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巳申春秋》主要讲了二件事，《海瑞罢官》的批判与一月夺权，当然，这是二次失败的事件。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五十年过去了，往事已成为历史，而历史一般地讲，对于失败的事件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个书写的方式当然抱着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书《后记》主要讲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某些失败事件。记得毛主席在《学习与时局》一文，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曾说：“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还说：“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我想毛主席这些话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吧，对于毛泽东晚年执政的十年，对于文革，也应该是如此吧，现在还是缺少直面地有分析的文章。就在《学习和时局》一文的末尾，毛主席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态度。”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他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是明末农民革命的领袖，他曾经取得很大的胜利，进了北京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但进城以后，因为骄傲而腐败，贪污与抢掠成风，对关外满清和明朝的残余力量估计不足，最后失败了。毛泽东晚年还一直保护姚雪垠写李自成传，这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失败教训的态度，他还写信鼓励郭沫若写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我想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一文是讲对党内历史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他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藉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来，当事人大都已经作古，再回过头去讨论当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再追究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但如何分析研究这十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应该有不少事要做，弄清楚它背后的许多为什么，恐怕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我也不断思考这十年背后的许多为什么，在分析当时的环境上，毛主席执政的二十七年，可以分成二个不同的阶段，即前十七年和后十年，那么前十七年与后十年究竟有着怎么样的联系？现在许多同志对建国以后的运动抱反感的态度，我不是如此，应该分析前十七年的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肃反，这些都是建国以后清理队伍，重点不是解决党内的问题，整风本来是解决党内的问题，后来转为整党外的右派问题，而且扩大化了，那么之所以扩大化的根源是什么？在中南海发生“二王八司马”的问题，起因是这些同志给办公厅领导贴了大字报，后来是毛泽东把它翻了过来，理由是给办公厅领导贴大字报怎么就是右派呢？批评领导成员工作上的缺点与反党是二回事，反右所以扩大化的根子也就在这里。那么究竟有没有右派呢？应该说还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以后是一风吹了。反右以后的整风，谁还敢给党的领导成员提意见呢？这就很难达到改善党风的要求，以后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的重点是指向党内，但只指向党的基层干，碰不到党内中高层领导的作风和思想路线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的起因在前十七年便已埋下了。当然中苏论战也是导致文革发生的外部因素，反右的国际因素与匈牙利事变有关。革命取得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在党的作风上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本来执政不是革命的目标，它只是实现革命目标的一种手段，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使执政这个手段成为革命的目标了，那么执政便成了攫取利益的手段。当然这种观念只反映在一部分人身上，不是全部。那么在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宝塔式中央集权层级结构的体制之双重因素，这个体制既是封建社会统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需要，资本帝国主义也需要这个制度，大资本的跨国公司也需要这个制度，社会主义也需要这个制度。再说文革能不能解决它的负面因素呢？恐怕不能。从上海一月夺权以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看，有的人还是屁股决定脑袋，毛主席讲七、八年来次文革运动，在他心目中的文革运动只是给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大扫除，洗洗澡，擦擦身子，1969年以后的那几年，还是在恢复旧的体制。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们的宝塔式中央集权的层级式官僚体制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如何对其取长补短，我还没有找到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办法，文革后三十多年的问题，也大多与这个等级制下的特权思想有关。所以这些为什么的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是我重新发表这篇《后记》的目的，也只是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还没有成熟的答案，希望大家一起来寻找这些为什么的答案。 　　 　　2016.2 　　 　　 　　 　　《巳申春秋》后记朱永嘉 　　 　　 　　 　　从开始讲述一月革命到现在告一段落，断断续续有快两年的时间了。我所以断断续续花两年的时间和精力讲述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一方面由于它是十年文革中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是自己亲历亲见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我又曾经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所以它也应是我研究的对象，亲自去研究和说明自己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有不少著述提到过它，许多人的回忆录中讲到过它，但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去讲述他。