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间，刘景清寄了一篇题为《“说不清”的写作组》的博文给我，刘景清是写作组文艺组资格最老的成员。他来自天马电影厂，与戴厚英等一起来丁香花园，是文艺组最早的成员，比我到写作组还要早半年。在上海市委写作组他是老资格了，从开创写作组到写作组的结束一直是元老级的成员。刘景清始终是非党成员，在1966年写作组造反时，他是坚决反对造反的。尽管如此，他在写作组始终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刘先生几乎没有卷入过任何重大事件，所以在写作组他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在清查运动时，他自己还认为没“说清楚”，而清查组则认为他已说清楚了。从某种意义讲写作组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自由主义泛滥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上海市委写作组与北京“梁效”写作组的风格不一样，没有他们那里那么严格的组织纪律，大家相处人情味比较浓一些。否则，刘景清现象在写作组便很难存在了。这也许是人们很难想象的怪现象。今先转录其文于下： 　　 　　“说不清”的写作组 　　 刘景清 　　 　　上海市委写作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分崩离析，被批倒、批臭。 　　记得在清算写作组的罪行时，凡写作组成员，人分三六九等，有的坐牢，有的隔离审查，有的犯“政治错误”，有的要“说清楚”才能解脱。我是写作组成员，也许罪孽不那么深重，属于“说清楚”对象。于是反反复复，说来说去，在我自己感到有些事实在说不清楚的时候，就被宣布“说清楚”了，解脱了。这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已经是35年前的旧事了。有的人喜欢翻历史的旧账，也许是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吧。可是翻开旧账一看，有的还是一笔“糊涂账”，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连哪些人是写作组成员都没有搞清楚。 　　最先闹得满城风雨的是Y先生，他跟很多人公开辩论，竭力声明他不是写作组成员。他究竟是不是写作组成员呢？我们虽然在一个办公室共事多年，但我从来不多管闲事，我又没有看过他的工作证，怎么能想当然地下个“是”或“不是”的结论呢？只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其实最有发言权的人是有的，例如原写作组的头头，可惜他们今天没有了发言权；例如当年审查写作组的时候，把写作组翻了个底朝天，那些审查者对哪些人是审查对象还不清楚吗？不过，话又得说回来，Y先生否认是写作组成员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写作组是个“黑窝”，是御用工具，是一伙不学无术的拍马钻营的“文痞”，声名狼藉。谁愿意惹一身臊，不想撇清关系呢？ 　　其实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说便怎么说，不必太在意。经过30多年的负重奋斗，从写作组里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有教授、博导、研究员、主编、著名作家、党政干部，还有光环耀眼的“大师”。他们赢得了社会普遍的尊重。最没出息的如我，倒也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终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不到还有人硬要往臭名昭著的写作组身上靠的。 　　早在2013年8月，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题为《在‘写作组’的日子》的大作，作者是G先生。还有照片为证，本人见不得人的尊容居然也上了报。接着又在《上海文学》2015年第二期上读到了《在市委写作组的日子》，作者也是G先生。内容基本相同的两篇文章为什么要重发一次呢？也许是为了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吧。把写作组这碗“冷饭”拿出来“热炒”，还会有人感到滋滋有味的。 　　G先生自称“进入市委写作组”，可写作组确实没有他的名分。我们在被“清查”的时候没见过他的身影。他是在复旦大学挨的整。有的原写作组成员看到上述文章后还问我：“G先生是谁啊？”我只能这样解释：我们在一起写过电影剧本，但他不是写作组的。我不能把他拖下水啊！ 　　我拜读了G先生的大作以后，“实话实说”，有两点不一样的感觉。第一是关于“朱总管”的。说他“不苟言笑，挟威自重”，“让人一见生畏”。其实是不确的。他很平易近人，办公室里的笑声数他最大。要说写作组的“边缘化”人物，恐怕是非我莫属。我不是党员，且“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他要整我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是他没有整过我。他待人是比较宽厚大度的。随着地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我也未见他有多少官气，也没有多得一平方住房，多加一分钱工资。