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条：评李斯焚书之议 　　李斯上书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评】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释】通常来说秦始皇的主要恶名是焚书坑儒，这是两件事，本条主题是焚书，焚书令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坑儒的事则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故《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别记载二事。毛主席辑录李斯的奏文，只取李斯所建议之结论部分，李贽《史纲评要》此条所录李斯之建议亦非全文，没有叙述引起这场争论和下令焚书的原因，所以还得回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比较完整的初始记录才能弄清楚此事，时间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其云：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这是一次给秦始皇祝寿的宴会，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属奉常管辖，掌宗庙礼仪。又称：“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祝寿的活动是一次礼仪活动，有七十博士参加，仆射周青臣代表博士们致祝寿词，齐人淳于越是博士之一。周青臣的祝寿词中，肯定了秦始皇“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郡县制的确定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那次会议上，当时丞相王绾曾以燕、齐、荆地远，建议立诸子为王，以镇服之。廷尉李斯反对，认为时间久了，同姓王也靠不住，分封不便于久远。最后是秦始皇拍板，“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这次是齐人博士淳于越推翻既定之案，以齐有田常之变、晋有六卿之臣最终韩赵魏三家分晋为例，声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认为周有千余岁，靠的是子弟分封诸王。这些议论，表面上批评仆射周青臣“面谀”，其矛头所指实际上是对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的那次决策。秦始皇要朝臣议论此事之是非，建议实行郡县制的是李斯，这才引起李斯那番议论和建议。李斯先是从观念上批驳了“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而是强调没有亘古不变的东西，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不能厚古薄今，什么都是随时变异。他认为：“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并且指责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然后指出战国时士大夫游学的风气不好，“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样会扰乱民心，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李斯强调：“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意为老百姓应力农工之业，士大夫要好好学习法令，以法治国。李斯进一步解释春秋战国乱局的原因：“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所谓“道古以害今”，那是儒墨的作品，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言：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在战国时代，强调尧舜最多的，还就是孟子。在古今关系这个基本观念上，秦始皇与韩非是相通的，淳于越在朝廷上可以这样公开地讲，那么在朝堂之外私下议论者就更多了。所以李斯进一步说：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指在朝堂上，内心非议朝廷的重大决策），出则巷议（指在朝堂之外的街头巷尾随意非议官府决策），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名义上尊敬皇上，实际则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结果是毁谤的议论满天飞。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对朝廷有很坏的影响，“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如果不加以禁止的话，其结局便是如此，所以禁之为便。李斯的政策建议是：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对李斯的建议也要分析，焚书不是所有书都烧，还是有区别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其内，换一句话说医药生产之书籍不在禁例。其次层次上也有区别，诸博士官职范围之内有关《诗》、《书》及诸子之书是可以保存的。在民间的要烧，“以古非今者族”，那是指有言论和行动反对当今朝廷的要被镇压。对李斯这份政策建议，也应作一些具体的分析，要弄清它的背景和这个建议的层次。最终秦始皇批准这份政策建议，对这份政策建议执行的情况，还要作一些具体分析。 　　秦始皇时讲《诗》、《书》和礼仪制度的是儒生，先说一下儒生的遭遇。鄙视儒生在当时是一种社会风气，不仅秦始皇看不起儒生，楚汉相争时，项羽比较喜欢儒生，刘邦则不喜欢儒生，这在《史记》中亦有记载，郦食其通过刘邦麾下骑士要求见沛公刘邦，那个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在刘邦心目中，儒生过于迂腐，无法应对当前之急难。