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网友原雨提供此文,因该文为李继业女士原稿,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身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从此，屈辱、自卑笼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洋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 　　 　　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恶梦的话来搪塞。直到一九六一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覆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象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为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十八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疑心。 　　 　　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一九七二年我从山东回家探亲，养母才告诉我，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出去说。当我知道这条线索后，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一九七五年我调回才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感到我象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替我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汉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一九七六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我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妈妈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我模样、身材长得很象我的妈妈，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凡是认识我妈妈的人看见我时，全都说我长得象妈妈，甚至说我走路的姿式和说话的样子都象我的妈妈。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回重庆，为了证实我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关系，我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的消息，并装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妈妈的照片给他看，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养母一见照片惊喜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妈啥？你还真有办法，把你妈的照片都找到了我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那时我都二十八岁了。 　　 　　我的妈妈杨汉秀，又名杨稚华、杨俊、吴铭，她出身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父亲杨懋修是四川 军阀杨森的二弟，曾在杨森军阀系统中当过补给司令，是渠县广安一带有名的土毫。妈妈在杨家几房女儿辈中居长，加之她聪明乖巧，因此，家里人十分宠爱她，是渠、广一带有名的杨大小姐。妈妈虽然生长在封建军阀的家庭但她从小就受到大哥杨汉忻和朱德等革命思想的影响，杨汉忻杨森的大儿子，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到德国留学时又参加了反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后经苏联回到国内。家里人听说他在外面参加了激党，回来要革命家庭的命，大家感到很不安。但是，在我妈妈眼中看到的这个大哥，感到他很通达和谐。大哥给她讲“五四“运动；讲日本兵如何耀武扬威地出入北京城；讲天津租界里外国巡捕如何欧打中国的老白姓等，使她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受北伐部队的派遣住在杨森总部，妈妈有幸认识了他，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妈妈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同志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妈妈年幼的心中。她对穷苦人民非常同情，特别是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步步紧逼，军阀连年混战的情景，妈妈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苦恼之中。她一直在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她在读书之余常常舞剑，希望能成为象秋瑾那样的奇女子，为拯救国难做出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她也受到家庭教师、地下党员朱挹清同志介绍，妈妈到了成都，一边在我党领导的“星芒报”做校对工作，一边等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到延安去。可是后来的人都得到了去延安的通知，一批批地出发了，只有她迟迟没有得到北上的消息。原来，有人指责朱老师怎么把一个地主小姐给介绍来了，他们对她舍家出走参加革命的行为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后来，终于安排她乘西北工合社的卡车去延安了，好不容易到了宝鸡，却又因为胡宗南封锁不能到延安，只好折回秦岭，暂时在双石铺工合小学教书。工合社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办的。在教书期间 ，他听到许多日本强盗灭绝人性的暴行，更加激发了她奔赴抗日圣地延安的决心。 　　 　　尽管那年冬天国民党到处搞反共摩擦，但是她毫不畏惧，决定独自一人到山西找一个叫干玉梅的四川老乡 ，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 参加八路军或到延安去。当时干玉梅是山西牺盟会的特派员，此人是朱老师介绍的。当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冬，斗争环境非常尖锐复杂，先是日寇侵略者出动二十万兵力，大举进攻我晋东南地区，然后闫锡山又搞了“十二月政变”，取缔牺盟会和抗日决死纵队，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但是我党早有准备，带领群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与敌人展开了自卫战，打死了一个敌县长。 　　 　　自卫战刚打了两天，硝烟还未散尽，我的妈妈却只身从三门峡渡过黄河，在茅津渡口到处打听干玉梅。由于干玉梅是黄河沿一带有名的抗日战士，又因那个反动县长之死，闫锡山正在悬赏捉拿她。