第二是关于写作组的。写作组是一个市委的工作机构，和写作组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像G先生一样来写剧本、小说的也不少。我认识的就有茹志鹃、菡子、郑开慧等作家。稍后的1966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的Z先生、S先生、M先生和我，奉写作组之命合作创作了反映三线建设的电影剧本《江山万里》，只是后来形势变化而未拍成电影。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和写作组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如果我也说他们“进入市委写作组”，他们一定会以为我在发疯，在害他们。按逻辑推理，写作组是清算对象，“进入市委写作组”而未遭到清算，岂不成了“漏网之鱼”？所以G先生本来与写作组没有什么关联，因请来合作个剧本而“自投罗网”，是会引起人们的误解的。 　　是写作组成员的拼命要撇清关系，不是写作组成员的却要贴上去，这个写作组还“说得清”吗？ 　　 （2015，5，18） 　　 　　 引起写这篇短文的G先生，即是《南方周末》上发表《在写作组的日子》和今年在《上海文学》第二期上发表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这位G先生的真名大姓乃龚斌先生，我读过他的大作《陶渊明传论》，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一本专著，封底有一个作者简介，称：龚斌，男，1947年5月出生，上海崇明人，197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鬼神奇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神世界》、《陶渊明集校笺》等，在这个简历中，没有说明他与市委写作组的关系。他是复旦大学七三年文科试点班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他与写作组发生关系是因为创作电影剧本《珍泉》的关系。复旦大学文科试点班由教师翁世荣老师带了二个学员，其中一位便是龚斌。这个创作组是由上海水文地质二大队为主，写作组文艺组也只是参与者之一。故开始主持这个创作组的负责人是来自水文地质二大队的，这个创作组在当时是三结合的产物，它不属于写作组。 　　 水文地质二大队在当时是一个先进单位，它对测量上海地面沉降的起因有功。它认为上海地面沉降的原因是过量采用地下水造成的，因此采水的单位有回灌地下水的职责。故上海一些大型工厂有回灌的任务。此后上海地面沉降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为此上海水文地质二大队受到地质部的表扬，红旗杂志要组织他们写文章，总结经验，于是在1970年红旗12期上以“中国共产党水文地质二大队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找水》的文章，此文是肖木执笔改定的，他对此事印象深刻，因此才有以地质队找水为故事的线索搞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这就是电影剧本《珍泉》创作小组的产生，它仍然以水文地质二大队为主，让复旦大学文科试点班的师生有一个创作实践的机会，也是作为学校的教育如何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这就是翁世荣带龚斌等二个工农兵学员参加创作组实践的起因。这个剧本创作的策划及创作稿的讨论曾经在写作组文学组进行，故龚斌可以在写作组活动过几次。他那两篇《在写作组的日子》所记载的，大概是他那时的见闻，也没有什么太大神秘的情况。创作组改的几稿都不理想，那时肖木在上海，这个稿子是肖改定的。后来便发表在《朝霞》丛刊上，刊物发表前，肖木曾把剧本送给张春桥看，张春桥对剧本有一段批文：“我抽空翻了一翻，支持你们把个本子搞出来。我初步的感觉是：主题、题材都是好的。本子也有许多感人的地方，但是，人物似呼多了一些，情节也不够集中，因而矛盾不尖锐。可能没有考虑到电影的长处和短处，可否同电影厂的有经验的同志商量一下，把人物、矛盾更集中，在主要人物上多花些功夫，次要人物的戏删去一些，同时要多考虑到电影主要是视觉艺术，不要过多的对话，可能更感人一些，以上只是粗略的想法，供参考。至于你的整个工作安排，由洪文同志决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从张春桥这段批文讲，他没有讲主题要讲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没有讲三突出的问题，只是从电影是视觉艺术的角度提了一些意见，这个电影剧本总体上还是发扬先进模范为主题的，张的这些意见还是出在点子上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关键，即“至于你的整个工作安排，由洪文同志决定。”其原因是肖木在王洪文那儿担任文化教员，他不想干，此前在王洪文那里请了半年病假回上海，许多时间都花在修改这个电影剧本上。龚斌在文章中也认为肖木花了功夫，剧本是改进了不少，肖木把这个剧本送给张春桥看是希望张能同意他不再去北京在王洪文身边做文化教员，能留在上海抓文学创作。他那时用心改电影文学剧本《珍泉》的目的是想用它来作为敲门砖，放他离开北京这个环境，集中思想拍一部好电影。 　　 