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人们劳动过程中情感的表达，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之“明诗”中，把诗歌的创作概括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他是讲人生而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这七种情感受外物，也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受周围环境的刺激，通过他的歌声以表达其内心的感情和志向。孔子《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中国最早的诗集也就是《诗经》的评价，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思无邪”，这个“无邪”是指《诗经》中的三百篇诗歌都是真诚而没有虚假的意思，换一句话说，诗歌是人们对当时生活之感受表达出来的真实情感。中国古代有采风的传统，也就是采集民间的歌谣以了解当时的民情和社会生活的状况，国家的统治者通过民间歌谣了解那时社会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以了解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要求什么？诗人白居易把诗歌的创作过程，表达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创作的过程，是人们感物而引起情感的变化，然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表达要有生动的语言，而这个语言可以歌咏来传播，关键还是这些歌声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引起人们从思想到情感上与之共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一文中称“大凡物之不得其平者则鸣”，又言： 　　 　　“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工人诗人，也就是工人中善鸣者，假其鸣以诉说当今工人所遭遇之非人的生活，透过其诗篇的内容，可以反映出今天工人阶级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不仅应该通过工人们的诗篇理解他们的情感，也可以通过其诗歌来理性地透视这种极不公正的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他们的劳动价值被扭曲的状况。这就是我再谈打工诗人之死的宗旨，尽管这已是一年之前的事，今天来加以思考和分析，仍有其现实意义。就以他们六个工人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来分析他们遭遇的是怎么样的工作情况。 　　 　　邬霞是十四岁便来到深圳参加生产劳动的，那是童工。吉克阿优在诗中也曾写到他在羽绒衣厂参加劳动时，他所在的那个厂里违法使用童工的情况。为什么说是违法，因为使用童工是违反我国劳动法的。他们的劳动时间，邬霞在成衣厂工作，早晨八点钟上班，要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才下班，那么她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九个小时，有时还要通宵加班，她把泪水留在下班之后，四年时间她哭了二百多次，这完全违反了八小时工作制，违反了劳动法。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中讲到：“（工人）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的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每天来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如果工人长期被迫处于这种超强度的工作时间，那么他会感觉到生不如死。邬霞曾想到过自杀，她曾经“一只脚跨到了窗外，又被母亲狠命地拽回来”，所以那富士康的十三跳就可以理解了，那是工厂野蛮的非人性的劳动管理，把工人逼到了生不如死的绝境上才会发生这种事情。邬霞有一首诗的题目便是《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那是工厂野蛮的劳动作息时间，把工人逼到生与死的临界点时，他们最后绝望的呼喊。“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这是要以死来唤回人间应有的相爱。这样极端地毫无羞耻地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只有在资本原始积叠的阶段才会出现这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叠》一章中，引用了约翰·费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的内容，其中曾经讲到英国的工厂主在十八世纪，使用童工和虐待工人那种令人感到恐怖的情况，书中写道：“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邬霞所在那个成衣厂，工人劳动时间更长。 　　 　　再说工人劳动的工资待遇，在那个制衣厂工作，邬霞的月工资只有640元，是当时深圳市平均工资的一半多一点，那应该是2009-2010年的水平，平均月工资应在1400元左右。2011年农民工全国的平均月工资应在1800元左右，尽管平均月工资在逐年提高，但物价指数也在提高，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也在变化，不能仅看货币数字上的变化。工资是工人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中曾经指出： 　　 　　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的肉体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衍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 　　 　　马克思这一段话很重要，工人劳动的最低工资必须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及自身繁衍后代的需要，不然的话，哪儿会有源源不断的工人队伍供资本家剥削呢？社会再生产最基本的条件也无法维持。中国尽管有世界工厂之称，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工人队伍也开始分化，事业单位在编的职工与企业单位的职工不同，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人经历了从“铁饭碗”到合同工身份的转换，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雇佣工了。合同工之外还有临时工，其地位更低于合同工。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经济政治地位都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工涌入北上广地区，他们构成了新的工人群体，并经历着与国企工人完全不同的命运。他们大量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事简单的机械劳动，其工资和劳动保障则要远远低于国营企业在职的职工，同工不同酬，通过劳务派遣单位，他们往往与直接劳动的单位不发生直接的人事关系。那些劳务派遣公司，本质上就是包工头，“一包就灵”的办法就这样渗透到用工制度，那么工人阶级被肢解为各种等级的雇佣工。与国企职工的待遇相比，农民工要低一个等级，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农民工要低人一等呢？为什么农民工能接受这样的待遇，在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涌向沿海城市呢？