记得曾有人说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宜粗不宜细。我想这是从追究政治责任的问题上所讲，如果过细的话，那很难办。许多人既伤害过人，也是受害者。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的话，那就应该过细。只有细致而具体的分析，才能吸取其中有益的教训。也不是一切皆错。毛想解决权力机构脱离群众的愿望不坏啊！事件的主要当事人，现在有的已凋谢去世了，有的则不愿再提它了。我自己年事也高了，趁现在脑子还清醒，记忆尚未完全模糊，就自己力所能及地、尽可能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一些，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一些线索。所以它既是我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也不限于我亲见亲历的记忆。整个事件的上下左右之间相互关系，所闻的，所传闻的，以及相关的历史记载，都要联系起来分析，都是我研究和论证的对象。所以我自认为做这件事情还是有益的，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三五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那时即便想做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历史著作，一般地讲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都是为胜利者树碑立传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文化革命是一次失败的群众运动，一月革命也只能是一次失败的历史事件，那么叙述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意义吗？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曾经在课堂上给我讲述过一个思想，他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仅有价值，还有价格呢，它的价格是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而变动。我刚听他如此说，当然感到非常奇特，怎么能这样讲历史呢？接着他举王安石变法的例子。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历史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时高时低。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变法的呼声高涨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和评价往往亦会随之而上升。他以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为例，说明嘉庆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所以关注起王安石的变法来。戊戌变法前后，王安石又一次时髦起来，梁启超便曾就王安石变法写过文章。为此他写了一篇《王荆公年谱考略跋》，六十年代初发表在《文汇报》上。这个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那时他已预想到中国社会会有变革的风暴来临。七十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迹象显露了，那时毛泽东关心起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来。我体会，毛的意图是借这本书表示自己坚持文革思想路线的决心不变，所以我一方面让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同时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读这本书心得体会的文章，强调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撇开事件的成败和是非，后人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确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评价者的需要不断变化的。 　　 　　领我踏入史学门槛的是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我为他主讲的中国史学史和元明清史两门课程担任过辅导，后来我接替他这两门基础课，他去讲中国土地制度史了。他看我写的论文都是明清之际的，就陪我去见谢国桢，让我拜他为师，读他的书。所以我对晚明的历史多少知道一些。明亡以后，士人鉴于明亡的切肤之痛，纷纷著书立说，所以顺治康熙年间，记载明亡痛史的著作很多，有亲历亲见者的记述，有汇总时人记述的史著。这些著作，有的被清初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万斯同等人所主修的《明史》所吸收，大量的记述则散落在民间。至晚清，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晚明的亡国痛史又重新为人们所注目。1905年，邓实在上海主编《国粹学报》，重新刊载明末遗民的著作和图片以激发人们反清的意识，后来出版的《国粹丛书》收录了不少南明亡国之痛史。到1936年，日本侵华，民族危机深重时，明清之际的历史又重新受到人们注目，神州国光社又一次结集出版内乱外祸丛书。该丛书前后有十七辑，与晚明史相关的有九辑，主持其事的是邓实、王灵皋、李季三人，蔡元培为之作序，提出“凡清代所指目为违碍之书，特为有志者所偏嗜”，所以书是禁不完的。明末四公子后来成了人们研究晚明史时关注的焦点，陈寅恪的《柳如是传》，说到底还是借以抒发前朝的情结，这一点人们不是看不懂，但还是被允许的。对于明亡的研究和思考，还是各有所好，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3月18日闯王进京，这一年正好是甲申年，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李自成所以失败的原因，把同情倾向于参加农民军的士人李岩身上。毛泽东在同年4月12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与时局》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在11月21日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献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那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那时抗日战争形势已逐渐走向胜利，在那样的条件下，总结历史上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即将取得胜利者或者对如今已取得巨大胜利者如何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而言，仍然是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讲失败的教训毕竟是沉痛的，但给与人们的记忆往往是永誌难忘，它比对胜利的陶醉要久远的多。总结从李自成到太平军的失败，毕竟都是古人的，而毛在《学习与时局》那篇讲话中，着重点还是在总结党史上几次失败的教训。