加上我妈妈是四川口音，穿得也比较好，又在这个时候四处打听干玉梅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注意。在当地群众的层层护送，辗转地把她送到了中条山上，终于见到了干玉梅同志。 　　 　　那时，游击队刚刚撤上山，条件相当艰苦，加上日、伪、蒋、闫的夹击，因此转战途中经常吃不上饭，有时夜里宿营也不能分男女，全挤在一间屋里睡大炕、滚草堆，如果号不上民房，就只有顶着北方冬夜的寒风，在树林里的石头露宿，早上砸冰棒雪水洗漱。他们还要经常与敌人遭遇作战，武器装备又严重不足，新战士只能背大刀、挎土制手榴弹。象我妈妈这样一个刚离家的阔小姐。面对如此艰难险恶的环境，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献身革命的决心，无论如何是吃不了这份苦的。妈妈刚去时，干玉梅曾担心她吃不了这种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妈妈上中条山不久，就碰上敌人后行军到八路军总部去，他们沿着黄河日夜行军走了四天，这时，她的脚已经打了许多血泡，浑身疼得躺在炕上就起不来了，但是她从不叫苦，始终情绪活跃，斗志高昂。就在离八路军总部还差一天路程，途经一个小山村时，被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的部队拦截了，要把他们押到军部去审查。这时，根据行军支部的意见，决定让妈妈向敌人讲明她是杨森侄女，亮出官小姐的身份向敌人提抗议，抗议敌人无理扣押他们。当时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三个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因干玉梅是敌人悬赏捉拿的抗日战士，妈妈为了掩护她，假称干玉梅是她远房表姐，因表姐夫经常打她才跑出来的。这一着果然很有效，敌人马上就将注意力集中到我妈妈的身上，放松了对其他人的审查。审查几天后，敌人决定将男同志送到陵川警察局，把女的和三个朝鲜同志转送洛阳劳动局，妈妈在洛阳的途中装病不肯走路，非要顽军政治部的押送人员为他们一行人雇毛驴。 　　 　　当时洛阳劳动营新建，反正措施还没来得及施行，只是把一些人胡乱地关在一起，但是，只要他们认为有共党嫌疑，就会被送到西安劳动营去，那里是国民党特务和托派分子控制的法西斯集中营。为了把他们被无理扣押的消息。当时，朝鲜义勇军是公开的国际组织，所以，三个朝鲜同志很快就释放了。 　　 　　妈妈经过多方活动，打听到第一战区司令冯钦哉过去和杨森有些关系，就找到他的秘书进行保释可是劳动营的头目只答应放我的妈妈一人出去，还要以参加国民党的干训团为条件。妈妈为了麻痹敌人，找到劳动营的头目说：“只要你们放我和表姐一道出去，参加干训团或去我伯父哪里，出去商量以后再定。那个头目同意后，妈妈为了稳住敌人，她大声吩咐一个勤务兵把行李拿到那个头目家中替她看好，然后假称要表姐陪她去看病为由，摆脱敌人顺利脱险。 　　 　　脱险后，由于工作关系还要再渡黄河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去，妈妈和干玉梅化装成朝鲜妇女走到渑池这个地方后，因敌人封锁过不了黄河，只好中途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依靠组织归队。 　　 　　组织上根据洛阳劳动营地下党提供的情况，很快就把她们如何脱险的过程审查清楚，顺利住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刚住下没几天，正巧碰上朱德和康克清同志从华北前线返回西安，妈妈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向朱德同志谈了想去延安学习的愿望，朱德同志当即表示同意。并赞扬她说：“你为了到延安走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碰到了这样多的曲折险阻，这就是最好的入学考试。答应回陕北时带我的妈妈一道走。 　　 　　到延安后，妈妈改名叫吴铭，先后在延安女大和鲁艺美术系学习，参加过著名的爷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直到康生发动所谓的“抢救运动”时，大家才知道她是地主军阀家中的大小姐。按照康生的逻辑，从国统区去的人多少都有些问题，象我妈妈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以及她被捕后又脱险的经历，自然成为这场抢救运动的对象。因此，在总是得不到解脱。因有人怀疑她是国民党派去的特务，是杨森打进去的奸细，直到朱总司令为她去延安的经历作了证明，远在华北前线的干玉梅同志也写来证明材料后，妈妈才得到解脱。甄别结论为“政治无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王维舟同志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经他提出中央批准，决定抽调一批四川籍干部回川工作，我的妈妈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九四六年初，妈妈随周恩来副主席同机飞到重庆，主要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一下飞机，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但是，她毫不惧怕，首先回到乡下，用枪从她那两个哥哥的手中，夺回了他们霸占的田产。妈妈以修建舞厅、做生意为名，大量变卖田产，然后，暗中购买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她还以上山去画画写生为借口，实际上是去勘察地形、绘制火力布置草图，为党的武装暴动做准备。 　　 　　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因此，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他们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刑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饯行。临上车时，妈妈又去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从不避嫌。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一九四九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中心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了跑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一九四九年四月，妈妈因为有病，被杨森接出渣滓洞“保外就医“，软禁在重庆金汤街市民医院的特等病房里。妈妈在渣滓洞监狱时，得知难友左绍英同志除了在监狱里生的小女儿外，还有一个女儿寄养在地下党员袁尊一同志家中，而此时袁也被捕进了渣滓洞监狱，孩子的处境十分危险。妈妈对左说：你放心，王璞是我的单线联系人，如果我能出去，就一定设法找到你的女儿，把她养起来，然后再交给你。妈妈保外就医后，为了找到左绍英的女儿王凯她急需一笔钱。这时她想到了老朋友杨亚西（杨当时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他一九四六年经鲜英、陶行知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那年五月的一个晚上，一个麻脸大汉敲开了杨亚西的家门，交给他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我现在住在市民医院三楼特一号房间，两三天内我要离开此地回渠县，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来一趟，我有事与你商量。”