因为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再生产，也就是如何繁衍后代的成本不一样，他们来自农村，在城市参加生产劳动，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的家庭中的老老小小仍然生活在农村，城市与农村二者的生活成本不同，农民工在城市即使工资待遇低于城市职工一等，但其收入在农村仍然高于农业劳动在土地上所可能取得的收益，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二种要素共同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那就是要能活下去。另一种是历史的社会要素，这后一种要素便是城乡工人再生产繁衍后代的代价不同，而资本，无论是外资还是民企的资本，就能在农民工身上攫取一份远远超过城市职工的超额利润。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基本的劳动力来源就是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甚至是大量的童工。富士康就是此类企业中典型的血汗工厂，工人在工厂从事的基本上是低端的机械劳动，这一类工厂在其生产的空间，可以实现与外界隔绝的全封闭的生产管理，让工人在定时工资之外从事不受任何节制的超时加班，工厂的规模都相当大，它们都坐落在城市边缘的开发区，往往有数万工人在其中劳动，每天有几百工人来应聘，有几百工人离职。在这里工人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这里的工人只是被物化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效率和工资被雇佣方严格地管理和精密地计算，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就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工人诗人的诗篇只是在那种场合对人性的呼唤罢了。许立志之所以在富士康第十四跳，是对那儿非人的生活方式以死抗议。这一类工厂在开发区往往便成为国中之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王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血汗工厂，这些年我们的社会财富实际上便来自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富士康这一类企业，实际上是瞄准了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及中国低廉的土地价格，这类企业实际上是一条巨大的吸血虫，它吸附在那里，就是不断尽情地吮吸工人的血汗，富了国际上的垄断资本，它吸的，不仅是中国城乡之间工人劳动力的差价，实际上更是吮吸了与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差价。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队伍拥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必须保证工人的基本工作时间和基本工资，否则的话工人会起来游行和抗议。最近法国国会通过劳动法的修正草案，法国工会在两个月内已举行了七次罢工，在5月17日和19日两天在全国举行罢工，矛盾的焦点在于修改法国特有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旦企业与员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就不能随意解雇员工，不然就需要高额的违约金。如果签了有固定期限的合同，如果过了十八个月，就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个办法对企业员工保持稳定的职业有利，法国要改变这个状况，放宽企业招工及解雇的条件，当然对在职的员工不利，于是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的七大工会联合起来发动罢工以示抗议，法国政府想剥夺员工的铁饭碗，工人们就可以组织起来进行对抗，如富士康那一类企业在中国雇佣和解雇工人完全有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一切都是资本说了算，因为在中国，农民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那些劳务派遣公司是为资本服务的，如富士康那样的企业所办工厂，从本质上看，它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那么农民工所取得的报酬，能否获得自己生存和在农村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个农民工劳动的价值之最低界限呢？恐怕也很难。在2015年夏天，当纪录片《我的诗篇》放映结束，邬霞要重新找工作了，当时她33岁，她不知道充斥着90后的工厂还能不能接纳她，如今一方面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一旦年龄超过三十岁以后，要找新的工作就很困难。那个叉车工乌鸟鸟也没有找到工作，爆破工陈喜年也没有找到工作，再加上跳楼自杀的许立志，煤矿工人老井也面临去产能的风险，前途未卜，至于吉克阿优是否真的去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也不得而知。现在的工人们，是否真正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去做工人呢？如乌鸟鸟在《我的诗篇》之结尾，对着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希望她将来好好去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一个烟台来北京打拼的女孩子看了纪录片之后，问秦晓宇，为什么电影结尾要加这句话，她说：“我爸爸是个工人，他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我把它写进作文里以后，被老师批评了，说我太悲观。”电影的导演秦晓宇想了想，一字一顿地告诉这个80后女孩说：“或许现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样的现实是什么呢？现在的工人们再也不愿自己的子女去做工人，那么读书上学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为什么青年工人到了三十岁以上便难以进入打工的圈子呢？也许三十岁以后，无论男女都要进入婚龄阶段，女性要结婚怀孕生孩子，许多单位当然不愿找这个麻烦。男的三十岁以后要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了，也很难安心于低工资了。当今面临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情况，既存在就业的困难，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背景下，势必有大量职工面临下岗和更换岗位的苦难处境，另一方面一些高端企业则面临着“用工荒”，即缺少的是专业化的高端对口的技术人才。这个两难，反映在国民经济增速上，必然是增速放缓。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时，也势必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由正转负，从1985年到2007年，是我国工业化加速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处于增长阶段，劳动年龄投入增长率平均为1.5%，2008年到2012年为0.37%，自2014年到2018年估计为负0.34%。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便意味着每个劳动人口供养的人口之比例在提高，也就是人口老龄化的现象逐渐增加，他们认为中国劳动供给已经进入绝对减少的拐点，问题的最终结果便是“用工荒”。这个问题是对未来的预测，其本质应是劳动力供给的素质与劳动力的需求不对口，乌鸟鸟希望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将来好好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这个承诺真能兑现吗？问题是如今农民工子女的家庭生活和文化教育的高要求真能达到吗？恐怕很难很难。 　　 　　