肖木为什么想要离开北京，回来从事文学创作呢？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他是萧山人，是母亲的小儿子。在他之前有八个兄弟姊妹，家里很穷，是贫农成分，自己靠自学起家的。他是铁路工人出身，爱好文学创作，他最早的作品受沈雁冰也就是矛盾的表彰。由于他出身好，文笔又好，所以先成为铁道报的编辑，以后调到上海《支部生活》当编辑。由于他文静，听话，文字表达的根底又好，在支部生活受到主任丁柯的器重，很快成为编辑主任一级。文革一开始，丁柯很快就被打倒了，结果他成了那里当权派的代表人物，成了批斗的对象，所以他总想逃，先躲在静安公园，以后他又找到那时原市委党校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找了徐景贤，表示愿意留在那里，愿意做一点文字工作，他的初始目的是为了逃避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结果却混到造反派的“黑窝”来了，他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成为市委专题写作组的一员，都是徐景贤定的，以后专题写作组解散，我们都去当工宣队，没有多久，姚文元接管了红旗杂志，又把我、王知常、肖木三个人调在一起，叫作红旗组稿小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红旗》组织文稿都是我们为他人改稿，从未自己署名发表任何文章，大家倒也心安理得。七一年恢复上海市委写作组，便是由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批陈整风以后，毛主席号召干部要好好读书，我们三个人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辅导那时的市委常委读书，每星期四上午有一个半天辅导他们读马列著作，如《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等，这实在是一个苦差事，我们自己工作也忙不过来，还得先读书，然后去边读边讲。这件事肖木很努力，所以最受领导赏识。因为体谅到他们读书的难处，林彪事件以后，中央要提拔工农出身在文革时期涌现的新干部，王洪文是人选之一。《毛泽东年谱》载，1972年7月24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谈国际问题，最后谈到国内问题，他说：“外国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便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要搞一个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都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辅助。”王洪文去中央实际上是周恩来到上海找的，当时与王洪文一起去中央的有河南的纪登奎、湖南的华国锋，王洪文文化方面的基础知识不够，要有专人辅助他学习，他就挑上了肖木。我们三个人中，肖木出身好，家庭社会关系好，人长得俊秀，讲起话来温文尔雅，层次结构清楚，便于理解，他与领导的关系也能贴心，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所以肖木也就成为王洪文心目中的意中人了。他也确实为王洪文做了不少文字工作。如王洪文在“十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便是肖木执笔起草的。这事肖木没有说，是张春桥对我说的，毛主席也赞扬了这个报告，有毛主席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肖木在主席话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所以王洪文受到毛的表扬。其实他不尽为王洪文起草讲话稿，还为华国锋起草讲话稿，还辅导在中央工作的工农干部，如陈永贵等读书，有时候他还随王洪文一起列席中央会议。然而他不安心在北京的工作，他心目中的梦想还是做一个工人作家，写一些他自己得意的作品。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那时的文风偏激得很，他也无法超脱，他想借助于张春桥能摆脱自己在北京的处境。他花力气修改《珍泉》这个剧本的动机便是如此。他不迷恋于权利和名位，希望自己能在文学创作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发起创办朝霞丛刊和月刊的不是我，是肖木和陈冀德，我是和他们兴的，实际上对这件事我是很犹豫的，为什么？根据往日经验，这很难有好结局，江青要求太高，很难达到那个水准，只能先低调做起来，开始不声不响，这件事只能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在七三年五月出了丛刊送给张、姚，以后没有批评意见我就放心了，到七三年九月，我才正式给张春桥姚文元报告出版朝霞月刊的计划。张春桥的批示：“请文元同志阅批。拟同意他们的计划。出一个文艺期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姚文元的批示：“同意，建议写作组，留有发表评论的余地。文学月刊、丛刊的编辑工作可多培养一点人搞，不必每一篇都看过。