940万人参加这次高考,考生的毛入学率已经跨过40%,快速接近50%普及化的标准线,大学教育接近普及化,毕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啊!你你一直关心教育,对今年的统一高考有何感想?
  朱永嘉:全国主要报刊对今年的高考有大量的报导,基本上大同小异,网上有大量关于高考的报导,微信朋友圈也有不少相关的报导,微信上的东西有时候就真假难分了,我还是注重报刊上正规的报导。我这个老朽,不知怎么还是比较喜欢《中国青年报》,读有关青年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加一点朝气,减少一点暮气。《中国青年报》在高考前后的报道,有一个特点,是从问题意识出发,从新形势出发,对高考遇到的问题进行拷问,比较能引起我的思考。
  郑重:从思想状况来说,你不是老朽,仍然很敏锐,请说说《中国青年报》在这次高考前后是怎么报导的?提出了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朱永嘉:那我就以《中国青年报》在这个时间段有关高考的报道与议论为线索,看一下它们如何从习近平同志在思维方法上反复强调的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何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视角来思考当前的高考制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矛盾和答案,这是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如何继续健康发展。高考制度也还有不少可以调整变革的余地,事实上这四十年来就有不小的变化。把题目定在何以为继也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郑重:在文革时期,你主持上海的教育工作,参加过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十七年教育是黑线专政,现在不同了,你不能给高考制度抹黑啊。
  朱永嘉:这怎么是抹黑呢?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为了形势的需要。这四十年,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到今天已有很大的变化了,任何制度的设置都是为了规范一种社会秩序,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时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规范都是可以分析的,随着形势的发展,都需要平衡其得失上的比较,然后作某些调整。即使整体的制度设计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实现的方式总还是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制度自身之不足和缺陷,也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唯有如此,对相应的制度的认识才能不断深化。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制度只能根据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任何把对制度认识的凝固化,那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一个好的制度,不在于它凝固不变,而在于它能万变不离其宗,这是一个好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它能不断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
  郑重:那倒要请你先说说看,这四十年高考制度变化的脉络,得在哪儿?失在哪儿?
  朱永嘉:那只能先说一下高考制度变革过程的脉络,其中的得与失并不是当下便能说得清楚的,那需要一段时间在实践中作出检验,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得与失才能慢慢地显示出来。人的认识总需要一个过程,认识从哪儿来?是从实践中来,各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认识也自然会存在差异,有的可以略微超前一些,有的落后一些,有的受相关利益的影响则表现得偏执一些。在认知上出现某些差异是很自然的,这与具体人所处地位的差异有关。
  郑重:你是在讲教育认识论,现在要把问题具体化,那就依你说的,分二个方面来说,先说高考制度这四十年来的变化沿革,然后再说它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在哪里?
  朱永嘉:文革期间废除了高考制度,以推荐方式选择知识青年进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在那一年的冬天正式招生,推动高考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堵住推荐制度中的各种弊端。那一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570万人,考上大学的有27万人,当年高考的录取率,只有4.8%,那时录取的考生,在学校的学杂费、生活费,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都是国家包下来的。我在1950年参加高考时也是如此,我被复旦和北大两个学校同时录取,区委要我留在上海,上海学生党员太少了,这样我就进入复旦历史系,那时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是国家全包的,包括学杂费、生活费,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到1983年,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包分配,而教委出台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目的是为了专业对口。1994年大学生入学要自费上学,引导学生自主择业。这个变化,从一个方面讲,大学生失去了就业“保障”,但也给学生带来了择业的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家和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大于供给,在这个条件下才说得上择业的自由。这个自由也与大学生自身的社会关系相联系,那就看他家庭社会关系的状况而定了。在就业条件上,各人的情况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每个学生“自由择业”的空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包括其自身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
  郑重:我们大学毕业时都要过政治审查这一关,审查的意见还要装在档案袋里,与人本人终身相随,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学子,吃了不少苦头。
  朱永嘉:当然,变革也有一个过渡期,到1996年才正式取消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刺激国内的需求,从1999年开始进入大学扩招的时代,于是教育慢慢步入产业化的时代,与市场化紧密联系。这件事也要作具体分析,它减缓了当时劳动力就业的困难,增加了家庭消费的负担,农村青年从入学开始,家长就要欠债,也为以后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新的矛盾,今年大学生就业困难就是那时埋下的后果。如果从更长远看,大学教育转向普及,它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从数量上转入拐点,但在质量上可以得到补充,为社会生产从机械制造转向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故对任何事都要分析着看,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既有眼前的矛盾、短期的困难,也有长期的利好。到2004年开始实行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在此之前,上海、北京已实行自主命题,至此有十一个省市实施自主命题。到2012年开始实行异地高考,考生不受籍贯的限制,增加了考生录取的机会。从这个历史过程看,说明高考制度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的,这个变化与供需双方之间相互关系如何适应得更好有关,如招生的专业设置便是在不断变化,从专业的细分化到大类招生,这样推迟了学生专业选择的时间,让学生入学以后,经过一定基础理论学习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来选择自己专业的方向。
  郑重:你说的只是这个高考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经过这四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朱永嘉:高考制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只是教育制度的一个中间环节,我们的教育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是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教育工作是为国家和社会生产生活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服务的,这就有供给与需求双方如何互相适应的要求。从需求方讲,对教育制度培育的人才,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还有质量上的要求,对具体的人才讲,既有知识才能上的要求,还有品德上的要求,应该是德才兼备上的要求。从知识和才能上讲,还有专业对口的要求,要能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高考只不过是整个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处理得好与不好,也影响到整个教育制度能否健康地发展。有许多问题仅仅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是说不清楚的。
  郑重:高考制度给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你能说得清楚吗?