往后若干年，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从低端向高端调整，同样对劳动力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势必从低端向高端变化，那么不仅仅是简单的机械的劳动，它需要相应的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知识，那么未来的农村劳动力，是否具备这样的要求呢？由于城乡的割裂，农民工生产劳动与其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分割的，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有父母与子女相聚的机会，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报告，我国农村有留守儿童2800万，他们便是我们2020年以后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们在农村生活，既缺乏家庭的教育，也缺乏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更不用提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教育，最近校园内出现青少年互殴的极端事件，正反映了他们缺少如何为人的最基本的品德教育，他们的父母离乡去城市打工，希望儿女能好好读书，将来不当工人，做一个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小白领阶层，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实际受教育的状况能实现这种理想吗？即使有一部分儿童随父母去城市，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生存的环境和受教育的条件又如何呢？由于户籍的限制，他们进不了公办的学校，再说巨大的教育支出他们负担得了吗？他们在城市中实际上是隐形的留守，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不健全，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缺乏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感，这能责怪他们父母吗？这些年轻的父母，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忙于打工，哪里顾得上关心孩子的成长和生活素养的培养？从孩子生存的环境出发，那么他们往往缺乏自信，容易焦虑，或者习惯于恃强凌弱来显示其生存的要求，那么在孩子之间自然会出现各种恶性的事件。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人群体，能适应产业逐渐由低端向高端转化的要求吗？未来需要的具有文化素养，高尚品质，有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水平的新型劳动者从何而来呢？这是他们父辈农民工生涯留给其下一代必然产生的后果，我们现在的用工制度伤害了前二代农民工，那么这样的后果也就必然会反映在第三代农民工身上，而且以后劳动力增长的拐点到来，除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并无其他选择。 　　 　　90后的农民工，今年他们也到二十六、七岁的年龄段，孔子讲过三十而立，换一句话说，也该是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繁衍后代的时候了，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下，别说立业，成家就很困难，养儿育女的事情更难，农民工的婚姻还摆脱不了农村在婚姻问题上的旧习俗，这大概也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逐渐恢复起来的旧社会的习俗，那就是谈婚论嫁的前提是彩礼，而彩礼也水涨船高。今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副刊“青年话题”，整整一版讲了一个问题，便是农村彩礼的问题，标题上有一句话：“一婚穷十年，娃娃大了婚债还没还完。”其中有一篇短文，作者讲到他家乡鲁西南几个城市的彩礼要求，男方要给女方三斤三两，意思是100元面值的人民币用秤称出来三斤三两作为彩礼，差不多需要十几万元。甘肃西海固那个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彩礼的习俗，年轻人结婚的彩礼平均要超过十万元，加上操办婚礼，少说也得十几万元，那里2014年的年人均收入只有3800元，人均粮食521斤，那么儿子结婚只能靠借债来维持，婚后十年也还不了婚债。有的地方政府文明办出面限制彩礼和婚礼礼金的数额，如安徽砀山县文明委发倡议书，“不给天价彩礼，聘礼控制在三万元以下。”四川雷波县西宁管委会给所属地区发通知规定，凡婚嫁中，给女方家的礼金在六万元以内，彩礼在2.6万元内，女方不得再素要其他现金及财物，超出规定多给的一经查实，予以没收。《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今天全国性的婚礼市场已经形成了，贫困地区的女性不愿留在当地，老少边穷地区的光棍却大幅增加。”《中国青年报》今年2月23日的特别报道称中国农村剩下三千万光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从1982年到2000年出生的性别比一路走高，从108.47上升到120左右，近两年也只降到115左右，相应地每出生100个女孩，便出生120个男孩，找不到女孩的便成为光棍了。如果按照性别比，到2050年，每50岁的男性，会有13%的失婚，农民工流动的结果，会使欠发达地区承担性别比失衡的后果。全国2014年有2.74亿农民工，其中男性占了70%，于是农村在婚姻问题上出现许多新现象。有一个老计生干部讲自己村里的故事，前年村里老邓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生了一个，抱出来一看，又是一个儿子，当爹的哇的一声就大哭了。现在招女婿倒插门不以为奇了，一个女孩在过年时间，一天见十几个女孩并不稀奇，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那是百里挑一，定下一个，没多久便吹了。来年春节，听说这个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又来了90多人。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婆婆要看媳妇的脸色办事，生怕媳妇跑了，传统的习俗都倒过来了。 　　 　　有调查报告指出，众多男青年是怀揣着婚姻和改善生活的希望走进城市，现实是残酷的，他们仍旧难以摆脱光棍的命运，结婚只能靠消耗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他们很难成家，即使勉强成家了，仍很难逃脱贫困的命运，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农民工的下一代，也很难健康地成长。我们怎么指望工人阶级真正后继有人，并不断实现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呢？怎么适应不断提高的对他们的时代要求呢？工人诗人许立志之死，不仅是对当今现实生活的抗议，也是对中国工人阶级未来的悲鸣。难道如此这般让资本永远支配劳动吗？其实从长远讲，这对资本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习近平同志为了迎接五一劳动节的到来，曾经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主体力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变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处境和地位，让他们挺起胸来做劳动的主人，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主力军。

浏览：59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6/6/5 10: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