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李贽在武昌时，曾看到邸报，东、西二警，东是指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西是宁夏兵变，而闽广的海警已成往事，于是使其想起当年他在黄安时，吴少虞曾问过他“公可识林道乾否？”吴为什么问李贽这个问题，因李是泉州晋江人，经历过嘉靖时的倭寇之战乱。李贽便反问，这个话是骂我，还是赞我，因在闽广地区，这是骂人的话。为此，李贽还写过两篇小品文，题目分别是《因记往事》和《二十分识》，前者讲的是怎么看待嘉靖年间南方倭寇的事。林道乾是当年倭寇的首领，在官府看来，这当然是十恶不赦的盗寇。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耿定向曾派人到柬埔寨，要他们帮助擒拿林道乾。林道乾是闽粤间人，海商出身，由于明代的闭关政策，实施的是朝贡贸易，边境的战乱最初是由日本两个使团争贡引起的，这次事件打开了明代海防的缺口，沿海的海盗乘机而起，林道乾由海商变为海盗。那个时期闽粤沿海的海商都有武装，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以免受到外海不知从何而来的海盗侵袭。直到如今，在印度洋、红海与波斯湾一带仍时不时有海盗出没，需要海军护航。在明代嘉靖年间，商人出海当然要有武装来自卫，明末福建沿海的郑芝龙，便是一个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李贽与林道乾同一时代，他在回家守丧时曾参加过当地守城以抵御倭寇，对倭寇之事他是亲身经历者，在那个时代，他对林道乾的评论与官府的论断截然相反，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执政者看来，这完全是大逆不道。李贽称： 　　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盖道乾居闽广之间，故凡戏闽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余谓尔此言是骂我邪，是赞我邪？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予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 　　从这一段话，可见林道乾在民间的口碑与官方不一致，李贽自认为不如林道乾之万一。李贽没有赞过孔子，却如此赞林道乾，那说明在李贽心目中，林道乾确有不同寻常之处。其云：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今幸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 　　这说明官府千方百计讨伐征剿林道乾，仍无可奈何于他，为什么？因为有海上的优势，同时林道乾能服人，群盗能听从于他，官府对他无可奈何，为盗亦有道焉。其续云： 　　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李贽把指责的矛头都指向当时整个官僚机构及其体制之无能，扼杀了一切有才智和能力之士。接下来他进一步痛斥整个官僚队伍及当时流行的伪道学，他说：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关于才、胆、识的问题，《中庸》有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李贽在《二十分识》一文中，将其解释为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这三者的关系，“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识是正确的判断，以仁为才，谓执政是为人民，为多数人，非为个人之富贵。胆是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没有胆，不敢冒风险，何以成其事。他敢于称道林道乾之才识胆，也要具备这三方面的素质。李贽的说法与当局的结论完全相反，也要有勇气才敢写这样的文字。他这二篇文字，实际上是为当时正在处理宁夏兵变的梅国桢打气，要有识，才能有胆又有才。智、仁、勇这三者，智是第一位，这须是真知识，才能有勇有才。故其把文章题目定为《二十分识》，中心在识。他这个提法，比之唐人刘知几在《史通》讲的才、学、识的观念，又进了一步，如对林道乾这样的人物如此写，可要有胆有识，才能如此成文，他是有为此付出代价之思想准备的，这样读史、论史，实在不易。 　　上面这一大段议论，是李贽七十岁在武昌发的，而他对林道乾的评议，早在他返乡守制时已有感受，他经过许多年的思索，才清晰地认为明朝政府处置倭寇问题，在政策上是一个失误。李贽的家世便是海商出身，他的本家近亲都是商人，故他对商人始终抱着同情的态度。在他心目中，林道乾是海商中的领袖人物。李贽认为，倭寇问题本质上是一场官逼民反的问题，对林道乾的追剿，只说明了明政府海上政策的失误，官府机构的无能。官僚队伍的腐败，假道学的迂腐，断送了向海上谋发展的机会，如果明朝政府在那个时候对海洋采取更积极的政策，并一直延续下来，那么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会有很大的变化，或许我们能少走许多弯路。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尽管如此，李贽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是非常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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