  朱永嘉: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能完全说得清楚的,只是提出问题,大家一起来思考是可以的。目前在教育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状态,是值得思考的,我毕竟离开实际的教育工作很久很久了,也只能从报刊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整理出一些问题来供大家进一步思考。我想,如果能提出问题,对大家思考还是有益的吧。
  郑重:那就说说你的想法。
  朱永嘉:6月6日《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顶格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什么时候高考话题不再如此热门》,作者为朱达志,他在文中讲到,人们习惯于把高考看作是农村子弟“跳出农门”的机会,农村子弟可以通过高考脱离农村的贫困生活,其实这与历史上习惯于把科举考试制度叫作“跳龙门”是一样的。6月7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顶格上有一篇署名胡欣红的文章,题目为《穿旗袍着马甲,如此“送考”为哪般》,其中有那么一段话:
  一则有关临考准备的旧段子又在朋友圈流传开来:第一天得穿红色(开门红),下午穿绿色(一路绿灯),第二天穿灰色和黄色(走向辉煌)。送考的妈妈要穿旗袍(旗开得胜),送考的爸爸要穿马甲(马到成功)。考生一定穿紫内裤,寓意紫腚赢(指定赢)。早上还得吃粽子,叫高中。再有,考生拿到试卷以后不要慌,先亲一下,叫吻过,稳过。还有,坐出租车要选车牌有“6”的,送考的人要属马,隐意为六六大顺,马到成功……
  这样的段子,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多少反映了家长和考生对高考临考时的那种心态。我在网上确实看到一排妈妈穿着漂亮的旗袍送孩子应考,还有不少迷信活动的报道,就不去说它了。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什么?关键是一个学生进入大学以后,究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就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失败。一个考生在应考时抱着什么样的宗旨,将来在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都有一定的关系,品德教育可是学子所以成才的一个前提啊!德才兼备,德可是第一位的啊!
  郑重:你所讲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属于政治思想教育范畴,现在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在不断加强,大学生是如何接受这方面教育的?效果又如何?
  朱永嘉:我们将来再深入谈这个问题。6月6日朱达志文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除了负担塑造青年健康人格的重任外,还应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方面做好文章。”他提到目前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中国要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培养出千百万高级“工匠”是不行的。事实上现在高职与中职生源都比较困难,教学制度中,对生产劳动的锻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都非常不足,物质生产与精神劳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啊。这几十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完全忽视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少动手的能力,缺少实际生活的锻炼,那个智识也许是架空的。
  郑重:这时反映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进入市场经济,脱离社会的需要,没有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专业设置。
  朱永嘉:《中国青年报》6月6日青年话题的第二篇文章,题目为《高考不是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作者杨三喜,文中称:
  早在2005年,高考录取农村考生数量就达到了303.81万人,已经超过了城市考生的269.27万人,但是重点高校中农村考生的数量却有减少趋势,农家子弟集中于普通院校,“寒门难出贵子”成为一种现实。
