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条：评荀况之学 　　 　　卿尝论兵于赵孝成王前，王请问兵要。曰：“要在附民。”请问为将。曰：“号令欲严以威，赏罚欲必以信，……” 　　 　　【评】荀卿之学，真实有用，与俗儒不同。 　　 　　 　　 　　【释】荀卿，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荀卿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列为儒家，有《孙卿子》三十三篇。又《隋书·经籍志》列子部儒家，《孙卿子》十二卷。至《宋史·艺文志》，亦列子部儒家类，《荀卿子》二十卷。清《四库总目提要》列子部儒家类，《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李贽《史纲评要》所引述，出于第十卷之第十五篇，篇名为《议兵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祭酒是长老的意思，指荀卿三次任稷下学宫的祭酒。“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兰陵，楚时县名，古址在今山东苍山县之兰陵镇。“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不仅李斯是荀卿的弟子，韩非子也是荀卿的弟子。荀卿处于战国之末年，史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以上是荀卿生平之大体情况。 　　 　　赵孝成王为赵惠文王之子，名丹，其祖为赵武灵王。赵国为四战之地，其民皆好兵，亦出统兵之将，时间上与秦昭王同时。赵武灵王十八年，秦昭王自燕归国立为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喜好兵事，著名的将领有乐毅、赵奢、廉颇等，赵孝成王即位，国势趋衰，在位二十一年，军事上曾屡遭败局，最大的一次失败，是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卒四十余万，接着秦军围邯郸，赵公子平原君入楚请救，魏公子信陵君亦率兵来救，秦乃解邯郸之围。这大概是荀子与赵孝成王议兵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同意李贽对荀子之学的评述，其学“真实有用，与俗儒不同”，荀卿在赵孝成王之前谈用兵与用将之要，便平实可用。李贽摘录赵孝成王与荀子议兵的内容，皆出于《荀子》之议兵篇，是临武君与荀子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其云： 　　 　　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这里讲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武力是否强大，而在于民心所向，即民众是否拥护。即使你凭藉器械的优势，取得一时的胜利，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戴，最终还是要失败的。只要有民众的拥护，方略正确，弱可以转化为强，败能转化为胜。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民众的拥戴和支持，军民一条心是战争胜利的保障。荀子所言“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壹民”二字，在《孙子兵法》计篇中称作“道”，孙武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佹也。”用现在的话讲，也就是军民一心的意思。霸权主义可以凭借兵器上的优势，取得战争短暂的胜利，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本世纪霸权主义在北非中东发起的几场战争，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尽管通过狂轰滥炸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最终的结局，除了捣乱以外，没有其他什么有益的结果，不仅那些地区的人民反对，霸权主义者国内的人民也反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最终还只能以失败告终。在阿富汗，他们结束不了那里的乱局。在伊拉克，虽然打败了萨达姆政权，反而为伊斯兰国极端势力迅速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利比亚，虽然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留下来的也只是无法收拾的乱局。霸权主义的战争逻辑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最终灭亡。”这是毛主席给美帝国主义概括的军事逻辑，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中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的士兵自人民中来，战争为了保卫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戴和支持，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 　　 　　关于如何为将的议论亦见于《荀子》之议兵篇，其文字如下： 　　 　　“请问为将？”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 　　 　　这里所言号令要有威严，第一个条件要不疑，不疑才能取信于士兵，取信于民众。孙武上面讲的“而不（畏）佹也”，这个“佹”字，曹操注作“危”，训为“疑”。俞樾《诸子评议·补录》卷三《孙子》： 　　 　　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民不危”即“民不疑”，曹注得之。孟氏注曰：“一作‘人不疑’，文异而义同也。”《吕氏春秋》明理篇“日以相危”，高诱训“危”为“疑”。盖古有此训。 　　 　　政令欲百姓和士兵不疑，那决策者自己要有信念，先讲“知”，指决策的根据，决定下来之后，最要紧的是决策者自己不能有任何疑忌和摇摆。知之后见行，行要周全，不能有任何过失。事则是指行以后的结果，无论成败得失，不能后悔。已经既成事实，决策者再动摇的话，那势必动摇民心和军心。“成不可必”，是指行为之结果的成败，还有天时、地理各种其他条件的影响，悔的话，那就是互相埋怨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忏悔”这个概念，这是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无非是不负责任地掩饰自己的过失而已。有了不疑这个前提，号令才能有威严，才能做到令行禁止的境界。惟其如此，庆赏刑罚才能信守当初的承诺。如果令而复疑，自己在那里摇摆，又何以责众呢？又何以庆赏刑罚呢？如果自己疑而动摇不定，那就只能停下来，重新讨论“令”之是否可行了。朝令夕改，那还有什么威严可讲呢？若已行，那么其成败得失，又何以言庆赏刑罚呢？这个问题，在军事上是如此，在制度的改革上，也应是如此。决策之前要慎重，思虑要周到。决策之后，要守信，要付之行，行得过程要赏罚分明，不能老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能下达，苦的是老百姓，失信的是国家之政令。宋人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曾在《准诏言事上书》之谏疏中，提出“慎号令”的问题。他在奏疏中说： 　　 　　夫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详审，行之未久，寻又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故每有处置之事，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则官吏或相谓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须更改。或曰：备礼行下，略与应破指挥，旦夕之间，果然又变。 　　 　　他在《与田元均论财计书》中指出：“弊令之余，谅繁精虑，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他晚年修订的《本论》中说： 　　 　　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包括组织架构的设置）。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指均贫富）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须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 　　 　　欧阳修这一番言论是说在点子上了，值得借鉴。荀子所讲之兵要与将要，背后财用与民安是基础。任官，用将，关键还是“脖子以上”，如何做到“号令欲严以威”，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用人的问题，信念一致，任用好人，才能上下步伐整齐，迎接未来任何严峻的战场上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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