杨亚西突然见到这张纸条又惊又喜，因为，我妈妈被捕后，他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他猜想，一定是我的妈妈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于是，他选在第二天天刚擦黑的时候，独自一人悄悄向金汤街走去，到了市民医院也不问任何人，径直奔上三楼找到特一号房间。病床里只有一张床，显得很空荡。妈妈简单地向他述说了被抓的经过和目的的处境，急切地给杨亚西说：“我在渝舍外面有两个铺面，你能否为我抵押一点钱，我需要二十两黄金，有急用。”杨亚西说：“现在时局紧张，法币又贬值，房子两三天内也抵不出去，就不要卖了。钱，我尽力想办法在两三天内解决。” 　　 　　当时杨的经济也不景气，他经营的“一字号”也垮了。为了筹措这二十两黄金，他利用在同业中的影响，找到当时三大个烟大王之一的黄炳荣，借了二十件烟，转手卖给一个营山人。第二天一早，便到道黄金市场买来两根金条。当晚，那个麻脸大汉又来了，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听说你胃病复发，特派人送腊肉一块，广柑一筐，请你够美烟一事是否办妥，如已办妥请交来人带回。”杨知道“美烟”指的是 黄金，便将两根金条交给那个大汉带走（那个麻脸大汉是妈妈家中的一个佃户，名叫李自才，对我的妈妈特别忠心耿耿）。些事发生后不久，杨亚西也被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逮捕，受尽了酷刑，还险些被送进渣滓洞集中营。 　　 　　妈妈为了找到烈士遗孤，不顾个人安危，从医院偷偷回到广安，找到了左绍英的女儿王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迫害，谎称王凯是拣来的孩子，为她改名叫李凯，请农民李自才照料。 　　 　　但是，妈妈为了革命工作，却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女。我的哥哥姐姐从小就放在外婆那里，妈妈生下我不足两月时，又不得不把我寄养在别人家中，请奶奶给我喂奶。直到她牺牲时，妈妈都没能再见到她的小女儿。 　　 　　一九四九年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妈妈目睹了这一幕惨景，异常愤怒。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惨案的真象，妈妈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次火灾的制造者，为此杨森恼羞成怒。九月十七日，派人将我的妈妈秘密逮捕，囚禁在石灰市。十一月二十三日，杨森下令将我的妈妈处死。他们把我的妈妈勒死在成渝线上一辆急驰的小轿车里，然后，弃尸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内。他们事前就在那里挖好一个浅浅的坑，下车时，特务发现我的妈妈还有一口气，又朝她身上开枪，还在她身上压上一块重重的石板，浅埋后慌张离去。 　　 　　由于是秘密杀害的，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找到她牺牲的准确地点，都以为妈妈是火烧渣滓洞时牺牲的。 　　 　　直到一九七七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一九七五年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己。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惶弃尸，当时只浅浅的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么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想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的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你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呀！ 　　 　　我知道，世界上那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那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呢？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不气馁，对党对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着。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是那样乐观，从不叫苦。 　　 　　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一九五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 　　 　　一九七七年，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原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交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她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能动摇她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妈妈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成为我们做人的准则。妈妈为革命献出了成百上千两黄金，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分毫，但她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使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要说遗憾，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聆听到妈妈的教诲，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损失。 　　 　　能告慰妈妈的是：我们兄妹三人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妈妈生前希望哥哥将来学建筑，为老百姓建造更多的房子，让姐姐学医为老百姓治病。他们按妈妈的嘱咐报考了相应的学校，哥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五五年入党，五六年大学毕业时主动要求去了新疆，姐姐大学毕业时参军也到了新疆。虽然妈妈没有来得及为我安排，我也中专毕业，现在是一名统计师，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值得欣慰的是：牺牲在歌乐山下的几百英烈所组成的英雄群体，谱写了中华民族史上一曲悲壮的凯歌；用他们的凛然正气铸就的红岩精神，已成为教育子孙万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先烈们长眠的这块土地，已成为全国人民缅怀先烈、寄托哀思、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圣地。 　　 　　烈士们的身躯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英烈们的奉献牺牲精神将得到永存，他们虽死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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