  他还说:“作为指挥棒,高考压力一级一级传导,使得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批而不倒。”这话有道理,高考制度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指挥棒,成了应试教育,一切为了高考的升学率,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这里有一个教育制度与高考制度的关系,二者有一个主从的关系,从理论上讲高考制度应该从属于教育制度,它只是整个教育制度的一个环节,它从属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个教育目标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让教育制度围着高考制度这个指挥棒转,这就把主从关系弄反了,把教育变成应试教育,那样的话教育工作就弄反了。再说能应付考试,不等于就成才了,这是两回事。应试教育的特点是灌输式、注入式,不是中国传统强调的启发式和因材施教。毛泽东在1964年7月间,在北戴河与毛远新有过一次谈话,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一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始于隋代,但正式考试制度则始于唐初高祖的武德五年(622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进士科取了四名,头名是孙伏伽,故孙伏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唐太宗李世民比较重视科举考试,他看到新取的进士从榜下缀行而出,他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实际上科举考试是束缚人才的一种圈套。唐代有记载的状元是146名,有名的只有三人:李昂、王维、柳公权。宋代有118名状元,有名的是吕蒙正、文天祥等数人,唐宋八大家没有一人是状元。明代有90名状元,清代有114名状元。状元这个名头对真正有才干的人并不重要,故正如毛主席所言,一般的讲,考试中的状元,并不一定有真才实学。毛主席还说: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郑重: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历史上有不少状元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他们没有留下诗文,所以不为后人所知。有的虽然没有中状元,但他们得到诗文艺术发展的空间,留下了作品,所以也扬名后世。有的人既为官又擅长诗文,后世对他们的政绩知道的很少,只知道他们得以扬名的诗词。不能由此得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错误结论。6月14日,《新民晚报》首席记者王蔚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曹雪芹VS傅以渐,各有千秋,不能偏颇》。报道说:在今年高考期间,网上流传一则帖子:“你认识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之类的人吗?”“你肯定熟悉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等人吧?”“这份帖子列举了两张名单,第一张名单里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张名单的人包括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前者都是中了状元之后走上仕途,后者是科举落第走上文学之路,类似今天的“文艺圈”。网络帖子结论是“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这和朱老师你的观点相近,但是作者采访的地理特级教师、闵行中学校长何美龙说:“这个帖子的结论,单从观点上来看,是正确的。但如果从状元对历史的贡献来说,拿状元与落第进行简单比较,存在一定偏颇。”从客观上来说,历代状元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国家的贡献得到历史的认可。朱老师你是搞历史的,这一点要比我更清楚。
  朱永嘉:毛泽东批判的是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考试制度,至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史另一回事,那与当时的各种机会和个人的努力有关。就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张謇为例,他在实业上的成就便与他那个状元身份关系不大,他不是在官僚系统中谋发展的人物,他发展实业是走的另一条道路。张謇在南通,从棉花种植开始,到发展民族的纺织工业,走的是市场经济那条路,这也是那个时代给他的机会吧。我也不主张完全否定科举考试制度,至少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一定积极作用。总之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它合理的一面,也都是可以分析的。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发展,也是不断在自我否定过程中前进,往往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再从教育这个过程讲,由考试制度带来的注入式教育总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吧!它既刻板地传授了一定的知识,也扼杀了不少学习求知的生动性。所谓注入式,实际上便是为了应付考试,提倡死记硬背,拼命地对学生施加压力,实行高强度灌注应考需要的内容。这个办法,实际上在学生内心世界造成一种逆反心理。以升学率作为学校教育水平评价标准的结果,实际上是逼着学校走灌输式教育这条绝路,所以学生在高中毕业高考结束时,以撕书作为宣泄自己内心苦闷的一种方式,这实际上是对灌输式教育的一种抗议。有一个视频,是山东聊城一中的学生,在高考结束以后集体撕书,这难道是老师和家长们所想要看到的吗?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对现行教育制度好好思考。事实上,在大学毕业生身上也有这种现象存在,他们在毕业后,把平时的教科书、参考书都当作废纸处理了,我们提倡读书,而撕毁书本怎么成了青年宣泄情绪的对象呢?
  郑重:通过考试进了大学与领导选择推荐进大学,哪种方式更合理、更公平呢?
