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秀才回到龙台寺娘家，她父亲就给她一个下马威：啪地往桌上一拍：“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到处走州过县的干什么?” 　　 　　她立即顶撞转去：“走哪里是我的自由！” 　　 　　阎氏赶忙在一旁劝解：“你就是不愿守节，也要父母作主，找个门当户对的人户，再明媒正娶的过去。” 　　 　　杨汉秀笑着说：“你们着什么急。我自己的事自己晓得作主。” 　　 　　“你敢!”杨懋修父嚎了。 　　 　　“我为什么不敢，”杨汉秀也因这无端的干涉恼怒了：“我不但要自己找，还要去找个飞行员。你不要以为这庄园是铁水浇了的，枪打不进，炮轰不垮，丢炸弹总抵档不住！” 　　 　　哗！杨懋修手边的茶碗猛然地砸在地上了。 　　 　　这场父女争吵，引起了厢房中担任家庭教师的朱挹清的注意。他想，这个庄园中杨懋修就是土皇帝，平常咳声嗽，佣人们就得屏息静气，这个女子怎么这样大胆，敢于扯他的逆鳞，说出的话简直就象扔炸弹呢！ 　　 　　杨汉秀吵了一架，第二天就红着眼睛要喊轿子回渠县，还是闻氏说好说歹的劝住了她。但到第二天，她也意外的安静了，因为在侄女的歌声中，她听到有这样的词——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凭这称呼到处都是家庭， 　　不分人类黑白棕黄红……。“ 　　 　　她真象听到空谷足音似的心喜了，马上去拦住小侄女问：“这是谁教你们唱的?” 　　 　　侄女天真地回答：“才来的朱老师，他还会用外国话唱咧。” 　　 　　她主动去拜访这个朱老师，知道这位老师原在成都协进中学教书，也作过新闻工作，这次到广安来．因为咯血需要找个地方休养，才经人介绍，到这个杨师长府中教两个蒙童。她见朱老师房里新书很多，又有《星芒》、《大声》之类的抗战余志，告辞时就借些书走。心里想到，听说协进中学很进步，这位老师恐怕有些来头，说不定就是个“同志”吧。 　　 　　第二天，杨汉秀还书时又提出来．她在上海补习过一段时间英语，朱老师课既不多，想请他再教一教。朱老师题忙推辞，说他英文程度不高，倒是俄文还多懂得几句。 　　 　　爽快的杨汉秀就高兴地说：“那更好呀!我就想学俄文，正愁请不到老师呢” 　　 　　从此，这个庄园中又开了一门特殊的功课，每天上午，由朱老师向杨汉秀教俄文，教材是没有的，全凭他写出来讲授。杨家人自然都听不懂，只以为大小姐还想出洋。其实，到后来俄文也没有怎么学，主要是杨汉秀看了些新书报，提出一些问题和朱老师作探讨。从第一晚上杨汉秀和她父亲争吵起，朱老师就觉得这个女性值得注意，他是来川东北工作的地下党员。也就有意的在政治上对她作些诱导。从交谈中知道，杨汉秀向往革命绝非赶时髦或一时冲动，她早就受过大哥和朱德同志的影响，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但对她希望经组织介绍去进抗大的要求，还只能含糊地答应着。在这无法无天的军阀老巢里，他得事事谨慎一些。 　　 　　杨汉秀越来越认定朱老师是真“同志”。他通俄文，不是为读列宁的书为什么用功去攻俄文。再是大革命时期他就在武汉，虽没有进军政学堂，却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那是毛泽东主办的学校，还不是真资格吗。因此，当杨懋修吩咐置酒，要为朱老师回成都饯行的时候，她就对朱老师提出：自己先一步回渠县去处理家务、安顿孩子，然后就要去成都找他。不管干辛万苦，她都要奔向那光明照耀的地方去！ 　　 　　一九三九年初夏，杨汉秀改名杨稚华，脱去旗袍，换了工装，在成都一家战时出版社作校对，工余就常到出版社的楼上，端张小凳坐在角落里，听“星芒社”的青年们学习讨论。脸上总是带着欣愉的喜色。 　　 　　她在“星芒社”结识了两位好友，不两天人不见了，去打听吧，别人总是闪灼其词，或冲着她明两句《光明赞》：“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她知道，幸福的人上延安了。可为什么朱老帅迟迟不通知她启程呢？她可不能在成都久呆，要有杨森家人发现了她的行踪，那就走不成了啊。后来知道朱老师受到责难，有同志对她的离家出走不理解，还怪朱老师“怎么把个地主小姐弄出来了。”她实在是满心委屈了。她对朱老师说：“朱德伯伯最先从云南逃出的时候，杨森想留他当师长。他为了寻求真理，掉头不顾的就走了。那时候他还不知真理在哪里。现在我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那就不管是杨家的铁门或是四川的剑门，通通锁不住我。这里的同志实在不相信我，我就自己上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 　　 　　终于，杨稚华迎着秦岭的山风，坐在西北工合社的运货长车上，唱着《光明赞》的歌子，向着北方的云树进发了，当时北上的路途有两条，一是通过西安，一是绕道山西。为了妥善安全，朱老师为她备下了两方面的介绍信，她都仔细的缝进外衣领子里了。因此，不管多热，她一直披着衣服；飘起雨来，倒把衣服裹着抱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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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8/18 9: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