言败不是为了丧气，而是为了振奋精神继续奋斗。而郭沫若的那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资料还是晚明史籍中来的，《明史》只有一篇《流贼传》，简单而且是一面之辞，他主要是根据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计六奇是我的同乡，无锡人，他在康熙十年（西元1671年）编辑了这部书，有二十四卷，讲了明末各个集团治乱兴亡的原因。如若没有明末清初士人们亲历的记述和史家们的搜罗整理，郭沫若这篇《甲申三百年祭》也无从着墨了。毛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托人找《明季北略》来看。毛谈这一类书时，他的思想感情始终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记得1967年2月3日，毛与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库鲁谈话，这次谈话的结束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古希腊奴隶起义的领袖），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这里毛讲的还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啊！所以历史事件的价格和价值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作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多保留一些当时情景的纪录，对于后代还是有用，什么用、怎么用，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从认识发展史看，反面教训在价值上并不比正面的经验逊色，从证伪的角度讲，反面的教训甚至可以说比正面的经验更有价值，更加珍贵，因为它是人们付出沉重代价才获得的教益。 　　 　　从理念上讲，文化革命的精神是从巴黎公社演化而来的。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时，毛赞扬她为新时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此后，毛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一再强调要发扬巴黎公社的精神。上海一月革命时，取名上海人民公社，也是由此而来，后来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是考虑到国体的连续性，并非毛要放弃巴黎公社的原则。不仅上海曾取名人民公社，黑龙江最早也叫人民公社，北京也考虑过叫北京公社，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巴黎人民在德军进逼巴黎城下，巴黎市民被迫起来反对对外执行投降主义政策的国防政府的一次武装起义。3月18日起义开始，5月间起义失败，前后仅72天。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公社委员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起义失败后的两天，马克思便撰写《法兰西内战》，描述这次失败的经过，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同时出了一道难题，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提出了两条正确的办法：一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群众自下而上选举产生，而且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换他们；二是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不论其职位的高低，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在1966年的下半年和1967年年初反复强调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之所以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只是希望在实践上破解这个难题。当然，这次文化革命和一月革命，如巴黎公社一样，也失败了，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所以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难题，至今还留在世人面前，不仅没有破解，而且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毛的初衷与他得到的结局是完全背离的。应了老子说过的一句话：“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德国人尼采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悲剧的诞生》。他认为希腊古典的悲剧是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厄尼索斯完美结合的产物，太阳神或者日神是理想的象征，它把宇宙和人生当作一种梦境来把握；而酒神则是似醉似痴的状态，人们狂歌醉舞，实际上表现了痴狂的非理性状态。把这两种状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注定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一月革命，推而广之，整个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是人们处于这种畸形变态心理的表现。对待这样的历史悲剧，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挖苦和嘲笑。 　　 　　从操作层面上讲，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贯穿于文革。其中既有西游记中孙悟空那种大闹天宫的游戏格局，又有帝王驾驭群雄的种种方术。文化革命，自以为史无前例的创造，在形式上却处处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印迹。过了当时那种似痴似醉、狂歌乱舞的状态，冷静地回过头来看看，又觉得怎么会那么滑稽可笑，再想一下那时自己的心态，却又是那么虔诚而真心！从个人来讲，我们都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我却无怨无悔，因为我经历了这样的跌宕起伏。历史由传统奔向现代的潮流就是如此不断地回旋而又滚滚向前的，再去追究那时领袖们的责任已经完全多余了，他们都早已作古了。需要的是，弄清楚它背后那么多的为什么。这样才能理解它，才能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训，才能挖掘出其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乱世和失败，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从微观上讲都是深重的灾难，从宏观上讲，在那些领袖人物中间却又有许多曲折委婉、悲壮凄凉的故事，特别那许多英雄如何走上末路、走上霸王别姬的壮烈故事，它们都是值得后人不断去回味的珍贵教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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