  朱永嘉: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有二种制度,汉代实行的是地方官推荐的制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果是世家大族垄断仕途,隋唐以后是科举制度,一直到清末。这两种制度实行久了,都有弊端。科举考试中作弊的现象太多了,另一方面是主考官与录取考生之间座主门生的关系,官僚队伍中容易出现团团伙伙的派系。唐代的牛李党争中牛党与科举制度考试出身的士子有关,李党则与门第出身相关。这两种制度都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论。当前的高考制度,我们不妨看看考生们对它的直接感受。6月8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专栏,置顶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一直在清理高考的遗产》,作者署名尼德罗,文章中说:
  我的高中母校是一所毛坦厂中学式的学校,当然,如果严格进行比较,可能我就读过的高中算是毛坦厂中学的低配版。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对于高考的总体感觉是一场基于恐惧导致的攻击,而且这样的攻击必须获胜,没有后退余地。因此,高考的竞争性、残酷性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诫、校长威严肃穆的讲话、老师郑重其事的阐述不断对我进行提醒。
  具体到高考本身,其实跟模拟考没什么区别。
  高考之于我,就是一种工具,从知识到思维方式,从人生观到心智成长,高中应试教育的效率其实极低。但借助高考这个工具,我进了一所名牌大学,而这也在客观上奠定了我之后的许多人生际遇。
  我享受了高考带来的好处,应该感谢高考。但从“人”的发展角度看,高考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教育方式,已经在远离高考之后的日子里,令我越来越不适。
  最后他表示:
  我需要不断清理高考留给我的遗产,也需要不断摸索新的教育方式,并在实践中帮助他(自己的孩子)获得高质量的成长。
  这是一个参加高考,并取得成功的过来人,对高考制度,及由高考指挥的整个高中阶段教育方式的一种反省,他是经历过高考以后的回头看,觉得应重新省视高考留下的这份遗产。我们要尊重知识,但要知道知识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尊重人才,但应该懂得人才是怎样成长的,是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历练,那才是人才成长的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是一所大学,完成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社会大学了,不仅是毕业以后就业的生活只是工作,也要有所思,了解社会,研究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你们的责任。所以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学习是终身的。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所有在位者多一点慧眼识英才,用英才,让有才能者再多一点用武之地,为他们的成长多创造一点有利的条件。概括起来讲,对青年学子,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也应多一点接触社会实践,多一点锻炼身体的时间,如何让青年在德智体三方面都能健康的成长。
  郑重:那么今年高考比之往年有什么变化呢?
  朱永嘉:6月5日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7年高招的调查报告》,讲了这么几点,一是增加了考生的选择权和考试的机会,具体讲就是3+3模式,三门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选考的科目则可以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七门课中任选三门,而外语与选考的科目则提供两次考试机会,选择其中一次作为成绩。在招生上采取大类招生,将所有本科专业整合为十六个大类,其中包括数理、生化、能源、计算机、社科、人文等各个类目,学生在入学以后,经过一段基础知识的学习,再细化专业的设置。实际上大学的专业设置需要做一些调整,有些高校秉着“好招生”、“好就业”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目的,滥设专业。有那么一所重点大学,2013级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7个院系,12组专业,涵盖的专业数有28个,专业必修课雷同的程度达85%,这就牵涉到大学本科的培养目标是什么了。这些方面的变化,都有比过去进步的地方,但是也要看到整个高等教育的形势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977年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1987年高考人数228万,录取62万,录取率27%。2016年参加高考人数940万,2017年参加高考的数字我没有看到,而2017年招生计划是372万人,高等教育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了。如果从供求关系讲,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从高等院校的情况看,也有很大变化。目前全国已有2500所普通高校,其中有的被学生和家长视为烂大学,这样的话,大学高考从考大学变成考名校,在高考中出现了清华北大崇拜的现象,一些中学毕业生,为了追逐名校,宁可复读一年再考。2007年高考报名数1010万,其中复读生达300万,占高考生30%。为了复读一年能保证考上名校,如毛坦厂中学近日发布2017年招生标准,按其高考成绩计算学费,它是以一本招生分数来计算,最少是2800元,最多是4.8万元,那样追逐名校就很难说考试在分数上的公平了,对学生素质和个性的发展都有不利的因素,这就是大学院校的供给与学生对院校专业需求的变化了。从社会对人才之供求关系来说,从供方讲,2011年的应届毕业生是115万,2017年的应届毕业生是794万,接近800万了。关于2017年毕业生就业状况,我看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今年6月14日《光明日报》第四版有麦可思研究院发布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只讲了2016年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毕业率为91.6%,就业困难的专业是历史学、音乐表演学、生物技术、美术学、生物工程学这些专业。历史学的就业率只有86.1%,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是历史专业出身的。在《中国青年报》同一天有一篇报道,认为麦可思那个蓝皮书不完全可靠,因为相当一部分高校存在舞弊行为,有的故意掺水,虚假抬高学生就业率,有的居然让处在实习阶段的学生开具灵活就业证明,有的以毕业证相威胁,逼迫学生开具就业证明,因为如果就业率太低,其招生规模可能被压缩,高校发展与毕业生就业情况挂钩的项目多达18项。我在6月8日观察者网上看到有关毕业生找工作的问卷调查,其中表示不困难的只有0.8%,表示一般的有9.4%,表示有困难的47%,表示非常困难的40.7%,不清楚的2%。这个问卷调查说明,今年毕业生的就业相当困难,当然读研、读博可以消化一部分,但数量也有限,不过把就业时间推迟一些。就业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家庭条件好,社会关系广泛的,在就业问题上选择余地便大一些。对于多数人讲,可以选择的余地不大了,能找到就业的机会已是很不容易了。这里同样存在公平的问题,在就业问题上选择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因人而异。这样的话,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一种观念,升学有用,用在名牌大学的出身,读书不一定有用,就业还得靠父母的关系,通过高考能不能达到社会对公平的期望,在分数面前是否真的人人平等呢?换一句话说,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还在变化中,为了社会的需要,公平的要求,还要继续变革。方向让大家一起去继续探索。