又如叔孙通，是秦的博士，他先投奔项梁，项梁败后投奔楚怀王，后又事项羽。刘邦入彭城时，叔孙通从汉，史称：“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可见儒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高。叔孙通本传称：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要等天下大定之后，制定朝仪时才用得到儒生。从《史记》的记载可以知道，楚汉之争不过五年时间，那些追随叔孙通的儒生弟子一百多人，当是秦始皇时便跟随叔孙通，这个案例说明秦始皇之“坑儒”，坑的是方士，不是儒生，否则叔孙通身边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儒生呢？此外孔子的老家曲阜在秦始皇时的情况，《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第九代孔鲋，“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汉书·儒林传》记载：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 　　班固认为这是“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实际上曲阜的孔府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司马迁曾亲自到过曲阜，《孔子世家》太史公曰： 　　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可见焚书的事，对在曲阜的孔府并没有大的影响，只是不太得意而已，冷猪头肉还是有的。 　　再说“焚书”对文书典籍的影响，秦有挟书律，刘邦有一个弟弟刘交，汉六年封为楚元王，《汉书·楚元王传》称：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可见当时秦之焚书曾有一些影响，实际执行的情况有限，秦亡之后，这一条“挟书律”名存实亡，汉承秦律，至惠帝四年春三月，“除挟书律”，挟，藏也，民间藏书的情况仍有不少。《史记·陆贾列传》称：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这段对话说明，当时《诗》、《书》还在，并没有焚尽。此外楚元王刘交到达楚地以后，便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他们的老师浮丘伯在长安。吕后执政时，楚元王派其子郢客与申公俱至长安拜见浮丘伯，学《诗》卒其业，于是申公为《诗》，号为《鲁诗》，如今我们见到的《诗经》是《毛诗》，其传授的脉络也是出于荀子，授鲁人毛亨，毛亨作训诂以传毛苌，《汉书·儒林传》则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史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东汉郑玄笺《毛诗》是为大毛公的诗作注。故《诗》的传承从战国、秦至汉，并未中断。至于《书》的传授，《汉书·儒林传》记载：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宽。宽又授业孔安国，至御史大夫。 　　由此可以知道，《诗》、《书》的传授自战国荀卿以下，其传承系统自秦至汉，并未中断过，焚书的影响只是短短几年。 　　至于民间藏书的情况，《汉书·河间献王传》称：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 　　此外，《汉书·鲁恭王传》称：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故汉初自民间还涌现出大量先秦古籍，这并非说先秦古籍都保存下来，但确实保存了大部分，西晋汲冢还出土了一部分古籍，至近现代考古在战国和秦汉的墓葬中也出土了未见于著录的先秦典籍，当然这有历史自然淘汰的因素。 　　李贽对秦始皇、李斯的这一番议论也有一定道理，战国末年，诸多说客游说于各国之间，当战国横议之后，秦统一六国，自有意识形态上定于一尊的客观需要，李贽认为“势所必至”，有其道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思想观念上的不同认识，靠禁和焚不可能解决问题，还适应采取辩论说服的办法，以理服人，让人们心服口服。靠管和禁的办法，往往口服心不服，只能收效于一时，事后还是会出现反复的。故李贽一方面说其“大是英雄之言”，另一方面说“然下手太毒矣”，对儒生自是“千古一劫”。当然，劫后仍有余生，自此秦始皇千百年来成了儒生们咒骂的对象，这也过头了。对秦始皇焚书诅咒最多的还是汉代的儒生们，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有一条笔记《秦隋之恶》，他说： 　　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 　　后朝以否定前朝来肯定自身的合法性，亦是惯常手法。事实上桀纣之恶亦不似如是之甚，问题是现实的需要，这一点古今倒是相通的。洪迈所举汉人之例，大都出自儒生，亦即当时的知识分子，今列举于下： 　　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入关为天下，除残去贼。” 　　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嬴氏。” 　　贾谊曰：“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灭四维而不张，君臣乖乱，六亲殃戮，万民离叛，社稷为虚。” 　　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盜并起，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其实秦之速亡，怎么能都归咎于秦始皇呢，二世和赵高要负主要责任，这个案子应翻过来，但说起来容易，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很困难。

浏览：51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7/5/15 19: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