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龙台寺方面如何反对卖田，杨汉秀还是不断地在筹集资金，使新房子的地基一天天垒高起来。她白天要解决匠人们的各种需求，入夜又得款待人客。有时摆一两张桌子打麻将。她本人很少下牌桌，但总得招呼应酬。待到牌局散去，夜阑人静，她常常独自默默地在屋子里踱步。直到街上打过了二更．再打过了三更……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无论是南线或北线，人民解放军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四月，延安也收复了。她在思忖着：“我从延安回来已两年了，却做了些什么事呢？” 　　 　　静夜，能清晰地听到渠河的水吼声。她想起了延河边的宝塔，枣园里的桃树，鄜县的月；想得多的还是那在岗峦环抱中的红岩村。想到红岩村的—次谈话：那是她从延安回重庆以后的一天，在红岩村的二楼，经龙潜同志的引见，她见到了湖南口音很重的王璞同志。这时她才知道，在重庆党不仅有着公开的省委，在重庆和川东方面，还存在一个以王璞为书记的秘密系统。作为秘密党员的吴铭，以后就由他来负责联系。老王是这样给她描述地下工作特点的：省委和《新华日报》是公开机关。周副主席说，报纸就好比一师人。像是炮兵部队，向国统区的各方发炮。我们呢．是伪装着的“斥侯”（古时军队中对从事敌情侦察者的称呼），是深入到敌垒中的尖兵。炮兵轰开了局面，就得由我们散兵线上的人去逐个占领阵地。这里，时机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过早暴露。必须好好地保存和积蓄力量。为此，王璞给她约规定了联络暗号，要她耐心待命，切不可乱找关系。 　　 　　回到四川已经两年了，党的公开机关部已撤走，自己又坐了—年牢。现在，谁知道王璞同志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和组织上接通关系呢? 　　 　　她反复回味着总司令和周副主席教导的话，深信自己决不是棋盘上的孤子。在川东北各县不断爆发着的民变起义中，更使她感到红岩村布置的地下系统，正在积极运行，王璞获同志可能就活动在附近地区。然而，什么时候她才抓得住这个唯一的线头，并牢牢地结上呢？她的心情相当的焦灼了。 　　 　　不知经过多少个日等夜盼，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她听到那期待己久的联络信号了。更使她惊喜的，夜访者竟是她早已相识的熟人——熊杨同志。黑暗中，互相紧紧地握了手，接着就听到了那使她激动得流泪的称呼：“同志。”对方又说:“是老王叫我来找你的，他问候你。” 　　 　　那天夜晚，他们一直谈到了鸡叫。老熊向她介绍了形势，解放军大部队已经发展到了川鄂边界上的大巴山区，早晚就要入川。四川各地的工运、学运，蓬勃发展；地方实力派在动摇分化，有的已在寻找关系，向我党靠拢。在华蓥山附近的几个县里，党都布得有子，安得有“眼”，做得有“井”，并己连通了气。渠河上下农民起义的力量，已经在一些乡镇聚集起来，等待大起义的信号。 　　 　　“那么，组织上安排我干什么呢？”杨汉秀兴奋地问。 　　 　　“由于你有特殊的身分和任务，老王嘱咐，地方党组织只和你发生工作联系。” 　　 　　“我就是要工作呀!我当过兵，请转告老王，让我去打游击吧，”杨汉秀提出了上山的要求；两年来的大小姐生活，实在使她腻烦透了。 　　 　　“那就要听组织的了，’老熊说：“拉开旗帜干当然痛快，但也只有打响之后再看情况了。现在你还是得在上层活动，想办法给起义部队多搞点东西。 　　 　　这次接头之后，杨汉秀为建房筹备的款子，有的就变成了枪枝，变成了粮食，变成了越冬需要的棉絮和衣物，通过地下党设在渠县的联络点，向清溪乡、卷门洞等地下武装的聚集处转运去了。 　　 　　端阳刚过，天气还不很热，杨汉秀约了几个亲信的佃户，叫他们准备滑竿，说她要上华蓥山去避暑。轿子一直抬过了卷门洞，来到了渠县和大竹交界处的云雾山笠竹寺，她就在这个深山古庙中住了下来。每天早起她表面上向一个道士学拳术，白天带个画本到处逛山，画画，多高多险的地方都爬了去。她还到卷门洞杨懋修的煤炭窑子去访问矿工。实际上，她是在勘察地形。回家以后，她立即把卷门洞一搭的地势、关隘、道路和可以构筑火力点的地方绘成了草图，准备交给渠县地下党起义时参考。这时，国民党的华蓥山清剿总指挥、内二警总队长彭斌，清剿副总指挥、重庆行核二处别处长杨元森，正兵分两路，杀气腾腾地扑向渠县，彭斌坐镇渠县，杨元森的任务是到了渠县后，立即逮捕杨汉秀。她觉察到风声不对，积极作好应付不测的准备。在临近中秋的一天夜里，她听到会戒坡一带狗叫得厉害，由于云层重，只见远处的街巷小有电筒在晃动。她知道，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她的鬼魅要显形了。需要销毁的东西都已转移或火化，只有周副主席亲笔加批的介绍信，她带在身边，她立即塞进正在施工中的青条石隙缝里。因此，一听到砸门声，她就镇定地起了床，点上灯，坦然地把门开启了。 　　 　　特务象一群饿狼一样扑进来，但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杨元森把他们骂了一通，第二天又派著名的特务头子雷天元亲自来按查，翻箱倒柜，还是一无所获，杨汉秀以蔑视的眼光看着匪徒们肆意掳掠她家中的金银细软。她不仅毫无惧色，还向站在街边被吓哭了的小姑娘进行抚慰，整了整小孩的衣著，告诉小姑娘说，她可能要上重庆去，回来时给她带糖吃。特务们那里知道，就在他们疯狂搜捕之后，负责地下联络站的同志，从这个小女孩的衣领褶缝，找到一张仅指宽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两句话：“我去了。大家不要怕，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在杨汉秀被捕期间，杨元森带来的特务，又配合着彭斌的清剿部队，在笠竹寺、卷门洞一带进行了武装梳篦。搜出了八十几条枪，乱抓了些无辜农民，然后就在渠县的城门口处，将他们集体的枪杀了。因为杨汉秀是地方上的知名人士，杨元森想借整她来示示威，增添一点威慑群众的恐怖气氛。他调动了一连军警，准备把杨汉秀押解到大竹县去。谁知道杨汉秀一过渠河，她就坐在沙滩上，一步路也不走了。她要见年老的婆母和瞎眼的姑姑，特务不肯答应，她就抢天呼地地控诉起来，说这个政府怎么这样伤天害理，不仅无凭无据地抓她，还要把老年人，残废人活活的饿死啊!把婆婆接来见面后，她又要把年幼的小女儿带走，理由是孩子要上学，她要送孩子进重庆的学堂；小姑娘找来了，她又提出雇两乘滑竿，说脚痛，又穿的高跟鞋，在渠河的河滩上，老人哭，小孩嚎，杨汉秀抱着双膝稳坐不动，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表情沉郁愤怒，个个部是同情杨汉秀的。杨元森在一旁扳枪跺脚，也无办法。最后只好一一答应了杨汉秀的要求，找来了两乘轿子，请她母女上路。 　　 　　在对华蓥山地区进行反革命清剿最恐怖的口子里，渠县城里就出了这么一桩怪事；全副武装的特务示威不成，倒让杨大小姐摆了威风，一整队的宪兵警察；前呼后拥地护送着两乘轿子，一路通行。杨汉秀母女则高踞在上，就像带着一群马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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