  郑重: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海外大学生的就业也非常困难,这与世界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有关,这在东欧、南欧也表现得很突出,在东南亚也表现得很突出。有两个马来西亚的大学毕业生,在东南亚找不到工作,跑到上海来,反而找到工作了,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比有一些地区还要好一些。所以大学毕业生能不能找到工作,有多种因素,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但也不能排除毕业生的个人因素,不能全部归罪于高考制度。
  朱永嘉:毕业生就业困难,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国比有一些国家还好一些,中国经济的体量大,相对而言机会要多一些。除了供求上的矛盾之外,还有投入与产出之间不成比例的问题。有材料介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起薪最近两年已经连续下降了,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6%,平均月薪仅4014元,这个数字,在大城市仅能维持个人的生活,毕业生到了这个年龄,也该是谈婚论嫁、养育孩子的时候,那么住房、结婚、养育儿女的问题便无从谈起。如果找不到工作,连自己的生活来源也只能回家啃老,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一个毕业生的投入与他们毕业后就业的产出便不成比例了,这个情况对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非常不利。
  郑重:我们还应该考虑,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弟,他们的父母拿什么来支持他们继续深造呢?
  朱永嘉: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们现在有2.8亿农民工,其中有不少属于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怎么为他们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呢?仅仅把他们如富士康那样作为雇佣劳动力来使用究竟好不好呢?那又怎么理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呢?应该让他们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能不能让社会也成为一所大学,让大家都齐心协力,使他们能在社会大学中也获得一个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使他们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者,也能有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时空,也能有学习的时间和机会,不仅提高自己的技能,也不断学习文化,成为一个能够观察生活、观察社会的思考者,懂得如何为自己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工农大众的翻身和解放,还得靠自己来救自己,从一个被雇佣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郑重:你这话口气好大啊,这可是马克思说过的话呀!
  朱永嘉:我说这个话,因为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读过《资本论》,这些基本的观念,我脑子中还有印象,国家的《劳动法》我也读过,如今确实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劳动者的问题,我们在关心高等教育的时候,怎么能忘记亿万工农劳动者的境遇呢?我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为了我个人,我的第三代,基本上在九十年代都完成高等教育了,现在他们在事业上都稍有成就了。从国家和社会讲,每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毕竟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还有我们更多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成长,以及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它关系到目前青年一代如何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如何养育下一代健康成长。它关系到人口、劳动力、知识分子的再生产啊!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千万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日子大家还过得去,总要想得远一些。还是那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易·系辞下》: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安也。
  郑重:你那么大年纪了,还那么忧国忧民,还是好好安度晚年吧。
  朱永嘉:从我个人讲,安度晚年没有太多的困难,局面的动荡我们生前也许不会遇到,但身后的日子就很难说了,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坐了轮椅逛了一次南京路的步行街,尽管游人如织,但商业的不景气就在眼皮底下,作为南京路商业街招牌的中百一店关了,沈大成关了,三阳南货关了,服装店打对折,大商场店内门可罗雀。我看了永安公司,卖的都是高档品,营业员比顾客多。我在五角场看了又一村,几个楼面都是营业员比顾客多,尽管灯光辉煌,但这个场面难以为继,商业的不景气,是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中产阶级的消费萎缩了,被信贷消费捆住手脚了,说具体一些就是房贷的还贷这个担子,故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超前消费,是寅吃卯粮。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变化之利弊得失,也有一个如何考量的问题。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对人民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电商之阿里巴巴这个模式,对人们购物带来了方便,与之相联系的商业的业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坐商不景气了,那么多人下岗了,银行也有不少人下岗了,技术的发展,也有一个选择和利弊考量的问题。如果潜在的矛盾,得不到合理的处分,如果不注意的话,困难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局面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郑重:咱们还是听天由命吧!
  朱永嘉:希望我说的这一切只是我在杞人忧天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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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23/2/12 11:36:08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8/6 23:30:17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7/16 2:25:38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10:50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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