否则，将来可能难于对某些作品发表评论。 九月十三日。”姚文元这样批，是替我们留有进退的余地。这件事我们没有报上海市委，也没有报毛主席和江青，为什么？怕自己的作品粗糙，报功不成，反挨一顿臭骂。刚刚起步怎么可能要求很高呢？只求政治上不出大的问题，艺术上慢慢提高。那时我的心情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龚斌在文革中关于他当时批评样板戏三突出的话怎能外传呢？不小心传到江青那儿不要弄个翻船哦！当时写作组并没有因此而批评他，是翁世荣批评他的。即便批评也是出于爱护，求一个平安罢了。张春桥关于《珍泉》那个批示断了肖木回上海的念头，肖木只能乖乖地回北京去了。《珍泉》这电影剧本在《朝霞》丛刊上发表以后，就没有力量与电影系统合作进一步修改而能上银幕了。至今也没有看到能深刻反映地质工作者在荒山野岭之英雄业绩的电影。这毕竟是值得遗憾的一件事。 　　 尽管如此谨慎小心，《朝霞》的命运真能风平浪静吗？事实并非如此。《朝霞》月刊出版没有多久，便闹了一次《朝霞》事件，起因是《朝霞》月刊上红卫兵小将的一篇作品提到了一个中学红卫兵的半周年纪念的事，又触犯了别人的神经，市委马徐王下令停刊了。最后还是张春桥出来圆的场。张春桥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给马天水发了一封信，今录其文于下：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 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 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3） 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 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这里《朝霞》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指七四年第四期有一篇必须批判无冲突论的文章。张的这封信是为我们解脱。后来王洪文还找肖木谈话，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朝霞》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后来肖木也曾在狱中呆了九年，还写了不少作品。一本叫《贱民》，另一本是《咬人的石头》，但他这两本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出书。且出书前后也有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趣闻。他写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和《大汉帝国》也用的是笔名，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在狱中的生活也很丰富，为监狱编了《劳改报》，他的编辑生活延伸到了监狱。凭借其艺术天分，为美化监狱生活，他写了不少条幅和水墨画。他在那里是美术中心的教师爷。但是他做恶梦离不开监狱生活。其实他在钓鱼台王洪文那里也呆了几年，见过形形色色各种人物。这何尝不是生活素材。如天假以年，他能创作出更多有历史价值的作品。但他今年已八十了，身体也不太健康。愿老天爷假他以年，能真正留下一点更有价值的作品。他在这方面的生活之观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还有他那支笔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知识分子受点磨难有时不是坏事，但要为他们创造适当的写作条件。他们可以把生活的另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一笔非常有益的社会财富呀！对我们国家和社会在今后更加健康向上也是非常有益的。不用害怕会有什么消极作用。 　　龚斌那两篇《在写作组的日子》的文章作为局外人，就根本不了解我们实际工作的内情，这也难怪。那个时期虽然逃过一劫，到了清查时，《朝霞》还是难逃被清查的命运，从而寿终正寝。至于龚斌文章中介绍，那年他们那个创作组从五月下旬到七月上旬，四十多天时间，由上海至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再回上海，行程七八千公里，经历地域之广，见闻之丰富、印象之深刻，也为后来之不及。说实在话我在写作组十多年还没有如龚斌那样的机会，如此从容地游山玩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你们也够自由主义了。写作组当时也没有为此而有何计较。 　　 关于陶渊明，我还想录一段毛主席的话送给龚斌。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让芦荻给他读王粲的《登楼赋》时，在评价王粲这篇作品时，带到对中国历史上隐逸之士的评价时，他说：“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不知龚斌先生读过这段话没有。特送上这段文字供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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